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积雪“嘎吱、嘎吱”地走来。
坂垣作为行刑的指挥官，披着军大衣站在远处，凝视着这群视死如归的抗日志士。
行刑的日军士兵排成一排站好。张永兴等八名勇士面对着宪兵站成一排。
坂垣抽出指挥刀高叫：“预备——瞄准！”
行刑的日军士兵举起了上了膛的三八步枪。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张永兴发出了怒吼。
一阵枪响过后，张永兴等八位烈士倒下了，鲜血洒在了苦难的东北大地上，染红了皑皑白雪。
第五章 从莫斯科归来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5年7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副处长阿尔布拉莫夫、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站在一处高楼的平台上观看远处的学员训练。
别尔津满意地说：“阿尔布拉莫夫同志，感谢国际同志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阿尔布拉莫夫谦虚地说：“我没做什么，这都是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功劳。”
提到皮亚特尼茨基时，大家都不作声了。能看出阿尔布拉莫夫的内心非常痛苦，他脸上的表情似乎都僵硬了。一旁的廖雯初心里也不是滋味。别尔津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专家自然明白其中的内幕，他虽然也替皮亚特尼茨基惋惜，但他却不会轻易表露什么。
过了一会儿，别尔津对廖雯初说：“瓦西里，你提供的中国同志非常优秀，我这里也谢谢你的帮助。”
廖雯初急忙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他停顿了一下，问道：“别尔津同志，你是怎么想起要扩充这座学校的呢？”
别尔津得意地说：“这个想法早在去年年初就成型了。虽然你们的训练学校办得很好，但比较单一，只是无线电培训。而随着情报工作的需要，对情报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样，创建一所全面、系统的特工学校也就迫在眉睫。”
阿尔布拉莫夫接口道：“是啊，谈起扩建学校的事，还得感谢德国共产党员缪勒尔，没有他也就没有学校。”
别尔津点头说：“是啊，提起缪勒尔，我就又想起了去年年初的情景……”
第2节 “间谍”在这里诞生
特种学校
1934年2月，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在莫斯科西北一座小山的森林中，座落着一栋灰色小楼，周围是茂密的森林和高大的围墙。一切都显得宁静安详，就像是在苏联常见的疗养院。然而，这不是一栋普通的建筑，这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的所在地。偶尔从这里路过的人会发现，树林中隐藏着荷枪实弹的哨兵。进出这所建筑的大多数为年轻人，他们有黄头发、红头发、黑头发，并且操着各国的语言。这里，其实又是一片禁地。因为，在这座建筑100米之外，悬有一块警示牌：谢绝参观，无证件者禁止入内。
在情报学校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身军装，年约四十的一位军人正凝视着窗外。此人，便是情报学校的校长，德国共产党员缪勒尔。
“校长同志，第一期毕业的三名中国学员奉命来到。”校长助理米哈依尔上校进来报告。
缪勒尔转过身来微笑着说：“很好，让他们进来。我要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
房门一动，三名身着苏军军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齐声用俄语报告：“报告校长同志，第一期中国学员向您报到！”
缪勒尔微笑着走到他们的面前说道：“小伙子们，从今往后你们就要回到祖国，利用你们所学到的特殊技能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停了片刻，他又说：“在临行前，我赠给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每一个人都将具有超过一个整师的战斗力！”说完，他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三个中国年轻人面带喜悦，相互看了看。然后齐声答道：“愿为共产主义而战！”
“我勇敢的士兵们，出发吧！”缪勒尔大手一挥，仿佛在指挥千军万马。
三个年轻的中国人，立刻敬礼，转身走出门外。不久，米哈依尔走了进来。
缪勒尔带着欣赏的口气问道：“米哈依尔，这三个中国学员的中国名字叫什么，是由谁介绍来这里的？”
米哈依尔回答说：“他们的中文名字叫王济之、李发、徐义德。是由中共满洲省委的张同志介绍来的。这次，他们将去满洲的安东、营口等地开展工作。”
缪勒尔又问：“他们的领导人是谁？”
米哈依尔回答道：“我也不清楚，据杜曼宁同志讲，好像是位潜伏在奉天的德国女同志。”
“索妮娅！”缪勒尔高兴地说：“一定是她。”
“校长同志，”米哈依尔问道：“您认识她？”
缪勒尔点了点头，“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同志。”
就在王济之等人离开学校不久，又有三名中国学员来到了军事情报学校。他们分别是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是学校的第二期学员。
纪守先，毕业于吉林省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冬，在哈尔滨参加国情情报组织，代号万尼。
黄振先，印刷工人出身。“九·一八”事变后曾参加过抗日铁血救国军。1932年在哈尔滨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际情报组织，代号瓦夏。
赵国文，就读于滨江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义勇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际情报组织，代号舒拉。
由于第二期学员知识水平高，又多数为中共党员，军事情报学校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除了学校必开的政治、军事爆破、军事化学、游击战术、秘密工作法外，还着重对第二期学员进行“自制炸药”、“速燃法”、“反跟踪术”等科目的训练。
缪勒尔发现纪守先知识渊博，并且颇有语言天分（已掌握俄、英、日语），是个难得的情报人员，便多次和他交谈，希望他能成长为一名高级别的情报人才。
1934年2月刚过，缪勒尔便将纪守先找到自己那间温暖的办公室里促膝谈心。
“万尼，你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能谈一谈对情报工作的看法吗？”缪勒尔问。
“校长同志，我认为情报工作是我们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但它不是唯一手段，只能运用情报的特殊手段来服务于革命斗争。”
“好极了。”缪勒尔赞同道：“你的认识上升了一个高度。我有个想法，像你这样的人才，我希望你能留在苏联为红军服务。”
“可我是个中国人，”纪守先说，“我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我要回去战斗！”
缪勒尔似乎被感动了，他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三个月过后，纪守先告诉黄振先训练要结束了。
黄振先笑着对纪守先说：“这学得也太快了，就好像北京的烤鸭，为了养得肥肥的，硬往你嘴里塞了一大堆吃的，也不管你消不消化。”
纪守先也笑了，“老黄，你别说，你形容的还真恰当。有点意思嘛！”
“啧，老纪！”赵国文突然神秘地问道：“校长三番五次地找你，是不是交给我们重要任务了？”
“反正回国以后你就什么都知道了。”纪守先没有回答赵国文的提问。
“咱们是一伙的，你还保什么密。”赵国文有些不高兴，推门走了出去。
纪守先望着赵国文远去的背影，思考到：老赵是个好同志，开朗、热情、有干劲。可就是有时情绪化，这对于秘密工作是很危险的。今后要帮助他克服这个毛病。
回国的前一天，军情学校总监杜曼宁少将来到学校，将纪守先叫到了办公室。
杜曼宁严肃地对纪守先说：“这次你和瓦夏、舒拉回国后，负责满洲地区的对日情况工作，重点放在对日后方基地的马蚤扰、破坏上。”
纪守先问：“我的领导人是谁？”
杜曼宁说：“你的领导人叫a鲍威尔，住在上海。你务必于7月23日下午3时，左手持《大美晚报》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入口巴拉斯咖啡馆和此人接头。到时有个自称密斯特李的外国人和你说话，他就是鲍维尔。”
纪守先问：“如果没接上头怎么办？”
杜曼宁说：“如当天联络不上，可于8月3日、8月13等每逢‘3’日再去该地接头。”说完他掏出一叠美元交给他，“这是经费，一个月只有40美元的开销，注意节省。”
纪守先接过美元，“请将军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完成任务！”
杜曼宁握了握纪守先的手：“你们经符拉迪沃斯托克由陆路返回满洲，祝你好运！”
3月，纪守先三人准备启程归国，缪勒尔、米哈依尔特意用学校的大轿车将他们送到莫斯科的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缪勒尔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大家相互喊着口号“努力”，然后在依依不舍中分手。在回学校的途中，缪勒尔突然问米哈依尔，“你说，在万尼的身上，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呢？还是共产主义战士的性格多一些？”
米哈依尔思索了一阵子说：“好像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
“是的，”缪勒尔说道：“万尼首先是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个共产党人。”
回到学校的办公室，缪勒尔仿佛仍在琢磨纪守先，他不住地自言自语：“万尼……万尼。”
站在一旁的米哈依尔不禁有些吃惊，他发现他的上司已经对这个中国人着迷了。
“校长同志，吃午饭的时间到了。”米哈依尔说。
缪勒尔突然问道：“第二期学员是谁推荐的？这个人是不是国际情报组织中的人？”
米哈依尔答道：“是哈尔滨国际情报组织负责人杨树田介绍来的。”
“杨树田！”缪勒尔问道，“他为什么不来莫斯科受训。要知道这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
“校长同志，据悉，他们已在赶往莫斯科的路上”，米哈依尔说道：“不久，您就会见到这位卓越的中国情报战士。”
“我很想见到此人。”缪勒尔严肃地说道。
与此同时，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奥特波尔的山路上，正艰难跋涉着三名中国人。
为首的是位身材不高，但却很结实的男人。他身穿皮衣，头戴貂皮帽，显得十分干练。他便是国际情报组织哈尔滨负责人杨奠坤（杨树田）。紧随他身后两名情报组织成员，身材略高一些、穿狗皮大衣的名叫张逸仙。
踏着厚厚的积雪，三人来到一处苏联边防军的哨所前。
“不准动，举起手来！”苏军哨兵大声喝道。
杨奠坤立刻上前，用熟练的俄语说道：“我们是自己人，我要求见舒拉上尉。”
哨兵拿起电话，向上级汇报此事。不久，他走了过来，友好地示意跟他走。
三人被带到了一座木刻楞房内，里面烧着大铁炉（用汽油桶改装的），非常温暖。一个中士进来，给他们端来一盆菜汤和几块黑面包。大概是饿了的缘故，三个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中士则在一旁偷偷地笑。
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没见舒拉上尉来。于是三人便倒在大木床上睡了起来。
大约在半夜的时候，两名苏联军官走了进来，三人从梦中惊醒。
其中一名军官冲他们喊了一句：“米赫伊鲁！”
这是联络暗号，杨奠坤也立刻喊道：“米赫伊鲁。”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那名军官说道：“我是舒拉上尉，负责送你们去莫斯科。”
杨奠坤马上说：“舒拉上尉，我看这里没有交通工具，能不能给我们搞几匹马来。”
舒拉上尉点点头，“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带来几匹军马，送你们上路。”
果然，第二天，舒拉上尉带着一个士兵牵着马来接他们。不过只有两匹，而且也不是军马。
他们三个人只好替换着骑马，赶了大约三四十里，又坐了一段火车，到了奥洛维亚那亚，住进了当地驻军的招待所里。这里的条件非常好，有暖气、热水、浴室、卧室，三人洗了澡，吃了俄式午餐，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来了两位佩戴大尉、少校军衔的军人。
少校和气地说：“你们好，中国同志。在这里休息的好么？不要急，好好休息一阵，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另一名大尉又走到“茶炊”（铜制大茶壶）跟前，打开水龙头给他们泡了几杯热茶。
杨奠坤三人在这里感到了一种浓浓的战友情意。
几天过后，大尉送来了一封介绍信和两个证明文件，又每人发了500卢布，两套军服，把他们送上火车，沿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莫斯科进发。
经过15个昼夜的旅程颠簸，火车终于平安抵达莫斯科。三人在苏军总参情报部一位将军的家中借住一夜。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杨奠坤三人走到临街的阳台上，观看下面的街道。只见工人、学生穿着制服，打着红旗、标语、唱着歌前进。大家都被这欢乐的游行队伍感染了，不住在阳台上冲街上的队伍招手致意。
这时，一辆汽车停到楼下。房东老太太告诉大家，有人来接他们了。
几个人告别房东，坐上汽车，向莫斯科市郊驶去。
大约行驶了20公里，便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这时，杨奠坤才发现这里各国的学员都有，德国人、波兰人、蒙古人、中国人。
在办公室里，校长缪勒尔亲切接见了大家。
缪勒尔拉住杨奠坤的手说：“杨，我很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你为我们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学员，如今见到你，真的很高兴。”
杨奠坤用俄语回答：“校长同志，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情，请上级在这里考验我吧！”
缪勒尔拍了拍他的肩，“很好。你会在这里得到锻炼的。”停了停他又说：“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瓦尔德尔。”
当天，杨奠坤等人吃饭、洗澡、换衣服，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被称作“古斯达夫”的张逸仙和杨奠坤同住一个寝室。
第三期训练班共有12人，除杨奠坤三人外，还有一个叫“马克斯”的中国人，原名叫阎荆璞，营口人，曾当过卡车司机。另一个叫“威利”，是佳木斯人，原名王君。不久，在学校开课后又来了两个中国同志，一位叫“埃菲德”的奉天人，原名常杰男；另一位叫“普尔斯”，原名张明礼，他俩都是皮鞋工人。时间长了，大家才了解到，校长缪勒尔是位老共产党员，1917年就参加革命，在德国坐过牢，腿有风湿病，不时要发作。他为人很风趣，能用手势表达出丰富的思想内容。他的夫人是学校的厨房经理，照顾学校学员的饮食。他们的儿子叫鲁迪，在莫斯科一所航校学飞机驾驶，每天早出晚归。星期天便同学员们一起玩，和大家相处的非常好。
这几天没有开课，杨奠坤等三人都在学校里休息。一天，缪勒尔来到宿舍看望他们。
“瓦尔德尔，现在生活习惯了吧？”缪勒尔问。
杨奠坤回答道：“很好，要比我们在国内的条件好得多了。”
这时，有人敲门，杨奠坤立即把门打开，只见进来一个工人模样的苏联人，问有没有烟。
缪勒尔不高兴地将那人轰走，然后对杨奠坤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是谁就开门让他进来。你要知道，你们将来回国都负有重大责任，假若现在被人认识了，对你们将来有极大危险。”
这时大家才感受到学校的特殊性。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接触的第一条原则便是：叫你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其他不准打听。
一星期后，开始正式上课。课程是每天上一门。每天早上，从莫斯科派来一位教官，教一天，晚上回去；每隔五天休息。总课程是六个月零十八天。学习的课目有：秘密工作学，包括通讯传达法、药品贮藏法、情报员联络、侦察技术；政治学，包括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燃烧化?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