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那个时候的人单纯，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政治环境不能给这些人复杂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圈子，在人民生活普遍极端低下的时候，那些科学家们的生活水平虽然赶不上国外，但是在国内已经是顶尖的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他们体会到‘士为知己者死’的含义，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努力在迅速的实现的时候，当他们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使国家能够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我，也没有了自我。”司徒晟继续说道。
“那么后来他们或者说他们的接班人为什么没有做到那种境界？”蓝琼继续问道。
“从表面上看，按照『毛』老爷子的说法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的侵袭’，但是实际上是一场把人的思想搞『乱』了，逐步繁荣起来的社会生活更进一步把人们的物欲观念扩大了。在中大批从国外回来的人受到了不应有的怀疑和冲击，有些甚至失去了生命，在中一些『毛』孩子拿着似是而非的形而上学的极左观点去衡量每个人的一生，那么谁又能是干干净净的100的都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呢？反正我爷爷参加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能够有口饭吃，他根本就不知道革命是个啥，大多数参加革命的甚至包括一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谁能说是清白和干净的？如果用那个时候的标准恐怕就是『毛』爷爷自己也过不了关，1929年在井冈山的时候，杨开慧还在长沙坐国民党的大牢，那贺子珍不就已经和他在一起了吗？所以说，是一场以混『乱』的思维观念、混『乱』的社会形态和颠倒是非为特点的，带有明显宗教『性』质的煽动群众的闹剧。『毛』爷爷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他到了晚年对于中国革命想不明白了，或者说他没有想中国革命了，我认为那个时候『毛』爷爷想他所谓的革命太多，想祖国和民族太少了。本来想纯洁人的灵魂最后走向了反面，正好应了他在矛盾论里说的‘相互转化’。我听我父亲说，在上个世纪六十初的时候，国内刚刚从困难中走了出来，那个时候学雷锋运动开展的很好，人们相互之间那种友爱、信任和宽容理解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的，我父亲说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而和谐，虽然大家都不富裕，但是反映的精神面貌是我们后来无论如何也造就不了的，现在我们还可以从那个时候的一些电影里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风气，像〈今天我休息〉〈女篮五号〉〈青年鲁班〉〈青年一代〉〈李双双〉等等这些电影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看不懂，我在这里说这些并不是要我们恢复到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而是从中我们可以悟到我们民族现在的思维方式是怎么一步步的发展到今天的。开始后就破坏了这种祥和的人际关系，人们开始相互猜疑，相互攻击，把相互间的所有信任都破坏了。尽管结束以后做了修补，但是那种全国人民齐心向上的社会环境再也造就不了啦，『毛』爷爷自己把自己亲手造就的优良社会环境破坏了。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科研会战就大打折扣了，因为人们已经不能专心的去搞科研了，要随时防止背后有人捅刀，要戴罪立功。当个人的利益不能和国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自然就是要与之需要自己知识的对手进行交换了，虽然这种交换不是公开的，不是明码实价的，但是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这些人要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和生活条件了，要考虑自己的将来和孩子的将来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可能还有高速度的研究发展呢？当人人喊责任心事业心的时候，那就是个人的私心在背后作怪了，要不喊什么？当年邓稼先搞原子弹的时候没有喊过，钱学森搞火箭的时候也没有喊过，吴运铎拖着被炸的七零八落的残疾身体研究装备的时候没有喊过。可是后来那些人不喊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太多的研究以外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应付，比如荣誉、待遇、职称、经费、子女问题、家属问题、退休问题等等，这些都极大的牵扯了科研人员的精力，也极大的影响了科研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要么没有人搞课题，要么就是久议不决，要么一哄而上。一旦个人担了风险那么他自己的一切几乎就会在一瞬间全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们后来研究飞机、核潜艇、航空母舰等看着并没有原子弹氢弹和卫星那么复杂的项目，反而在时间上拖的那么久的根本原因，开始还能说是‘四人帮’的影响，可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一些相关的课题仍然是拖后，其实都是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在人们的脑子里作祟。有的项目搞了20多年，在搞的时候还算的上先进，可是到了最后搞成了的时候已经是很落后的东西了，又不得不去升级，弄的国家也是头疼，钱没少花，可出来的东西并不先进。而那些搞科研头头都快成官僚了，居然脸都不红的一个劲的向媒体吹嘘是多么的先进和比外国进步了多少，如何如何的劳苦功高，看到这段历史我都替那些科学家脸红，不过话说回来，他们如果不那样做可能自己的一生都会被否定，可能除了自己完蛋以外还会波及下一代。就在那个时候就有人提出了‘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的论点，更甚至搞出不少水能变油和玄学的伪科学，其实这些都是科研队伍的成分发生了变化的缘故，说穿了，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后人的思想的一种变异。”司徒晟说起这些来颇有乃父的风格。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做？”蓝琼问这个话出惊人的小弟弟。
“现在我们只能顺应社会的风气，但是不是被动的顺应，而是主观能动的去顺应。我们都知道，搞科学的人在本质上是与其他人不同的，他们大多数在『性』格上求知yu望强烈，相对物质要求不高，也不贪婪，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物质生活上的要求和追求，关键是要把握他们对物质需要的标准，能够使他们在政治上地位稳定，在经济上无忧无虑，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当然这不能保证全部的人都是这样，个别现象还是会有的，但是可以保证大部分的稳定。其实这样做国家也花不了多少钱，关键是对他们的管理要科学，不能拖泥带水的光顾人情。有时姑息了一些有贡献人的要求其实就是打击了一大片其他人的信心，对于国家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对于研制一个项目，关键是看学科带头人的品德，一种创意的出现或者说一个科目的立项主要是学科带头人在那里牵头，大多数人是做一些基础的繁杂的配合工作，有些人会眼高手低，那样的人应该去企业办的研究所工作，在现实的竞争中去让他们验证自己，而国家立项的科研则要靠经过检验过的科学家去担当，给他们失败的权利，同时也给他们选择助手的权利，不要怕花钱，其实最值钱的还是时间，这点我父亲就把握的非常好，三葵公司的研究所的效率姐姐你是见过的，而且那里大部分是从国家的研究所里退休或者淘汰的人，同样是那个人，为什么换了地方就不一样了？我也是从父亲管理自己的研究所的思路里想出来现在的的这些道道，其实老爸在20多年前就这么干了。”司徒晟笑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在听到司徒晟的一翻话以后，蓝琼翻然醒悟中国科学研究界出现痼疾的原因，她看着自己这个睿智的小弟弟，“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生做领袖的料！”她明白了今后怎么去运用小弟弟去管理这个让她头疼的部门了。
经过这次谈话以后，司徒晟被姐姐安排到了生物研究所担任所长兼党委书记了，开始司徒盛还有些不明白这样的安排，“大姐，我是搞物理的，你叫我去改行搞生物是不是有些驴唇不对马嘴啊？”
“没有啊，又不是让你自己亲自去干！你给我把你自己同我说的那套用好了就行了，现在你不能跟姐姐讲价钱，知道吗？目前世界上的竞争主要是在这一块，事关重大，别人去我不放心。”
听姐姐这么说，司徒晟没话说了，老实的去研究所上班。这个研究所虽然对外叫“北京星辰研究所”，其实在编制上是一个吃着公粮的总参下属研究所，虽然在业务上最近由国家科工委、科学院联合投资了主要项目，但是从配属关系上和行政领导上，这是一个带有军事化的单位，不过大多数科学家都不穿军装，就像当年钱学森虽然军衔是中将，可是他从来不穿。目前有大约4000多个工作人员，从外表上看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单位，可是从内里看，这是一个具有重要作用的军事单位，起码门口的那几个站岗的是不会轻易的放人进入大院的。几十年的一成不变使这个所有些“死水一潭”。费汉卿在退下来以前就感觉到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已经落后世界水平很多，可是他越是着急越是工作搞不上去，还弄的几个院士远走他乡去了苏联当外援，他已经有70岁了，深感精力和能力上的不足，最近是主动要求退下来，以期自己能够专心的研究学问。这个所在以前主要是承担国家关于生物化学武器方面的研究，用以对付国外传进来的那些希奇古怪的生化病毒，预防在战争中发生的各种化学生物武器，早年这个研究所里曾经出了很多的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士，在国际的化学生物测验中好几次都独占鳌头，名声还着实响亮，要想摆平这些名角大腕没点名声恐怕是很难的。随着当代生物研究的发展，研究所涉及的项目逐步扩充，目前这个摊子是越来越大，研究的课题也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要搞什么，显然是没有一个准谱，谁也说不清楚。在生物工程这个问题上，研究所从基础上是应该给中央提出一个关于国际现状的短、中、长期的分析报告，可是已经有2年没有向中央汇报国际上的这些变化了，也正是这种疏忽使我们国家在生物工程研究发展方面的决策完全落后于国际实际情况，对国际上现在出现的克隆人中央不了解更没有对付的方案，在这场科研竞赛中我们中国和联盟十分被动。司徒晟来到这个所一个月以后基本上了解了所里的研究现状，他清楚的知道蓝琼大姐的苦衷和无奈，“总不能把中央工作被动的责任推给一个研究所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姐会说“别人去我不放心”的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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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3)
第三节
研究所下面有17个科目研究室，其中有不少研究人员是来自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在联盟内，各项科学研究是互补的，有的人带着项目来找我们，只要批准了就可以在这里工作，临时的长期的都可以，这是借鉴原美国一些大学的工作方式，这样的方式优点是明显的，可以最大限度的搜集到许多科学前沿的项目，可以相对集中许多世界上优秀的科学家，前美国利用这样的方式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几乎集中了世界上所以的顶尖科学家，也使得在20世纪的诺贝尔科学奖几乎全部被在美国的科学家垄断，即便是一些其他的国家的科学家偶尔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那也是在美国研究的结果。中国国力昌盛以后在一些体制上也借鉴了前美国的一些先进方式，但是很多东西到了中国人这里多少会被改良成带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西方人说，“中国人连马列主义都可以改良，连社会主义都要具有中国特『色』，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改良和变化的？”正是因为这样，在中国人的这种天『性』中，不好的东西我们能够改的很好，可是那些好的东西也能给弄点不伦不类的花样出来，这研究所有些引进的研究项目就是这样的例子。
司徒晟的到来，彻底的打破了研究所几十年来的人事制衡，那些打算在老所长费汉卿离去以后竞争所长的年轻院士们多少有些意外，文人相轻的禀『性』在这个时候开始膨胀起来。
“让一个外行来领导内行？上边这是要干什么啊？”
“我看可能是过度，要不了多久就会换人的。”
“咱们倒要看看这个年轻的所长有什么本事！他是搞物理的，总不能在咱们这里研究热核反映吧？”
“这个所长是什么来头？咱们老所长怎么就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呢？”
各种议论一时间在研究所里传的沸沸扬扬，其实在做这个人事安排的时候，不仅遭到了费汉卿的强烈反对，就是在组织部也是很难通过，因为这样的安排的确是有些不合常理，组织部的反对意见倒还好办，不管怎么说咱们党是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对于这样的安排只要政治局发话了，下面最多是在任职报告后面附上组织部的意见，可是对在学术界的这种反对呼声的处理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费汉卿和几个在国内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竟然联名给中央总书记上书，力陈反对意见。蓝琼看着他们的来信心里还真的犯了嘀咕，想了想还是决定找这些人去解释一下。于是在国庆前夕的国务院举行的以慰问专家学者的名义国宴前，她主动的找到这几个老专家在休息室里聊开了。
“费老和其他几位的信我看到了，真的很感谢你们在耋耄之年尚在为国家『操』心，你们是对中华民族有重大贡献的，我尊敬你们这些老前辈。”蓝琼说着向这些老专家一一致敬。
“总书记能够这么快就看到我们的上书使我们很高兴，现在国之兴亡重点在科技，在研究，所以在这个关键的人事问题上，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谨慎，能够顺应局势，一个地方的平衡是内部相关矛盾的相互制衡的结果，一旦失去了制衡，那么带来的是时间上的倒退是工作上的损失。”费老头脑清晰的说。
“是啊！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特别又是这么年轻的后生，那些院士们是不会买账的，就是能够通过一些手段让他们暂时的服从，从长远的角度看还是弊大于利，特别是我们在最近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种科研管理模式不应该轻易的就打破，要是卖鸡蛋的都来管造导弹的还成什么体统？当年在的时候，一大批外行来领导内行，使我们走了不少弯路，记得一个城市里的下水管道要修建，按照设计是直径2米，可是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管子，外行领导就指示用两根直径一米的管子代替，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为人一向偏激的两院院士欧阳桦逸说完竟自顾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也明白你们的担心，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近年来我们国家的研究机构管理模式落后和僵化，国家管理的重点研究项目大多拖国家的后腿，不得不使我们把项目分拆后发到地方上的研究所去赶工，这样的结果一是我们的项目质量很难保证，二也不利于我们的保密工作。我这样说没有一点怪罪你们的意思，我知道这是体制的问题。”蓝琼看到几个老科学家都惭愧的低下头连忙这么说。
“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是有专长的，都是善于研究具体学科的，可是能够既有研究能力又有管理能力的就是凤『毛』麟角了，我们不能要求科学家既要出成绩还要去陷入烦琐的管理工作中去，我想最近几年费老大概就是在这种痛苦中度过的吧？”蓝琼适时的把话题转移到这个平时科学家们喊的最凶的问题上。
“的确，这几年我出不了成绩也是因为这些烦琐的日常工作极大的牵扯了我的精力。”费汉卿遗憾的说。
“这不能成为外行领导内行的理由，我们不懂管理不是什么大问题，你们可以给我们配秘书和后勤吗！”欧阳桦逸撅着胡须说道。
“至于说到外行和内行的区别恐怕也不是逸老说的那么简单划一的，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个研究所的领导应该是一个具有比较全面知识的综合『性』人才，而不是一个能够研究具体科目的专才，其次，所谓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这里其实就是一种后勤辅助关系，不过在这里可能后勤会当研究者的家，这样的后勤保障实际上的主动的去促进研究项目的发展，而不是等着前面需要什么就去搞什么。这说白了就是一种科学研究过程的管理，以前我们在这个方面探索不多，也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时间。民营的研究所因为项目单一和规模小，他们是在商品经济中自觉不自觉的在走科研管理的路子。我们国家的这些研究所由于长期保密的需要，没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