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做他的秘书，要多么理想有多么理想。
侯贵卿和司马仁同岁，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文化大革命被煽动起来后，二人又属于一个造反组织。司马仁没有当上头头，可是观点是一致的。在“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高嘲中，两人又是一同下乡，在一个青年点，同住一铺炕，被窝挨被窝，上工一起修理地球，下工无所不谈。他们这对特别要好的朋友，有这么多的“一致”，可是论起智商，司马仁却又高过侯贵卿一筹。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也好，“站队亮观点”也好，参不参加武斗也好，在青年点和谁交朋友，团结谁，打击谁，都是两人一起分析，一起商量定夺。司马仁一讲自己的主意，侯贵卿立即说：“有理，有理！就这么办！”
两个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家庭：侯贵卿的老爹兼岳父，是军队的高干，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地方“支左”；而司马仁的父母却是个平头百姓。二人虽然都上了大学，可是侯贵卿是“指名推荐”的，而司马仁却是靠自己考取的。他们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等，一是因为侯贵卿老爹的关系，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侯贵卿不仅没有“打砸抢”行为，还设法保护过老干部。所以他大学毕业后，一参加工作，就火箭似的直往上窜。到了平反冤假错案时，他又负责了一段落实老干部政策工作，很快升到副部级。在给他配备秘书时，他不忘旧友，想起了老同学司马仁。因为目前他面临的形势，担当的任务，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过去更为复杂，如果有司马仁当他的秘书兼高参，就没有可比的人选了！现在他既然有了权，向组织部门要谁当他的秘书，真是易如反掌。
他一句话就把司马仁调到身边。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地位和智商现在倒了个儿。
原来司马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个工厂当宣传干事。一下调到当年的好友如今的副部级主任身边当秘书，司马仁千恩万谢。侯贵卿对他讲：咱们两个对外是上下级，“对内”还和过去一样：好朋友！
司马仁更为感动：升官而不忘旧情，难得！如果司马仁从一个宣传干事，从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升到局长……没有十年二十年，是办不到的，越往上，像运动员创纪录似的，竞争越激烈，也许在一个“干事”的岗位上，他要碌碌终生。而给侯贵卿当秘书呢？三年，四年，顶多五年，也就有上天之日了。他相信，侯贵卿绝对不会亏待他。
侯贵卿和司马仁的亲密关系，从相互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青年点时，司马仁称侯贵卿为“大哥”，因为“司马仁”这个名字叫起来太咬嘴，侯贵卿叫他为“小司”，慢慢变成“小四”加个“儿”韵，就是亲昵的“小四儿”。
现在，在公众场合，他尊敬地称侯贵卿为“侯主任”，私下还叫他“侯大哥”或“猴儿哥”，而侯贵卿在公众场合叫司马仁为“司秘书”；私下亲热地叫他“小四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成“老四”，司马仁私下则叫他“大侯”。
司马仁向侯贵卿建议：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当官必得有威信。威信二字嘛，有威，又有信。威，首先你要是说了算，说了有人听，要让人怕你，谁不听话，思想不解决问题，就组织解决问题换成自己的人。信呢？就是你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这和侯贵卿老岳丈的教导是一致的。所以，侯贵卿把“威”放在第一位。在公众场合，侯贵卿架子十足，训起人来，不管你的官多大，只要比他侯贵卿小一点，违背了他的意志，批评起人来，就和训三孙子差不多。许多人都怕他。他在实践中体会到：在一个单位当头，没有人怕你，你这个当领导的，就不算有威信，什么事也干不成！
侯贵卿调到省委后，第一件事是要把他的夫人调来。妻子是不能容忍和他两地分居太久的。
原来菁菁在国务院某部是一个处长，调到省里作为副局长，算是提半格。按照菁菁的意思，她要到外贸局当副局长。可是，外贸局已经有三个副局长，没有“凳子”了。
省委常委讨论侯菁菁的工作问题时，侯贵卿是副书记又是常委，他打了主动仗，说：侯菁菁同志是学经济的，她到外贸局工作比较合适。
侯贵卿给张敬怀抛了个难题：搞外贸，可以经常出国，弄点外汇也容易。现在有好几个“关系很硬”的人，找过张敬怀，要到外贸局任职，张敬怀都顶住了。
这不，又加进来一个侯菁菁。张敬怀不便当面拒绝，打了个“太极拳”，说：“现在有好几个人要到外贸局，我们专门讨论一次，综合平衡一下再定吧。”
侯贵卿知道，张敬怀采取的是“拖”的策略，但是暂时也不便说什么。这就为两位领导的矛盾埋下了种子。菁菁的工作安排搁浅了。
侯贵卿回家，菁菁问起自己调到外贸局工作的事，侯贵卿如实回答，她向丈夫小小发了一顿脾气：“你这个人呀，真是窝囊。亏你还叫过‘ 大圣’ ！造他的反嘛！”
不久，妻子的事，侯贵卿还是办成了。原来是秘书司马仁经过和省委组织部商量，透露了侯副书记意思，组织部才把一个即将退休的副局长，调到其他单位，而且提为正职，菁菁调外贸局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问题解决了，不等于菁菁的气也消失了。她对张敬怀这个一把手窝着一肚子气。这个绊脚石！老家伙！还是早早搬开的好！
俗话说：“妻贤夫祸少”。这话也适用于今天。这个菁菁，以后给侯贵卿惹下不少祸，差一点把他拉下台。
于是侯贵卿和菁菁，加上和秘书兼朋友司马仁三人一起商量：要找准张敬怀的弱点，给他一点脸色看。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个喊“打倒刘少奇”的，第一个敢于围攻中央工作组的，第一个带领造反派冲击监狱和抢国家档案的，第一个砸毁国宝表示“破四旧”的，第一个“告御状”的，在恢复高考后第一个交白卷的……他们都敢于“碰硬”，对社会起了“震惊”作用，都成了“反潮流”的英雄，都坐火箭上了天。这批人物的下场虽然并不妙，但是用“震惊”行动，以扬名天下的经验，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人开始秘密商量：
他张敬怀靠什么在全国有影响？靠什么当了省委一把手？不就是他有个“林钢经验”嘛！没有林钢经验，他什么也不是！商量结果，三人都认为：当前大型国有企业正在进行改革。河山省出了个“林钢经验”。到林钢参观取经的，请林钢人到外地“传经送宝”的，每天络绎不绝。全国大小报刊，宣传介绍林钢的，写林钢在改革中“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超前意识的文章、报告、通讯，不下数十篇。侯贵卿分工管工业，前些日子，他还到林钢去参观过一次。当时，就有人向他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对林钢经验，不以为然的人也不少。他们说林钢的改革，脱离我国国情的实际，离开了实事求是原则。让大批工人干部下岗，也就是失业，这一点最不得人心。社会主义还有“失业”的？这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则。
司马仁说：“林钢是他的‘ 点’ ，林钢的总经理又是他原来的秘书卜奎。所以，林钢经验就是卜奎，卜奎就是张敬怀，三位一体。现在对于林钢经验，只有一种声音，我们不妨来点群众意见和群众呼声。否定了林钢经验，也就否定了他一半的成绩！”
侯贵卿说：“当他还没有官复原职的时候，到北京找过我。现在想来，我当时对他是很不礼貌的。估计现在他还记着这事。”
“是呀！”司马仁说“现在你虽然是副书记，到将来接他的班时，他使个绊子，让别人接班，就麻烦了。年太久，只争朝夕！”
侯贵卿想了又想：“所以，我想拿他的‘ 林钢经验’ 开刀。”
司马仁说：“现在林钢经验在全国红得很，又是上边肯定的。公开写文章，哪里也不便发表，谁敢登呀？我看，不如先去找一部分人，开个座谈会。座谈会记录不便公开发表，省委不是有个内部的《内参简报》吗？这份”简报“，因为是”内参“性质，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这归‘ 政策研究室’ 管，在这个内部刊物上发表，谁也管不着。反正是”内参“，谁爱”参“你”参“去！我们把舆论造出去是真的。”
“开座谈会，找谁参加很重要。老四，林钢还没有我们的人呀！”
“‘ 人’ 都是培养出来的，大侯，我们一起去蹲几天点，不就‘ 培养’ 出来了吗？插起招军旗，就有入伍兵！”
侯贵卿和他的“小四儿”，便一起到了林钢。
侯贵卿第一次来林钢，因为只是一般地参观，林钢领导除了卜奎陪他吃了顿便餐外，全程陪同他参观并负责接待任务的，是公司办公室秘书科的女科长于丽。
这位于丽科长，对他很热情，像侯贵卿这样的领导人，无论到了哪里，下级的热情接待都是情理中的事。对这个女科长，侯贵卿开始并没有特别注意。这次他到林钢，说是要多住些日子，搞点调查研究，对这位女科长的热情，他的体会就很深刻了。
陪他参观，陪他吃饭，介绍情况，寻找他要的资料，自然都由于丽负责，只要侯贵卿一句话，她完成得又快又好。陪他参观时，公司派了一台专车。按习惯，应该是司秘书和侯贵卿坐后排座，她于丽作为服务人员也好，以主人身份领路也好，应该坐司机旁边的前排座。可是每次来了车，她总是很麻利的打开门，“请！”侯贵卿钻进车，自己随后上车就坐在领导身旁。司马仁心安理得地坐在前排。他理解，他的领导和朋友侯贵卿也愿意这么坐。
每天回到招待所，一般说，接待的人员应该告退似的问：“侯书记如果没有别的吩咐，那么我就回去了，请侯书记早些休息吧。”
可是于丽并不告退，而是陪侯书记喝杯茶，聊聊天。有时还摸摸叠叠被子，问问：“冷不冷？”什么的。
这天，吃过晚饭，于丽又是如此。侯贵卿觉得这个女人在身旁，有一种温馨感。谈到九点钟了，她还没有告辞的意思。侯贵卿说：“这次来林钢，可太麻烦于科长了。”
于丽甜蜜地嘻嘻一笑：“什么‘ 麻烦’ ，别人想陪领导，还没有这个福分呢。”
“于科长这话可说远了……”
于丽马上说：“您叫我小于好了，叫于科长就生分了。”
“好好好，我认错。”侯贵卿笑着“你一整天这么陪我，我有点过意不去呀！谁家里没有点事情呀，孩子，丈夫，一大堆家务活儿……”
于丽格格笑得更响了，说：“侯书记看我像结了婚的人吗？”
“对不起！”侯贵卿说“我是说，谁家里还没有点私事呀！”
“我就没有什么家务事，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侯贵卿切入正题：“我这次到林钢调查，发现你们的企业搞得真不错。”
“是呀！我们在全国大大有名。”
“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一分为二，这是辩证法嘛。”
于丽心中一机灵：“那当然。”
“你是林钢人，知道的情况比我们多。除了肯定林钢经验，人们还有没有另外一种议论？”
于丽又是一机灵，在这一两秒钟内，她在脑海中进行了好多次运算之后，说：“改革嘛，很难。当然会有不同议论。”
“都有些什么议论？”侯贵卿紧追不舍。
于丽却主动把球踢了回去：“你如果愿意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开个座谈会，什么人参加会议，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姓鲍，叫鲍中信，原来是薄板厂的厂长，你可以先找他谈谈。”
次日晚上，鲍中信应约前来。此人不像于丽，在话语中和你打太极拳。他满腹牢马蚤，直来直往，说：“省委领导要是愿意听听不同意见，我给你召集个座谈会，听听群众的呼声。”
这样，过了两天，一个座谈会召开了。
卜奎到林钢不到半年，老书记就离休了。卜奎顺理成章地当了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在侯贵卿第二次来到林钢之后，卜奎给他汇报了一次工作，剩下的是嘱咐下属人员，要为侯书记服好务，搞好这次调查研究。他因为太忙，省委领导在这里做什么事，怎么做，他就不便过问了。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名单是鲍中信拟定的：绝大部分是在改革中被罢了官，或者在“优化组合”中失去位置和提前退了休的，也有部分离休干部，还有十多个下岗只拿基本工资的老工人。
座谈会由鲍中信主持，他说：“同志们，我们林钢现在是大大有名了。林钢的名声，传遍全国。谁不知道林钢呀！可是林钢经验到底怎么样？我们过去只听到一种声音，我们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呼声，是听不见的。所谓‘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古之定理。现在，咱们省委的侯副书记，到我们林钢调查研究，想多方面听听各种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讨论一下林钢经验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请侯书记作指示，大家欢迎！”
一阵热烈鼓掌。
侯贵卿没有站起来，微笑着，抬起右手，从前往后轻轻理了一下油光水滑的头发，说：“你们这位鲍中信厂长讲得很好，我是来学习的。我不能‘ 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 ，现在，就请你们这些为林钢的建设和生产，奋斗了大半生的同志们讲讲心里话吧！”
接着是大家的踊跃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原一炼钢厂厂长林余。这个林厂长一发言就充满了火药味，他说：“这二年，我他妈见鬼了！从林钢是一片荒草地时，我就转业到了林钢。
林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滴上过我的汗水。当年抓起林钢任何一把土，我都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可是现在我老了，不中用了。在所谓的改革中，我第一个被勒令退出领导岗位！他们说，我没有文化。不懂得现代化管理。老子的文化是背着大盖枪，在行军中看着前面战士背包上的木板，一个一个学的生字。那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们还在你爹腿肚子里呢。我年龄大几岁是不错，可是我们不是还得承认‘ 姜还是老的辣’ 吗！老了，不中用了，被赶下来，这是什么社会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是资本家的行为！怪不得人们都说：我把青春献给党，到了老年没人养……“因为说得动情，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接着发言的是一个在五十年代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老秦头：“我想大家都认识我，我就是那个老秦头儿。在林钢恢复建设阶段，谁不知道老秦头的‘ 针线簸箩’ 呀！那时建设困难很多，许多机器缺少零配件。我上班，下班，走路，在旯旮转游，眼睛老是盯着地下。遇见个锣丝钉，锣丝帽儿，半截电焊条，生锈的滚珠轴承，齿轮，即是一尺把长的铅丝，也要拣回来……积少成多，形成个零部件小仓库，人称是工厂的‘ 针线簸箩’。现在这些老爷、少爷们倒好，即使好的机器，在露天地里生锈，谁管了！我们这些人也真该倒霉，怎么摊上我下岗！现在只拿基本工资，我儿子也下岗了，我指望谁呀！我早就说过，这么个改革，就是……就是‘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不行，我们决不答应！”
第三个发言的是原三炼钢的支部书记，姓曲。这位曲书记说：“现在这个改革，在总公司是总经理说了算，在各厂是厂长负责制，在车间是主任负责制。到底是党说了算，还是别的什么人说了算？这是否定党的领导，这种所谓‘ 改革’ ，就是倒退！”
发言几乎是“一面倒”。第十一个人发言时，他说：“大家的发言都很有道理，也很真诚。可是这么多年，我们的管理落后，设备落后，产品落后，当年轰轰烈烈的林钢，现在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我们面临的是生死存亡问题。不是我们哪一个个人的问题！我?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