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英”！
是正流，还是“逆流”？历史是公正无情的。
京西宾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几位老帅在不同的会议上，继续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
1967年2月6日，叶剑英在怀仁堂一次会议上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我不百~万\小!说，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21日，叶剑英在怀仁堂又对“中央文革”的人说：“请地方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说：“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干了！”
2月14日下午三时，由周总理主持，在怀仁堂会议室召开当时主持党的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江青装病没有参加，关锋、戚本禹因通知谈经济问题，没到会）。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叶剑英对着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前桌子接着说道：“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2月16日下午，继续在怀仁堂开碰头会。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副总理就痛斥张春桥在上海打击一大片、搞反革命夺权的罪行，他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任何一次！”
谭震林义愤填膺，穿上衣服，拿着皮包，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吗，我干不了！”“破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总理让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喊道：“不要走，要在这里面斗争！”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康生一伙历史上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的罪行。他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当老帅们连声痛斥残酷虐待老干部的情况时，余秋里也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能行？照这样干法下去，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的法西斯暴行后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
李先念还批评《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后引起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这时，周总理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在发表前看过，却当面撒谎，说：“我没看过。”
陈伯达也说：“我也没有看。”其实，他不但看过，而且是签发人。
聂荣臻对林彪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成是什么“联动”，是保守反动分子，进行打击迫害，十分气愤。他说：“这种不教而诛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当我们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时，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处于被审判的地位，他们理屈辞穷，无言可答。
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的历史真实，实质是在党中央最高领导核心里面，周总理和“三老”、“四帅”，义正词严，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方针政策，第一次公开提出严正的批评和抗议。
怀仁堂会议刚一结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合伙整理了一个歪曲事实真相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纪录》。
晚上七点多，三人一同赶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处，由张春桥向江青报告下午会议情况。
江青听完后定调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并进一步向毛主席告状，把二月前后的这场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炮制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大冤案。紧接着，林、江一伙以开“政治局生活会议”为名，组织了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反击”。
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罪名，首受其害。朱老总被诬为“旧军阀”。彭大将军“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老总被打成“老机”、“老右”。聂帅主管科委，被“9·15”。“9·16”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帅领导军委“文革”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刘帅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只有叶帅因毛泽东一再保驾，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未被明令取消中央出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下，叶帅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法进行抵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为巩固军权，稳定军队，继续坚持斗争，表现出了他超人的革命胆略。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老一辈革命家代表了历史的主流。1971年“9·13”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集团失败后，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此后邓小平也指出：“‘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二月正流’”。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43 主席尚在，不宜行动
叶剑英坚贞刚毅、冷静机智，其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的气度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社会上至今还在流传着他当年与王震摆手势打哑谜的故事。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纪元第十年，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最后阶级、最后一年。
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丙辰年。按十二生肖辰属龙，故曰龙年。
在中国“龙”的传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龙”的神话，作为一种神气通灵动物，当它高兴时，便会造福人类；而当它震怒时，便会降祸人间。
龙年并不一定都是凶年，但1976年是个“凶年”。人们传说，“四人帮”横行肆虐，上下折腾，开罪了“苍龙”，于是把巨大的实难，连连降到中国人民头上。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并没有停止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斗争。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此后，叶剑英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军队的统一稳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75后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同“四人帮”夺取军权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六、七月间，他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对全军20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76年初，龙头还未抬，大祸就降临了。
1月8日9时57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巨星殒落，山河缟素，大地哀号，整个中国在寒风和哀乐中震颤！
然而，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暗自弹冠相庆，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国篡权活动。这伙丧心病狂的黑帮对周恩来怀着刻骨仇恨，不仅在周恩来总理活着的时候、患病的时候，疯狂地迫害他，而且在他去世之后，仍然卑鄙地凌辱他和他的亲人。他们知道，周总理的逝世，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周恩来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不会消失。于是千万百计贬低他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总理的活动。
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两天中，“四人帮”只到北京医院应应卯，便扬长而去，急急忙忙躲进钓鱼台、加紧策划夺权的“大事”去了。
江青这几天兴致很高，每天晚上又说又笑又跳舞，几乎闹个通宵。这天晚上，四个反贼又凑在一起密谋。
“女皇”倚在大靠肯椅上，向“文臣”发泄起来：“文元，怎么搞的？报刊、广播里还在不停地宣传那个人？”
“已经是三令五申了”，姚文元满面愁容地说，“群众情绪很反感，大面上要过得去，反正悼念一阵风就吹过去了。”
“那不行！不能叫他活着压我，死了还压我！悼念的规模声势越小越好！”江青怒不可遏。
张春桥从中解围：“死者逝矣，当务之急是要顶住活的，要盯住国务院。要把政权拿到手。悠悠万事，惟此惟大！”
江青一听，正合孤意，她说：“现在我们眼前还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的，一个是广东的，要一个一个对付！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悼念活动冲击批邓大方向！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在军师的提议下，话题很快回到如何抢夺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来。几个人虽然多怀鬼胎，在急夺权位上也有“分赃不满”的矛盾，但在夺权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讨论了半天，张春桥心里还有一块石头放不下来，他提醒几位同党：“邓小平要继续批下去，可能是个死老虎了，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威胁更大，不可不防！”
“谁？”
“叶剑英！”
叶剑英这个名字对于他的说来是个“不祥之物”，最为头痛。自从林彪的自我爆炸以后，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然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居然被平反，东山再起。此人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办事稳健，德高望重，在三军之内享有很高权威和影响。“四人帮”要插手军队，篡军篡党，第一道关就是突破叶剑英。
抓军权是“四人帮”梦寐以求的大事情。正因如此，“四人帮”费尽心机，使尽手段，除了公开几次大的斗争和较量之外，不知又搞了多少“小动作”，想把叶剑英搬倒，但无奈他是个“死顽固”，软硬不吃，不肯就范。
“文化大革命”初，江青就同康生、陈伯达一伙制造了一个所谓“电台”事件，唆使人造谣说，叶剑英家里私自装了一部电台，“里通外国”。他们逼周总理下令派北京卫戍区的“技术专家”到叶帅家里彻底清查。结果什么也未“抄”出来，挨了总理的严厉批评。
于是，江青改变了策略，变“打”为“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要秘书突然打电话给叶帅办公室，说是首长大驾光临，光顾老帅。叶剑英猜到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赶紧招呼办公室和孩子们要“让开大路，回避两厢”，只留下刚从福建“劳改”回来的小女儿“接驾”。
江青一进门，玩弄演技，提出一付十分恭敬和百倍亲热的姿态，又是问候，又是抱歉，说早就想来看望老帅。及至见了“坚壁清野”的场面和主人不冷不热的态度，心里才凉了半截。只好强作欢颜，搭讪着问：“不是孩子们都回来了吗？今天特意来看看，怎么没见呢？”
叶帅故意介绍被劳动“惩罚”的小女儿，诉说在福建农场如何得到“首长关怀”，接受“教育改造”的。江青心里明白，这是“抗议”和“示威”。因为一年前开过“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当众宣布，要叶帅的孩子下放劳动。
听了叶帅的介绍，江青十分尴尬，皮笑肉不笑地说：“那好嘛，劳动劳动也好嘛！”
这位“女皇”坐了一回冷板凳，心里又恨又悔，只好打道回宫了。
但是，她并没有死心，继续寻找机会讨好拉拢叶剑英。可叶帅知道她的用心，总是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四人帮”对叶帅真是既怕又恨，可又没有好办法搬掉这个篡党夺权路上的绊脚石。
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阴谋破坏而中止。而“四人帮”也加紧了其“反击右倾翻案风”、篡党夺权的步伐。
正当中国高层空间，政治风云发行聚变的严峻时刻，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正默默地对坐在沙发上。这两位老人正是叶剑英与邓小平，他们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与应急之策。
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地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要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什么好可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罢了。我不在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2月，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华国锋的任命，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棍。但他们在另外一盘棋上也赢了两子，一是挡住了邓小平当总理的路，一是把叶剑英拉下马、造谣他“生病”不能理政，由陈锡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
对于叶剑英的被“挂职”，“四人帮”弹冠相庆，发出一阵阵冷笑，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党篡权的活动。
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之后，去叶帅家里“探病”者络绎不绝，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都在关心国家和军队的命运。鬼蜮欲横行，九天有霹雳。霹雳一声，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怒斥“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四·五”运动虽然被“四人帮”疯狂镇压了，但它却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厄运在向中国挑战。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余悲还在，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又逝世了。紧接着是旷古未有的唐山大地震的灾难临头。
“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哀。”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焰下，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
“四五”运动过后，天气转暖，北京的节气虽然还没有进入盛夏，但是叶剑英元帅却从城里后海移住西山。
叶帅来到西山并没有住在游览胜地，而是在中央军委另外开辟的一块军事“禁区”，住在十五号楼内。这次说是进山“休息”，实则是躲着“四人帮”，绕开“政治漩涡”，要在这时静静地酝酿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养晦韬光”，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残阳如血。在夕阳彩霞映照下的弯弯曲曲的西山古道上，一辆“大红旗”正向山间急驶而上。
车里坐着谁呢？
啊！王震将军。
“胡子来了，欢迎；欢迎！”
“胡子”将军来见叶帅，不用通报。见面之后，还同往常一样，总是深深一鞠躬，标准的九十度大礼。
“这几天外面的形势怎么样？”叶剑英因为“生病”在家，总喜欢打听。
“那还用问，天安门的事大家不服。干部和群众恨死那几个上海帮了。非常气愤！”王震快人快语。
“可是，那几个人是毛主席点将的啊？”叶剑英心里也恨，只是碍着毛主席，觉得难办。
“他们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