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头一天晚上，法院院长来了电话，告诉卜奎：“我们发了传票，青莲表示，她自己不出庭，她也不委托代理律师。……明天开庭有问题，……是不是等我们做做工作再说。”
卜奎只好同意。他离婚的问题就无限期地拖下来了。
侯贵卿和于丽
过去人们形容品格高尚的人，有四句话：“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人们背后议论这位老姑娘于科长，改成：“见困难就让，见领导就上，见利益就要，见男人就帮。”可是人家是“万能外交家”，关系多，消息灵，又不犯错误，谁也奈何不得她。
卜奎刚到林钢上任时，还没有配专职秘书时，她作为林钢办公室的秘书科长，每逢卜奎外出，她都毛遂自荐，作为秘书都跟着一起外出。经过这么两三次，卜奎已经感到这位女科长气味不对，赶忙选了一个名叫马可的秘书，以防止群众中出现可以预料的议论。这个叫马可的秘书，二十三岁，刚从大学毕业，工作态度积极认真，文笔相当好，又绝顶聪明，试用了一段，就正式定下来了。
卜奎有了正式秘书，于丽作为秘书科长“见领导就上”的策略没有奏效。不久，侯贵卿来了。以后，她和侯贵卿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本书前列面已有描写，这里不再赘叙。
问题发生在中央纪委检查组到来之后。侯贵卿的一屁股屎，一时擦不干净。
根据中央意见，调离了河山省。因为于丽声言，侯贵卿欺骗了她的感情，并且已经怀孕。这事如果闹腾出去，社会影响是很坏的。纪委有同志建议：把于丽也调出本省，在一个处级小厂当了一名副厂长。最重要的是给找了一个副部级干部的男人。此人的夫人去世了。孩子们又都独立出去了。一进门就是高干夫人，又有独门独院的小楼。一说即妥。这样把于丽也安顿住了。没有再生是非。至于以后他们的夫妻生活得是不是幸福，别人就不得而知了。
张敬怀和冯怡
冯怡帮助张敬怀写回忆录。
写了一些日子，冯怡觉得张敬怀应该出去旅游一次，一是散散心，休息休息，二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心和眼睛，看看社会生活及其变化。她的建议，张敬怀立刻就同意了。
张敬怀和冯怡商量的旅行路线：一是，回家探亲；二是到几个这几年没有去过的改革开放的大城市看看；三是，走一段张敬怀走过的长征路线；四是，到一个老根据地在抗战时掩护过张敬怀的老乡家里拜访一次。这些定下来之后，两人就讨论这次旅游以什么名义出去的问题。
他们商量的结果，一是走“公方路线”。张敬怀虽然退下了岗位，但，如果省委以组织名义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给他要去的地区，就凭张敬怀的社会地位和革命资格，各地仍然会以很高的“规格”来接待的。那一定是：张敬怀没有动身，电话就把到达的车次和航班次通知到了，宾馆早就准备好了房间。车接车送，各地还会宴请接风。参观任何景点，都会有当地官员陪同，门票也不用自己买。
每天的行动日程，按时、分计算。这样以公家的名义出去，张敬怀得出结论：那样必然形成“饭来张口，车来就走，进门就住，沿途喝酒”的局面。和当地的官员，既不认识，更无感情上的交流，免不了无话找话的尴尬和说些“今天天气很好……”之类的废话。同时，人家都很忙，平白无故耽误人家的时间，叫人背后议论长短，没有意思。这样的安排，除了表面的东西，什么也看不到。最主要的是没有自由。
第二是，以个人，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旅游。这样就有很多麻烦：一是要自己站排买票，有时要提前在半夜去站排；再就是住宿，得自己去找旅馆，找不到好地方，被褥油滓巴奶的小旅店也得将就。吃饭呢？也是街头巷尾，随时就餐，是不是卫生就很难说了。可是有这么多不方便，只有一个好处：有自由。你想走就走，想看就就看，你看到的，感到的都是真实的。张敬怀说：“我多年没有享受当老百姓的自由了。”张敬怀和冯怡都愿意走第二条路线。
再就是安全问题：张敬怀问冯怡：“你相信有谁会打我的黑枪吗？”
“那怎么会呢？”
“没有这种可能，我身体尚健，爬个坡，上个山什么的，小心一点就是了。”张敬怀说。
冯怡说：“我看咱们把小保姆带上，有两个人照顾你，无论上车下车，买票，爬山，多一个帮手，总比一个人强。”
“对的，对的。”张敬怀说“这小保姆在我们家服务，有五六年了。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作为报答，也该带她出去旅旅游。”
“就这么办吧。”冯怡说。
张敬怀说：“咱们说走就走，谁也不要告诉。不要告诉办公厅。一告诉他们，他们又要惊动公安局什么的。我现在是一个老百姓，”保卫条例“管不着我。一告诉他们，不晓得又节外生什么枝呢？”
“就这么办。”冯怡说。
他们出发三天之后，办公厅来给张敬怀送文件，才发现张敬怀不在了。大门上贴了张条子：“我去看望老战友，并回家探亲。不要‘ 兴师动众’ 地找我张敬怀。”
此事由办公厅主任，报告了单秘书长，单秘书长又报告了卜奎书记。卜奎紧张起来。要他们赶紧寻找，而且发了脾气。说：“张书记不告而别，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中央交待！”
但是，他们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打听到张敬怀的去向。但是，有冯怡和保姆陪着，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吧？
因为张敬怀有话，他又不便告诉公安局。
过了一个半月，由冯怡和小保姆陪同，张敬怀回来了。所有见到张敬怀的人，都说他脸色红润了，身体健康了，体质增强了。冯怡和保姆也向大家介绍，张书记在井冈山爬山，一气攀登到有两千米的高峰，没有让他们搀扶。在小饭摊上吃了好多次饭，没有闹过肚子，淋过几次雨，没有患过感冒等等。
关于这次出行，张敬怀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阴暗；看到了进步，看到了落后；看到了富裕，看到了贫穷；看到了好人，看到了坏人；看到了热情，看到了冷漠；看到了阴险拦劫，看到了助人为乐……总之，这一个多月，他所看到的事物，都那么真实，那么亲切，比他作为书记到下面视察时所看到的几年都多。无论见到什么人，他和人聊天，和人争论，他说什么话，说完拉倒。他享受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自由，如果他现在“在位”，他一定又要把自己的体会，制定一些政策或法规。可是这些感受，他连卜奎也没有告诉。他想让冯怡写在他的回忆录中。
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自然会解决阴暗方面的问题，历史需要等待全民全党的觉悟，要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是着急不得的。张敬怀虽然成了一介平民，但冯怡一直劝他，你离开你原来那个圈子，而且平安“着陆”，应该庆祝。你丢掉了许多，可是也得到了许多。人生总不能什么都要呀！
有冯怡陪着张敬怀谈天说地，他也不感到寂寞。只这一点，他得到的够多了。
关于冯怡，一直帮助张敬怀写回忆录，她没有结婚。写完回忆录后，作为一个社会学博士，到什么地方就职，也超过了本书所写的范围，就此打住吧。
韶华小传及主要作品目录
韶华，原名周玉铭，河南省滑县庄子营村一个农民的儿子；只读过四年半书。
在身量才有步枪那么高的时候，参加了八路军。当过宣传队员，连队文化教员和随军记者。土地改革下了乡，抗美援朝过了江。在转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到辽宁省的大伙房水库和清河水库，任职体验生活。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东北文艺》副主编，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辽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
1984年在全国第四次作家会员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1996年和2001年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名誉委员。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顾问。主要作品有：《浪涛滚滚》、《燃烧的土地》《过渡年代》（上、下卷）、《三角红黄白》、《寻找悲壮》，长篇报告文学《说假话年代》，短篇小说《你要小心》《身边人物志》《巨人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
附：主要作品目录
长篇小说∶
《燃烧的土地》1956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沧海横流》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浪涛滚滚》1962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过渡年代》（上、下卷）1985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茅盾评点本 “浪涛滚滚”》1991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三角 红黄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出版
《寻找悲壮》1999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篇小说∶
《深秋》1983《春风》
《疲劳》1994《芒种》
《族长之死》1994《海峡》
《小行星会议——平安无事》
《糊涂姑娘荒唐事》1993《海峡》
《首发式》1998《海峡》
短篇小说集∶
《荣誉》1950东北新华书店出版
《战斗中的友谊》1951东北新华书店出版
《的山谷》1960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巨人的故事》1961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身边人物志 》1988 作家出版社出版
《韶华小说选》 1989《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你要小心》1981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韶华卷》（当代名家新作丛书）1995“海峡出版社”出版
长篇纪实报告文学《说假话年代》1999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记实文学《做噩梦年代》2000新华图书网发表电子版
散文集∶
《北海道纪行》1982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随笔选集∶
《谈天说地》1995群众出版社出版
长篇报告文学集∶
《银河群星》1995作家出版社出版
《爱国华侨企业家潘洪江》1993香港出版社出版
寓言集∶
《风筝和雄鹰》1982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聊斋夜话》1995作家出版社出版
主编策划的四卷本历史故事集《腥风血雨话宫廷》
（其中《上书》《舌头》等被译成前苏联及东欧多国文字。
《在上边和下边》被译成日文。
另有多篇寓言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
从1999年至今，写了一系列政论性文章：《回眸反腐败》，《体验选举》，《政绩也要打假话》，《另一种腐败》，《地方包庇与打击不力》针贬时弊，呼吁廉政建设。分别发表在《北京观察》《文艺报》《政法专刊》等报刊上。
后记
这是我写的第十部长篇了。小说写完了，可是话还没有说完。
这二十来年，要形容我国的形势，好像一阵疾风，把门和窗子都吹开了，一阵尘烟夹杂着各种物品拥进了房子。
过了一刻，尘埃稍定，往门窗外一看，有亿万富翁，有无赖小偷，有万丈高楼，有茅草小屋，有总统选举，有议会吵架，有如水的美元，有灿烂的霓虹……五光十色，应有尽有，闹得眼花缭乱。
回头再看室内，中堂的“寿”字被吹落了，写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对联，也不知道被刮向何方。一个宋朝的古瓶被吹倒破碎了。吹进来的东西也很多：美元英镑，马克日元，大亨们的传记，桌面上的电脑，机器洋娃娃，款爷旅行家，哈巴狗和波斯猫，蚊子和苍蝇……如果分类整理一遍，得费很大功夫。
用木棍头往墙角一扒拉，吹进来还有文学艺术一类的东西，这里，我们必须细看。
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潮、风格、流派。有的标明“新”，有的标明“新新”，有的标明“新新新”。有的是真“新”，有的因为没见过，对我国说是新的，对外国，则是半个或一个世纪以前的旧货。因为新，有人又好奇，便学将起来：照抄照转的，把西服改为“中山服”或者长衫马褂的，西装上衣缝上块长布作连衣裙的……反正只要“新”就好，加上一阵炒作，一时身价百倍。
等待又加冷静时，再仔细斟酌，原来那些吹进来又打着当成新旗帜的，是从旧衣服上扯下来的一块布；奶油蛋糕加上山西陈醋，怎么吃也不顺口。没有生活积累，只靠少女时期一点青春躁动作题材，写来写去的，无非是“三角”、“四角”，“五角”、“六角”的自我重复。……外国闹了一个世纪的思潮，我们在几年之内，重复走了一遍。
现在好像要想一想该怎么往下走了。
回顾这一二十年，我从来没有反对和排斥过任何新的东西，但我从来也没有受到任何“风”的吹动。我深知，作家是属于时代的，作家不可能不受自己时代、社会、个人经历和生活体验的制约。勉强去学，就“画虎不成”了。我学不了青年作家；他们也不一定学得了我，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历史磨难。我的一贯思想是：我就是我，我坚持我！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经历，生活体验，人生价值，注定文艺要去“载道”，要去“载德”。怎么也改不了，怎么也“空灵”不起来。
不影响读者一点什么，你写作干什么呢？
当我们想想怎么往前走时，不妨回头看看历史。历史是一部巨大而无情的筛子。它筛选着一切事物，也筛选着文学艺术。在历史上，什么文艺作品留下来了，什么东西被筛下去了，很能说明问题。在历史上凡是反映社会生活，凡是为人民呼喊，凡是关注时代和社会的，凡是推动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这样的作品都留了来了。那些无病呻吟，个人向隅而泣，或者在形式上玩点花活儿，无论中国或外国，同样都被历史的“筛子”给筛下去了。在我国的科举制度中，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们的“八股文”，写了好几万篇吧？可是，留下来几篇呢？
这几年的“西风东渐”，吹进来的主要是好东西。即使有些这样那样的不良影响，也是我们必须走一遍的道路，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财富。我们不必责备，也不必后悔。关着门，好像很安全，可是你什么也看不到，打开门，虽然难免有苍蝇和蚊子，但你发展了，进步了。历史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现在想讲一讲《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的写作。
文学创作，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习惯。我是比较重视结构的。动笔之前总是把“总设计”想好：每个人物从出场到归宿，每个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和细节……都有了成熟的想法才开始写。
这部小说，比起过去我写的长篇，要费劲一些。原因是我没有构思好，就打开电脑“动笔”了。
首先是我的主人公没有构思好。他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省委书记。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他是挨过整的。没有经过这些“运动”，既不能表现他的历史，也不会形成他的性格。这个人物在晚年，重新放出了他的光辉。在改革开放中，他敢为天下先，创造了在战场上不可能创造的业绩。他的业绩，不仅在本省，在全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威信很高，尽管有人想推倒他，他泰然自若，巍然不动……他的故事该怎么发展下去呢？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成就和威信也一样：他可能因为成就而骄傲了，也可能因为威信高而专断了……有许多人经得起困难和挫折的考验，可是经不起成就和威信的考验。小说写了一多半，我才下了决心，让他经受住了这些考验。任何领导人都是从平民来的，而且都要回到平民中去。
丢掉官职是容易的，可是丢掉官架子，恢复平民意识却不容易。我的主人公，始终没有丢掉平民意识，最后又回到平民中去，这是他自己理想和归宿。我在写作中，有作家朋友问我：“现在还有你写的这样人吗？”我说“当然有，没有我就创造一个。他代表了我的理想。”
其次是题材，我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