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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第11部分阅读

    和“赛先生”,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反一反封建主义,这样才能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

    ……

    使张敬怀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没有讲那些人所共知的大道理,也没有那些套话空话,也没有像一般人那样,一篇文章要引证很多领袖语录的“党八股”式的议论,而是以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语言,叙述自己的新鲜观点。文章署名是“吉海岩”张敬怀从此注意“吉海岩”这个名字了。

    因为在“检验真理标准”的轰轰烈烈讨论之后,大家的思想比较活跃。许多过去不敢讲的话,现在敢讲了。特别是省委的《内参简报》,办得很是生动鲜活,常常刊登些“越格”之文。因为是内部党刊,并没有领导干涉。不久,在《内参简报》上又有一篇文章,标题是《谈谈大型国有企业的困境》。文章中除了谈大型国有企业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低,人浮于事等等外,还谈了体制的改造问题,署名也是“吉海岩”。

    过了几天,还是这个“吉海岩”的文章《再谈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造》,竟然把大型国营企业比作“恐龙”,说是身重、头小、脖子长。其中还说:我们是“按搞行政的办法办商业,按搞商业的办法搞行政”,特别是要取消企业党委,改为“政办室”,这种观点是张敬怀所不能容忍的。他问卜奎:“这个吉海岩是什么人?在哪里工作?”

    卜奎答复说是:“我们办公厅刚调来的一个大学生,是学经济的。”

    张敬怀说:“你把他找来,我得和他谈谈。”

    吉海岩来到张敬怀办公室。他一看,竟是一个|乳|毛未干的小青年。只从面容判断,不过二十岁。

    “请坐吧。”张敬怀说。

    吉海岩不卑亢地落座,等待领导问话。

    张敬怀说:“最近我看了你写的几篇文章,满有新意的。”

    “这只是我的一些想法,没有认真推敲过。”吉海岩说,很真诚,不像是过谦之词。

    张敬怀说:“不过,有些观点我也有不同意见。”

    “哦?那很正常。现在强调解放思想,我写文章时,并没有想到是不是领导有什么意见。如果写文章之前先考虑领导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就放不开思想了。”

    “嗯,嗯。有意思,有意思。”张敬怀说。

    吉海岩不语,等着领导进一步说什么。

    张敬怀说:“我想和你讨论一下。在一篇文章中,你把我们的国有企业比作恐龙,请你详细说说你的观点。”

    “这只是一个形像的比喻”吉海岩说“恐龙的头小,脖长,身体大。我们国有企业的决策层,距离身体太远,隔着一条很长脖子。比如,基本建设投资,设备改造,从立项到批准、建设,也不知道要闯多少关,盖多少个章子。即使任命一个处长,也要向省里,部里打报告。其实,省里,部里对该企业有多少了解?现在,讲‘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种体制不改,哪里会有生命?”

    “哦,哦。”张敬怀的口头气没有肯定,也不是否定,等他说下去。

    吉海岩继续侃侃而谈:“某市有一个例子:大家都觉得该市应该建设一个大型超市。只立项,等待各级审批,弄了一年多,还没有破土动工。一个外商,租了一座空楼,稍加改建,不到三个月就开业了。我指的就是这种现像。”

    张敬怀没有反驳他,继续问:“你还有一篇文章,说要大大缩减企业党委编制,取消组织部,宣传部,只要一个党委办公室就行了。人,财,物,企业党委都没有权力了。这是不是取消起码是削弱党的领导吧?”

    吉海岩说:“恐怕不能这么说。”

    自从张敬怀上任,还很少有人这么和他说话。但是,他不计较,说:“你讲下去,讲下去。”

    “关于企业党的领导问题,我研究过一些历史情况:在五十年代,我们推行过‘ 一长制’ ,强调厂长的作用,还引用了列宁的话作根据。后来一反右派,强调党的领导,又讲‘ 一元化’。六二年搞‘ 八字方针’ 时,又强调厂长的责任制的作用。到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厂长的一长制,完全成了党委书记的一长制了。现在的企业中的厂长和书记,哪一个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把他放在书记的岗位上,他就代表党?把他放在厂长的岗位上,他就不能代表党?这从逻辑上就讲不通。”

    “按你的说法,把企业党委改成办公室,七八个人,怎么加强党的领导,怎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张敬怀问。这是直接批评了。

    吉海岩说:“要加强必须改善,不改善无以加强。”他是在反驳张敬怀书记,仍然不卑不亢。

    张敬怀有些不高兴了,说:“要讲加强党的领导,你还是嫩一些。”

    “嫩不嫩,我不知道。‘ 明前’ 的龙井茶,都是嫩叶子。”又是在反驳书记。

    张敬怀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你这个同志,我是和你讨论问题,你怎么这么和我说话呀?”声音提得很高。

    吉海岩仍然没有表示谦虚态度:“因为是你要和我讨论问题,我才这么说。

    讨论问题,是用不着高音的。“

    张敬怀有些光火:“好了,好了。就说到这里。你走吧!”

    吉海岩站起来,说:“这是领导找我讨论问题。我必须声明的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是领导命令,组织决议,我是会无条件地服从的。”转身又补充一句“谢谢领导的接见!”————

    吉海岩走后,张敬怀好一阵烦恼:在文革中不必说了,那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在领导岗位上时,还没有见过这么一个下级以这种口头气和他说话的。

    转而又一想:现在不是强调解放思想吗?强调不要惟上惟文吗?怎么这个青年和我说了这么几句,我就不能容忍了呢?现在真正敢于和领导有不同意见的,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常常提倡敢于向领导提出不同意见,敢于“犯颜直谏”,怎么自己也犯了这种毛病:一听到点不同意见,就想拍桌子呢?心胸怎么这样狭窄呢?常此以往,自己是难于听到不同意见了。那是很危险的!想到这里,他仿佛觉得晃然开朗许多。我得和吉海岩再谈一谈。这个青年的思路新,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肯定在工作中会实事求是,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目前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吉海岩回到办公厅,也在想:张敬怀是省委书记,在他接触过的领导中,能够这么坦诚和一个青年下级讨论问题,是太少有了。先不说别的,只从地位、年龄上说,张书记是领导,是长者。尊敬领导,尊重长者,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这一点,自己就做得不够。我得找个适当机会向张书记做点检讨。

    又过了几天,吉海岩第二次奉命来见张书记。

    张敬怀请吉海岩坐下,以非常诚恳的态度说:“上次我们的谈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只是后来,我有些不冷静。这是要请你原谅的。”

    吉海岩说:“我也觉得自己态度不好。我这个人毛病很多,最主要的是缺乏谦虚谨慎的作风,在很多时候自高自大。像对您,您是领导,是上级,您的水平、人格,是大家公认的。即使作为尊老敬贤,我的态度也不对。我向张书记表示道歉。”

    张敬怀说:“用不着的,用不着的。你讲的这些,可能是你的缺点,从某个角度说,这比那些随波逐流,看风驶舵的人要高尚得多。”

    “不过,我仍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吉海岩诚恳地说。

    张敬怀说:“如果你自己认为是缺点,这种缺点,改起来,比起那些虚伪的人容易得多。人的思想观点,容易改,最难改的是人品,所谓本性难移。”

    “我这些缺点,要改也不容易。”吉海岩说。

    张敬怀的话头突然一转:“你给我当秘书怎么样?”

    这句问话,几乎吓了吉海岩一跳,略作思索后,说:“不行,不行!我怎么能称职当您的秘书呀?就我的性格、气质就不行。”

    张敬怀紧追不舍:“你可以先试一试吗?帮我工作一段。无论我或者你,觉得不合适时,你随时可以不干,我决不会强留你。如果我觉得你不合适,也可以另分配你的工作。”

    这样,吉海岩做了张敬怀的秘书,是在试用。

    因为吉海岩没有家,像卜奎一样,在省委机关张敬怀办公室隔壁,用了卜奎那个小办公室;在张敬怀家里,原来卜奎住的西下屋,也归了吉海岩,算是办公室兼宿舍。

    这天是星期日,省委没有会议。张敬怀在家里批阅文件。弄了两个多小时,觉得头晕眼花的。走到院子里打了一阵太极拳,然后闲步走到吉海岩的屋子里。

    嗬!满屋满地堆得都是书。那张桌子上,铺着一块毛布,还放有文房四宝。读书和书法,也是张敬怀的癖好,他更有几分喜欢这个小青年了。吉海岩正埋头写字,见张敬怀进来,忙放下笔,恭敬地说:“啊,张书记。”

    张敬怀走近,见吉海岩正写一首七律,还有两句没有写完,说:“你写,你写。”

    “我写得不好,只是有兴趣,即兴玩玩。”

    “你写,接着写。”张敬怀又说。

    吉海岩低头写,张敬怀一转身,见旁边的小茶桌上,摆了一盘像棋的残局。

    张敬怀也喜欢下棋,他是以研究战略战术的态度喜欢像棋的。他看了一会盘残局,吉海岩的诗也写好了。张敬怀走近看,作为书法,有些幼嫩,但很有功底,结构、气势不凡。

    张敬怀细看那首七律,题目是《观棋有感》

    楚河汉界两壁城,江山何日有太平?

    车马直踏兵卒血,炮火横轰将帅营。

    鼙鼓惊风刀冷冷,战旗吹雨血腥腥。

    虽无人头随子落,人有杀法征战心。

    “不错,不错!‘ 对仗’ 比较成功,你很有些文学功底呢。”张敬怀称赞着。

    “水平不行,我只是喜欢。”

    “我也有这方面的爱好。”张敬怀说。回头又研究那残局。

    这个残局的红方只剩下一个单士和单像,一个兵攻到了士角,一个马尚在河边。黑方也只剩下一个卒,双士,单沉底炮。张敬怀研究了半天,觉得应该在第十步黑方胜。

    张敬怀说:“咱们就一个残局下一盘如何?”

    吉海岩说:“可以,请您任选一方。”

    张敬怀选了黑方,红先。走了几步,张敬怀把红方的单士吃了,卒攻到了中心。只要再走两步,马卧槽,红方必败。走到第八步时,吉海岩把自己的沉底炮拨边,显然是要利用老将不能“对脸”这一规则,将对方将死。张敬怀觉得还需要两步。他没有想到,这是吉海岩虚晃一招,走了一步帅四平五。张敬怀跳了一步马,这时吉海岩才把沉底炮走在自己的老帅下面照“将”。张敬怀只得认输。

    这时张敬怀才知道,吉海岩那虚晃一招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称赞地说:“你的棋艺不错,不错!”

    过去张敬怀和许多人对弈,级别相等的,都是互有输赢,而下级和他下棋,总是他赢。他知道是下级不敢赢他这个上级。这种故意让棋,实在没有意思。而这个吉海岩敢于赢他,使他感到高兴这又是吉海岩真实、值得信任的一面。张敬怀兴之所至,说:“我也写一首诗赠你吧。”

    “那就谢谢张书记了。”

    随即铺好一张宣纸,调好墨汁。张敬怀略作思索,也写了一首七律。题目是:

    《残局》

    兵临城下卒过濠,孤士独居相单挑。

    残军犹作困兽斗,剩勇偷磨穿心刀。

    栈道明修炮隆隆,陈仓暗渡马啸啸。

    杀机隐隐蛇吐信,成王败寇棋一招。

    张敬怀写毕将笔一掷,说:“作为我俩第一次对弈的纪念吧。”

    吉海岩细看这幅字,笔力遒劲,结构在松散中现出严谨,随意中又有总体构思。说:“百~万\小!说记这幅字,在您面前,我就不敢动笔了!”

    张敬怀说:“这棋艺和书法是不能和级别成正比的。”说着大笑,感到很痛快。这算是对吉海岩另一番考核吧。

    第九章 欢迎和欢送

    胜美高中毕业了,却没有考上大学。这对于都争强好胜的母女二人,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母亲想让老爷子说句话,安排在某个单位,那怕是一个普通干部也行,可是` 老爷子说“考不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我连小学也没有上过。我看让她从工人干起好!”

    可是一个省委书记的女儿当工人,母女的脸面挂不住,为此夫妇又闹了一次大翻脸。

    胜美就在家里闲呆着,等着明年再考。

    “赛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天外飞来一个“金元宝”。

    有一天,张敬怀和秘书卜奎都公出到外地了。保姆领进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说是艾荣的老乡。来了老乡,当然得接待。保姆冲好了茶,出去了。艾荣打量这个人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见了面又十分谦恭。却想不起这个老乡是谁。

    过了一刻,这人忽然说:“姐,姐呀!你还认得我吗?”

    艾荣一时被那个“姐”字叫蒙了,呆呆地看着他。

    “姐,你再看看,你兄弟,这耳朵后面,那块痣……”

    来人扭了扭脸,可不是,那里有一块月牙形的黑痣。于是回忆的钥匙,打开了三十年前的闸门……

    那是一九四九年,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国民党军大溃退。路过他们家抓兵,把才十五岁的弟弟艾万福抓走了。不久艾荣也参加了解放军。

    艾荣父母早亡,她和弟弟是姨妈养大的。

    那时,姨妈家开了一个杂货铺,卖点烟酒糖茶什么的。从解放建立新中国,对于一个人的出身成份,比现在的“学历”要重视百倍。开个杂货铺,又雇过一个伙计,有过剥削,成份应该定为“小业主”,即等于小资本家。还有一件事是,她弟弟虽然是被国民党抓兵抓走的,以后也再无音信,但到底是跟国民党走的,不光彩!所以艾荣参加革命时家庭出身,一直填的是“城市贫民”,如果她填“小业主”,参军、入党、提干,不仅影响本人,还会影响下一代。现在看来很荒唐,当时却是持续数十年的真实。艾荣的家庭出身和弟弟的去向,从她参加革命那一天,就向组织隐瞒了,即使一九五八年的“向党交心”运动,也没有讲过。

    和张敬怀结婚时,更是瞒得严严的,一直到如今。

    新中国建立后,弟弟也没有任何消息,是在战场上被打死了?还是去了台湾?被解放军俘虏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那样,他就是被“解放战士”,会来找他这个姐姐的。

    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越来越证明,她暗思暗想,她向组织隐瞒了一个家庭重要成员在国民党,不管具体情况如何,给她一个党内警告处分算是轻的。隐瞒的时间越久,她的错误性质越严重。她想,弟弟肯定是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如果弟弟没有被打死,就算她有“海外关系”!“海外关系”在当时是何等了得的大问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斗得你掉一层皮,算是轻的。

    “我忘了吧,忘了吧!我根本就是城市贫民,从来没有过一个叫艾万福的弟弟。”

    可是现在弟弟却活生生地坐在她的面前。艾荣轻轻把房门关上,急急慌慌地低声问:“你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沉默了半天,又说:“你走吧,走吧。

    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弟弟也把声音压低说:“我被国民党抓走后,就一直当兵。解放军渡过长江时,我们在武汉。后来退呀,退,一直退到广西省的十万大山中。我在那个部队交了一个好朋友,是个连长,咱们的老乡。后来我给他当护兵。解放军在十万大山剿匪时,部队被打散了。连长和我借机把一个团长毙了。他身上装了很多金条,我们两个分了。后来,我到了南京附近的扬州,用那些金条,开了一家小纺织厂。

    我改名叫陆中林。“

    “你现在怎么想起来找我了呀?”艾荣问。

    弟弟说:“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公私合营,我算是私方代表,当了一名副经理。直到如今,经过那么多运动,组织上也没有谁发现我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