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以你今天早上‘英雄救美’的行为，最少也要判你十五年！”
一想到刚才带着手铐的感觉，我有点不寒而栗，“周局长，我也是没有办法，我——”
“什么没有办法？把警察骗到房间，夺取枪支，胁迫警察，然后让郭青青从容离去，这是没有办法吗？这是犯法！！我现在给你个机会，马上告诉我郭青青护照上的名字，或者她的照片，如果现在通知海关，拦截下来的话，你的罪就会轻一点。否则你脱不了干系的。”
“我不知道她使用的护照名字，我没有问，也没有照片，真的。”
“你？哼！”周局长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故意看了看手表，周局长明白过来，叹了口气。从广州到深圳不过一个多小时，郭青青应该在几个小时前就过了罗湖桥到达香港了。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局长痛心的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让我觉得既难过又好笑。
“周局长，你听我解释。”我尽量平复心情，斟字酌句地解释：“我已经查清楚了，郭青青不是我们班同学出事的原因，但奇怪的是她确刚刚好卷入。根据我的判断，她的卷入有可能是人为的设计或者被人陷害的，有可能还是针对我的。因为我们同学都知道我和她的关系。可是在目前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没有人会相信我的推断，但所有证据都直接把矛头指向郭青青。另外，就在你们获得情报说郭青青是间谍，你也把我派去调查时，我们的同学开始出事。这表面好像是因为郭青青引起，可是也可以推测，那个家伙用郭青青作为诱饵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而方便他自己作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抓了郭青青就正好上了敌人的圈套，而且还会打草惊蛇——”
“什么打草惊蛇？我们不会考虑吗？如果她不是间谍，我们会还她清白，放掉她。”
“周局长，你我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抓住间谍嫌疑人会很快释放的？又什么时候公开过承认自己抓错过人，还人家清白的？以目前事件的扑朔迷离，郭青青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你不是不清楚我们办案的效率和，对不对？”
“我们办案的效率？小杨，你大概忘记了，我们办案的效率是最高的！美国办案的效率才低，经常一个案子拖拖拉拉好几年。”
“不错，美国和中国办案时都拖拖拉拉，可是美国人在审判嫌疑人之前实行的是无罪推论。可是我们在审判之前却一直认定嫌疑人是罪犯。在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拖拉就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我不客气地打断周局长，“再说，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政法干部了，如果仍然在政法部门，我没有理由不认为我们效率高，可是我现在是普通中国公民，周局长，你应该知道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目前对我们的政法系统有多少信心才对！”
“乱弹琴！你乱七八糟说些什么？真是越来越放肆！再说，就凭这些，能够为你武装挟持警察释放间谍嫌疑犯做借口吗？！”
“当然不能，可是，她是因为我才被你们盯上的，而且我还帮你们调查了她。我有责任不让她因为冤枉而被逮捕。哎，你们竟然在我的房间里安装窃听器！哼！我们不是合作的吗？你说话不讲信用！”
“真好笑！”周局长拍拍案上的案卷，“我们说好的要对你们这个班的同学进行一定程度的窃听和调查，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应该把你排除在外？”
“你——”我气得一时语结。
“你也是李军的同学，而且你还是曾经具有专业特工身份的同学，并且又在美国留过学，你倒是告诉我，我凭什么在调查你们同学时就把你排除在外？”
“我——”我无言以对。
“我什么？我告诉过你多少次，国家的安全第一，但凡涉及到国家安全时，绝对不能把任何私人感情带进来。你看你，你倒是处处感情充沛。上海保密单位的同学邓克海找你聊知心话，而且是酒后吐真言，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这不正是我们两人商量好的举办同学会的主要目的吗？可是你明知道房间里有窃听器，就偏偏把他引到走道偏僻的一角去交谈，你们谈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是不是又要为老同学当挡箭牌？你得找个时间好好给我交代。不然，我让他们再把你抓起来，关进小房间里，带上手铐，然后让你父母来领你回去！！”
周局长说到这里，嘴角突然露出一丝开心的微笑。我的冷汗都冒出来了，一想到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的年近八十的父亲来监狱探我的情景，我的精神就几乎崩溃。
“你如果不配合，我会这样做的！”周局长加重了语气，这次脸上已经毫不掩饰他的得意之色。“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事情的关键在郭青青，我们一日不抓到她，就一日不能让事情水落石出；我们一日不抓到她，你杨文峰就是有罪在身的。我劝你和我们配合，把郭青青抓回来。”
“周局长，你听我说，通过这次同学会，我发现问题要比上次我们预测的还要复杂和严重得多，你必须马上通知海外的工作人员，好象我的同学小江西李建国——”
“慢点。”周局长挥手打断我的话，脸上竟然露出讥笑，他动作夸张地从茶几上的案卷中抽出一张小纸条，递给我，“你自己看吧，这是你给我的李建国的电子邮件ip和使用情况。”
我看得目瞪口呆，“可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就忽视其他的情况呀。我们的同学接二连三出事，如果我们不采取紧急措施，我想出事的人数还会增加，你必须采取行动的。”
“采取什么行动？小杨，你是不是离开单位后过分沉湎于间谍小说？我们国家安全部是以保卫国家安全为主，就算所谓收集情报也是多以公开研究为主的，少数使用人力情报，多数仍然使用技术情报。我们的情报基本上是防御性质的，我们并不倡导搞进攻性的，也不主张派遣和拉拢人家的国家公民为我工作的作法。我们基本上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你们的同学出事如此离奇，也是我们以前所没有遇到过的，你叫我们如何采取行动？郭青青倒是和案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却被你放走了，你现在倒来指责我们。哼！你是越来越浮躁了，也越来越天真了？！”
我看着手里的纸条，百感交集。周局长说得有道理，我决定低着头不再反驳。看起来我已经无路可走，一日不找出真相，郭青青就得到处东躲西藏，我也会受到怀疑，同学们可能还会一个个接着出事。可是周局长说得对，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安全部只能把目标锁定在郭青青身上而无法采取其他行动。看起来，我只有采取行动，还自己清白，还郭青青自由，阻止那个邪恶的家伙对老同学的陷害。我必须——
我抬起头，正好和周局长意味深长的眼神碰上。
周局长嘴角带着微笑，盯着我，长长叹了口气，“你回去吧，有事我会找你的。你如果发现什么新的情况，或者有什么新点子，就直接打电话告诉我吧。不过，这里说清楚，在我找你之前，在我明确交代你任务之前，无论你做什么，都和国家安全部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再冒充国家安全部特工招摇的话，外面的警察不会放过你，我也不会原谅你，听清楚没有？！你走吧，记住出去时抬起头，不要一付垂头丧气的样子，哪里有一点国家安全特工的样子？”
除了父母家，我已经没有地方可去。我的那件小房间里仍然留存着郭青青或者阿华的气味，也许那气味永远都无法完全消除。父母家的气氛也并没有让我稍微安慰。母亲一直把每天三顿饭作为人生大事去计划去准备，她最大地喜悦就是看着父亲和我狼吞虎咽地吃掉自己精心做的饭菜。我想今天去帮妈妈一起煮饭，坐在那里的父亲轻轻地拍拍旁边的椅子，示意我坐下。我犹豫了一下，坐在父亲旁边。
“阿华走了？”
我点点头，父亲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叹气，然后我立即警觉起来，父亲要想和我深入交谈时往往就是从唉声叹气开始的。在中学时，父亲经常以唉声叹气作为开场白，然后深入浅出的告诉我，如果我不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拼命学习，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我不会种田，也没有生产队愿意接收我，按照国家政策，我只能接父亲或者母亲的班，就是退休顶替，父亲是教师，我不好好读书是没有办法顶替的，母亲是公社的接生婆，“也许你可以顶替你母亲当一名妇产科医生——”想想要一辈子面对张开的血淋淋的大腿，把一个个沾满鲜血的小生命扯出来，我就不禁浑身颤抖。就是在这种恐惧之下，我才拼命学习，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然而自从父亲把我送上北去的火车之后，记忆中父子两人的交谈越来越少，有几次还是不欢而散。那时我开始学着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这个过程中，我必须把父亲的影响从自己身上一点点消除。以前在我心目中，父亲不但是最慈祥最伟大，也是最勇敢最值得信赖的。那时只要牵着父亲的手，无论多孤独，多黑暗，多可怕的地方我都无所畏惧。父亲总是一言不发，牵着我的手微微颤抖，我却无犹无虑。可是随着年纪的增加，我感觉到当时父亲牵着我的手是因为害怕在颤抖，我也更多记起父亲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低头认罪，任人宰割的。自从我心中永远住进了张志新这样的英雄后，我就已经不再就生活中的问题困惑与父亲交换意见。现在父亲突然问起阿华，并且伴随着一声叹息，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侧耳倾听着来自厨房的瓶瓶罐罐碰撞的声音。
“你妈说，阿华总是要走的，那姑娘简直好得有点不真实。”父亲说。
我苦笑了一下。接着听到母亲在厨房哼唱一首半个世纪以前的小曲。
“可是我告诉你妈，你的问题不是人家真不真实，”父亲停了一下，“你的问题是你根本就不想结婚。”
从厨房传出了母亲的自言自语。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气，我想说，也许我的问题就出在父亲总以为自己比我自己更加了解我的问题吧。如果当初不受威胁，现在当一名乡镇妇科医生，整天检查不同女人的荫道，也许并不一定就比现在过得差。我忍着没有说，只是盯了父亲一眼，想让他快点把话说完。
“你不想结婚是因为你害怕，你害怕什么？”父亲反过来盯着我。
母亲自言自语却并不是胡言乱语，她围绕主题，例如她会把自己要作的事先象唱歌一样说出来，然后一路做下去。在家乡母亲这一辈人一个个离开了，所以母亲目前没有交往的人，到了广州这个外乡，母亲不象父亲一样会普通话，无法与人家交谈，不久后就开始自言自语。父亲告诉我，这样也好，可以防止母亲得老年痴呆症。
“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说。父亲又叹口气，我有些烦躁也有些生气，我反过来问父亲，“我真的没有什么害怕的，倒是你一直害怕，可以告诉我，你那时为什么那么害怕吗？”
“哪时候？”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你总是第一个坦白，总是让造反派抽打你。我一直在想，如果你说我害怕什么，那也应该是继承你的吧。”
父亲低下头，好象不想回忆，不过沉默一会后，他抬起了头。我看见父亲浑浊的眼睛心头一紧。这时父亲缓缓地讲起来：
“其实，我从年轻一直到你出生哪里想到过死？更加不用说怕死了。你是1965年出生的，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说以前历次运动我都被卷入，可是政治直觉让我感觉到文化大革命才是空前绝后的。你妈妈和我两地分居，她是赤脚医生，住公社卫生所，需要经常出差，所以你们兄弟和姐姐就跟着我住在学校。那时你姐姐八岁，你哥哥五岁。我由于出身不好，加上作为教师本身就是一种罪，所以经常被造反派欺负。我想了，当时我有一些选择的，例如我可以加入一派投身到火热的文革斗争中。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读完《毛选》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是少有的几个真正理解文革精神的人吧。加上我身体强壮，块头大，只要我选对派别，我还是可以大展身手的。不过那样就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我得打人，甚至杀人。就算可以避免用棍棒杀人，我的笔也一定会致人于死地的；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万一我选择的造反派输了，那我就有可能被人家打死。我自己倒也无所谓，可是如果我被打死，或者坐牢了，你们兄弟俩和姐姐会怎么样呢？於是我选择保持中立，不加入任何一派。现在说起来好象容易，可是在那个年头要保持中立也是不容许的呀。於是今天这个造反派赢了，把我拉去批斗一番，明天那个造反派占领了学校，又把我推上台批判。有时他们折磨我，让我跪洗衣板，有时让我跪在碎玻璃上。我也是人啊，天生火气大，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暗暗下决心，‘老子拼了，和你们同归于尽’，我块头比他们大，打死一个没有问题，多掐死一个老子还赚一个。”
我听得目瞪口呆，父亲边讲边伸出瘦骨嶙峋的手，作势掐着造反派脖子的样子，看着父亲松弛的皮肤开始抽紧，我的心里一阵轻松。
“那时每次被造反派抓去批斗，我都不知道晚上是否还可以平安回来，每次出门时，我都把你的姐姐叫过来，交代她，如果爸爸晚上不回来的话，明天一早，你就带着弟弟们一路要饭去找你妈妈。我写下纸条，放在你们每个人的口袋里，上面写上求好心人帮帮忙，为孩子指指路，给一口饭吃的字样。你姐姐很懂事的样子，把纸条收好，可是你，那时才三岁，不把我放在你口袋的纸条当回事，不是拿出来擤鼻涕，就是尿湿——”
讲到这里，父亲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笑了起来，一笑，眼泪就出来了。母亲还在厨房自言自语，我心里一阵酸楚。
“我是明白人，我知道我不能死，我一死，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坚持原则，坚持共产党主义理想，坚持信念，又或者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脾气，顶撞了造反派，得罪了红卫兵，结果不是被人打死，就是打残；他们死了，倒是杀身成仁了，他们眼睛一闭，苦难就结束了，可是他们的孩子呢？苦难还刚刚开始呀，那些父母被关进监狱或者受到非人折磨的父母的子女在学校也受尽欺凌，有的无法忍受甚至自杀了，幸存下来的也基本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我不是没有看到这个残酷的现实呀。好在经过解放后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政治斗争的磨炼，我已经成熟到抛弃所有被人灌输的理想了，如果说我还剩下有一个理想的话，那就是你们几个孩子，你们不但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希望，我的一切。”
我细细回味着父亲的话，原来父亲也有理想，只是他的理想就是我。
“只要可以把我的孩子平平安安带大，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当时就是下了这样的决心。於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让我认罪，我就低头，让我反省，我就写检讨。在最危险的时候，我怕那些造反派失去耐心，我不得不让你姐姐带着你们一起坐在会场最前排，观看我在台上低着头挂着牌子挨批斗。那时造反派好几次在申讨我的时候激动不已，想向我下毒手，可是毕竟人心肉做的，当他们看到台下你姐姐带着只有三岁的你坐在那里时，就避重就轻，不踢我的肝脏脾脏，而只是狠狠地刮我耳括子，象击拳袋一样打我的腰。不过你知道，我虽然被打得昏头昏脑，有时还满身是血，可是我只要眼角瞟到台下的你们兄弟三人，我就咬紧牙勉强自己站起来，让他们接着打，你爸爸那时就是因为有你们才可以一次次熬过来。我心里明白，如果我熬不过来，我的孩子，我的理想就完了，所以，你看，看看现在的你们兄弟俩和你的姐姐，不但都读了书，还有好工作，我得说，那些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击倒过我。”
父亲露出胜利的笑容，我心里难受得要命。我假装揉眼睛强忍着眼泪，原来在我心中如此怕死的父亲，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父亲。
“只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