都遇到了或者将会遇到类似的麻烦！如果不及时查清原因并且制止的话，严重的问题可能会象流行病一样流传开来。”
我只顾自己说话，但还是忍不住向阴暗中瞟了一眼，烟雾明显接不上，周局长显然被我的话吸引而忘了吸烟。我把头掉开，压低声音，清清楚楚地说：“我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中国开展工作始终不得其门这么多年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虽然我们国家特别是你们安全部保密相当严密，可是我们都忘记了，同学之间根本无密可保，你分配到什么单位，干什么具体工作，干得如何，以及你的提升情况、家庭情况等等，同学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如果说这些还都没有什么，那么更加致命的则是老同学之间几乎都对对方的性格、优缺点、喜好了如指掌，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国外情报机关以这个为突破口的话，情况就严重了。人家国外的情报和反间谍机构虽然也招收大学生，可是没有象我们国家那样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内挑选。
“周局长，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致命的弱点，只是看你是否找到这一弱点吗？对于一个老成持重的成年人或者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你可能无法抓住他或她的致命弱点，可是对于我们高中毕业就进入大学，同吃同睡同学习好几年的同窗同学来说，每个人有什么致命的弱点大家彼此就都一清二楚，你爱虚荣的话，每个同学都知道；你爱占小便宜，大家早就不借钱给你了；你荷尔蒙过多好色的话，大家住一个宿舍，睡上下铺，晚上你手y把床搞得支支叫，大家更是心照不宣。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我的同学中出现了那么一个人，他不但精通心理学，而且知道每一个老同学的喜怒哀乐，又得到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话，后果会怎么？”
我故意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周局长，我对广东和酒泉两位同学出事的分析认为，他们都是栽倒在自己的致命弱点被人家清楚地掌握住。什么人可以如此清楚掌握他们的致命弱点呢？我想除非亲戚朋友，否则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老同学了。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我们该担心的就大了，国内的不说，据我所知道，我们班还有派遣到国外工作的，如李建国被秘密派遣到国外从事我太空研究相关的绝密工作，他这样的不是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你得尽早撤离他们——”
“十分钟到了。”烟雾中传来周局长竭力保持镇静的声音。我停下来，却没有动。直到感觉到烟雾消散，周局长站起来，我才转过头。在我面前的仍然是一张慈祥的脸，我叹了一口气。我理解周局长的谨慎，由于我已经不是部里的特工，加上我刚才的问题确实敏感，所以我们采取了我明他暗的方式，并且我讲话的过程中他一次都不打断或者接话。要知道，对于有经验的情报人员，观察面部表情几乎可以得到至关重要的情报，例如如果刚才我可以观察到周局长的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话，那么在我十分钟的推测陈述过程中，我就可以从他喉头、大动脉、眼睛跳动的频率，肢体的移动再反“推测”出这位北京最高级的情报首长对我十分钟推测的每一个细节的反应。如果那样的情况真出现，国家机密就可能受到严重侵蚀，国家安全就一定受到危害。所以对我如慈父般的周局长在知道我要提出敏感问题时要求我“按照规矩”，结果自然是我滔滔不绝讲了十分钟，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得到，出现在我面前的仍然是先前那张慈祥的面孔。
“小杨，”周局长开口了，声音中透着疲倦，“我一直很信任你，你也很有头脑，不过一涉及到工作的话，保密制度必须不折不扣的实行，不能有丝毫个人感情牵涉其中。我信任你是一回事，我们是否按照保密规矩行事是另外一回事。你刚才谈的我都认真记下来了，为了便於你可以进一步配合我们工作，我这里在允许的范围内适当透露一点情况也无妨，希望你可以开动脑子，经常对事情多问个为什么。”
周局长接着说：“我们从华盛顿得到的绝密情报称，一位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报局派遣回中国。这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的华盛顿朋友中央情报局哪一年不是热情洋溢地给我们输送间谍过来？人家的工作就是要搞我们的情报吗，是不是，再说我们也有反间谍机构，不就是要等他们输送的人上钩？可是由于提供这份情报的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后来经过查证，这个消息属实。可是我们却遇到了难题。以前中央情报局派遣人员过来前，我们大多可以掌握他们的身份或者身体相貌特征，可是这个郭青青却什么都没有。后来我们进一步查证后发现，原来郭青青是国内过去的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的学生，在美国深造后和一个教授结了婚，并取得了绿卡。大概在2000年离了婚，之后她在纽约找了一位叫麦克的整容医生给自己整容，手术经历一年，她几乎是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但这时发生了‘911事件’，整容医生麦克当时正在大楼内，不幸丧生，同是所有关于郭青青整容的一切资料也在那场灾难中彻底毁灭了。郭青青是在申请美国国籍时发现问题的。因为她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没有医生的证明，美国根本无法承认她就是原来郭青青。”
“可是，在美国得到绿卡时，不是要打印指模吗？”我打断问。
“说起来可怕，那郭青青据说为了十指修长，连手指都做了修整，结果指模受到破坏，所以fbi根本不承认她。郭青青当时非常紧张，不但身份需要回复美国籍，而且离婚时获得的不动产等都需要她去办理。据说她那段时间很着急，东托人西找人的。可是在美国标榜的是讲法，制民主，托人有什么用？后来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完全掌握。不知道到底是她找到中央情报局还是中央情报局找到她，总之他们双方做了交换：中央情报局为她解决了身份，她大概答应为中央情报局做些事情。我们当时得到的情报只是说，郭青青被派遣回了大陆。”
“但是，周局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算一个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报局派遣进入大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中央情报局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每年多多少少的总得派遣一些间谍过来吧，不然他们上百亿美金的经费如何花费？”我不以为然地说。
“话虽这样说，可是由于这次情报来源重要，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加上以往中央情报局派遣进入中国大陆的间谍大多是美国外交官、商人或者学者，就算偶尔派遣一些华裔人士进来，也大多是以学者身份顺便获得有关资料的，并且多数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大概也知道，中央情报局派遣的很多特务几乎都是在一进来我国领土后就被我们监视控制，有时我们为了让美国不要那么霸权，希望他们真正了解中国，所以我们就让他们的特务多收集一些中国的‘情报’，你知道美国有邦反华人士整天宣布中国威胁论，我们都多次声称，公开辩解，可惜他们都不信。所以，我们就让他们的间谍来收集一些情报。这些情况你也知道，所以我们一般对於中央情报局派遣过来的特务不但不紧张，有时看他们收集了错误的情报，还‘故意’帮助他们呢。不过，这次好象不同，回到郭青青吧，这次中情局竟然派遣经过易容的间谍过来，情形有些异常。事实上这样的事只在冷战期间美苏对峙时美国才使用过，目前中美关系虽然问题多多，但总的方向还是朝健康关系发展的。美国在这个时候突然对我采取如此极端的秘密间谍派遣，其目的何在？我们非常重视。”
周局长停了一下：“如果再结合你的分析推测，我觉得问题比先前想象中的更加严重。但由于纯粹是推测，就算正确，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你的同学不但分散在各地，而且也不只是在国家安全部门，就算是在国家安全部门，我们也无法对他们一一明说，这样可能打草惊蛇，这件事看起来还有些难办。”
我很高兴周局长认同我的分析。不过也许是他们早就掌握了情况，周局长只是顺着我的话说而已。我突然想起田海鹏想找同学聚一聚的谈话，我兴奋地站起来，“有了，周局长，有了！”
“说来听听。”
“是这样，毕业都十几年了，我们同学基本没有搞过聚会。我可以联系广州几位同学策划一次同学聚会。这样大家不就都一起来了。”
“都到一起就好办了。我可以派几位专家暗中配合你，我们还可以搞一些窃听。我想，以你的才能，我相信你可以摸清一些基本情况，看哪些同学异样，哪些又太正常，好主意！小杨，我可以私下提供你们一些聚会活动经费。”
“不用了，老局长。”我笑笑，“我有个同学这两年发了，他一直想花点钱联络老同学。这事交我来办好了。”
“好，就这么办。对了，小杨，你刚才说什么同学李建国被安全部派遣到国外的事，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哎呀，周局长，你该不会认为老同学之间真有秘密吧？我们今天一晚上不就在谈论这个话题吗？”
“你误会了。我是问，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是他告诉你的，那么你应该有他的电话或者地址吧？”
“当然是他告诉我们的。不过，我们这一代都是靠电子邮件联系的。”我想起田海鹏的话，笑着说。
“那你可以把他的电子信箱号码给我吗？”周局长看着我，“你不会连我也不相信吧？”
我把田海鹏给我的他们一直联系的电子信箱地址写给了周局长。
之后，得到周局长的同意，我立即就拨通了田海鹏的电话。我在电话中告诉海鹏我想和他一起组织一个同学聚会，电话那边立即传来激动的声音。我放下电话后也兴奋到极点。可是回头一看，周局长竟然斜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知道这样的行动对于周局长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我扯出毛毯轻轻地给他老人家盖上。
※※※※※※※※※
第九章 你以为你是谁？
我以前经常逛火车站，我喜欢身在火车站的那种漂泊无定却又充满向往的感觉。我主动向同学会筹备负责人田海鹏提出，由我负责接所有坐火车到广州来的同学。火车时间无定，加上经常晚点，估计整个星期六都得在广州火车站度过。然而我却惊奇地发现自己前一天晚上竟然兴奋得无法入睡。
小时候，家乡县城的火车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父亲每次到县城开会，都会把我带在身边。那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去火车站玩。父亲于是就会在散会后从会场最后一个走出来，拍拍一直坐在会场外面傻等的我的肩膀，牵起我的小手，向位于小城北面的火车站方向走去。我一路崩崩跳跳的，心儿随着越来越近的气笛声“扑通扑通”的乱跳。父亲则一路沉默。到了火车站我喜欢在站台上跑来跑去，追着每一个火车头激动得手舞足蹈。如果可以呆久点的话，会有南来北往的客运火车经过小城车站。这时我就会站在一旁，学着站台服务员的样子，打着手势让火车停下来。运气好的话碰上慢车，火车真会随着我的手势慢慢地停下来。我就会突然安静下来，紧张地盯着每一个窗口看，里面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让我心里很不平静。我一边看一边想，那些都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呢？我今后会不会遇到他们中的一个？又或者今后好多好多年后，会不会有个陌生人突然对我说：“你就是站台上的那个孩子吗？”这样想着，火车就慢慢出站了。我向火车上每个窗口的陌生面孔挥手再见，可是没有人看到我。我知道火车很快会到下一个站，那里肯定还有其他孩子在站台上等看火车，而这个站台上只有我，我总是难受的想哭。这时一直蜷曲在站台一角的父亲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牵起我的小手，父子两人就这样默默地离开。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时到城里开会，几乎每次都是开批斗会。而父亲就是批斗会上的主角之一。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是有四十亩地的地主，父亲解放后就一直在公社中学教书。那些年他几乎成为每一场运动批斗的对象。但是据说，无论是作为地主剥削阶级，还是右派，还是臭老九，父亲都可以配合造反派或者政府深刻检讨自己，还可以以事实深入浅出地教育人民认清自己这样的坏份子。由于父亲的检讨深刻，往往连当地政府官员或者造反派都没有能够揭露的内心世界都可以淋漓尽致地坦白出来，所以那些年县城每每有重要批斗会，都会让父亲去受批斗。最后，父亲还要代表地主阶级，右派或者臭老九发言。父亲在发言激动的时候，还会抽自己耳刮子，带头高呼打倒自己的革命口号。据说就是因为父亲可以这样委曲求全，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所以始终没有丢掉教书的工作，我的哥哥姐姐也才可以读完高中，我也就经常可以进城看火车。
那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幼小的心灵里装着那么一个神奇的火车站，已经足够我整个童年梦想不断。在我十七岁那年，我第一次坐上火车。那一天父亲背着我的箱子一直送我到火车上。哦，我兴奋地寻思，我终于过到窗子的这一边了。火车慢慢移动时，我生平第一次从火车里面向窗子外面看，发现站台上父亲仍然一路小跑跟着火车，不停向我挥手，脸上不知是汗还是泪。父亲那激动的样子象极了我以前在站台上目送远方的列车离去。
那天到北京火车站前的十四个小时，我一分钟都舍不得闭起眼睛，我记忆着每一个经过的城市名字，我搜索着每一个经过的火车站台。晚上，我又为每个从火车旁边一闪而过的小镇村子浮想联翩。我想找到站台上象我这样的男孩，我想象那一闪一闪的村子里都住着什么样的人。今天我终于坐在火车里往外面看，可是，我却始终没有明白过来。里外我都看过了，火车站和火车对于我却仍然是神秘和有吸引力的。
我的憧憬，我的彷徨，我的希望，我的惆怅，都和火车站连在一起。
一晚上没有睡好，星期六早上却仍然可以精神抖擞地直奔广州火车站。早上第一批到的同学包括从上海来的三位。上海市委保密部门的邓克海，中国旅行社上海分社的蔡芬芬，以及浦东开发区的陈卫家处长。火车还没有到站，我就坐不住了，起身在广场上游荡起来。广州火车站和我记忆中的小城火车站完全不同，不要说看不到火车，就是看到也是一个个悄无声息毫无生气的电动火车，和记忆中那让人心跳加速的轰隆隆的庞然大物根本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出于对家乡小火车站的怀念，我以前在北京和后来到广州后都还是常常喜欢到火车站。特别是来广州后，充满盲流的火车站很快给了我另外一种奇怪的感觉。那些挤逼在广场和候车室里的一群群盲流都让我仿佛看到过去的自己。不过从那些盲流看我的眼神里，我知道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了。我衣着整洁，皮光肉滑，时而昂首挺胸，时而低头沉思，我知道自己在这群盲流中可谓是鹤立鸡群。我不完全把这看作是虚荣心，事实上这样的感觉让我为自己的努力而自豪，也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未来提供动力。
直到后来我的口袋被火车站的小偷划破过两次，我才少去了。但是让我真正不再去火车站“忆苦思甜”，为自己奋斗找动力的原因则是因为那次公安清查无“三证”人员。那次看到盲流被公安呼来喝去，少带一个证就塞进大货车拉走，我心里很有些抱不平。我在广场上慢慢度着步子，这时一个公安迎头向我走来。
“站住！检查‘三证’！”他朝我这边招招手。
我回头看看，没有别人，只有我。我不相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我吗？”
“不是你还有谁？”公安很不耐烦。
“你没有搞错吧？”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潇洒地做了几个盲流绝对不懂做的动作冲公安笑笑：“我不喜欢随身带证件，这里小偷多。”
“那你就是‘三无人员’，你上那边那个车，快点，自觉点吧。”
我一下子怔住了。公安很认真的样子，公安是不会判断错的，难道我和火车站上的这些盲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