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向您报到。”
王洪文自毛泽东逝世以后，改变了过去“剑英同志”的称呼。
叶帅虽然对这个趾高气扬的新贵报为厌恶，但想到正好可以借此摸一摸对手的底细，就不动声色与他周旋起来。
“上海的形势怎么样？”
“很好。”王洪文支吾了几句，显然是在应付，两眼贼溜溜地乱转，他看到写字台上一摞线装书，移开了话题：“叶副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样用功，有时还下山走走吧？”
“老了，不济事了。最近很少走动，在研究西山呢！”
王洪文没有听出话里有话，反而说：“是呀！叶副主席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比不得我们年轻人了，有些活动可以不参加了。让我们替您干吧！”
他竟然如此露骨，如此狂妄？
叶帅从心里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了。但是，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四人帮”？元帅心里还未定盘子。他对“眼镜”、“三点水”等人一个一个翻来倒过去掂量。根据几个人不同的情况，设想了各种不同的办法，既想过“一起解决”，也想过“个别处置”；既想过采取紧急措施，从“隔离审查”到公然逮捕；也想过采取过渡办法，把他们分别调离中央，到外省，再视情况慢慢处理。最后倾向于还是“一网打尽”。
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过了两天，杨成武要下山，临走前来见叶帅。元帅微笑着说：“你转告聂总，先念来过了。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他又叫王震即刻到陈云那里请教。
陈云沉思良久，缓慢地说：“也只好如此了。紧接着又补充一句：”下不为例！“并再三嘱咐，请叶帅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
“四人帮”又在酝酿发动新的“夺权战役”。
9月29日，这个“战役”是在大闹政治局的喧嚣中打响。
“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就是让她当中央主席。他们的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有打响，又横生枝节，要让毛远新留在北京，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四人帮”强词夺理，大放厥词，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一连串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他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能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回辽宁去，这里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立起身来，宣布散会。
9月29日这次会议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问题，又一次公开教量。“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大暴露，并且遭到了挫败。中国共产党的最多层组织又一次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
“黑云压城城欲摧”，“四人帮”的政变夺权步伐更加快了。
他们跑到清华大学、北京平谷县等地，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打倒？”
并说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要人们“把胶卷留下，等特大喜讯时再照”。
上海的商店里，大红纸被争购一空，准备庆祝“特大喜讯”。“四人帮”的干将公然地对反对他们的人说：“9号以后再代你们算帐！”
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抛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声称，一切修正主义的头子绝没有好下场！很显然，他们把叶剑英和华国锋当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这实际是公开发出了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信号。
叶剑英得到这些危险的消息，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察觉到：“四人帮”夺权已迫在眉睫，解决他们的问题已刻不容缓了。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华国锋的家里，叶剑英催促这位主要领导人，时间要往前赶：“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
“是啊，原来设想还有几天，恐怕来不及了。”
经过紧急磋商、反复研究，果断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按原先设想的方案，提前采取行动。
当天晚上，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家里，扼要谈了同华国锋商定的大计，征求他的意见，并商量具体落实计划。
汪东兴高兴地说：“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他汇报了掌握的动态和3841部队的情况，满怀信心地表示：“情况我熟悉一些，具体的事情应该由我来做，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做好！”
10月6日晚八时，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在中南海怀仁堂、亲临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进行了隔离审查。为了让不是常委的姚文元参加，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被带去候审。江青也在她的住处中南海万字廊201号被抓起来。在行动过程中，由于部署周密，指挥果断，没有响一枪，没有留一滴血，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可一世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被彻底粉碎了。
从此，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
“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叶剑英这位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响应时代的召唤，挺身而出，在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攫取党的最高领导权的紧急时刻担负起组织各方面革命力量同“四人帮”进行决战的历史重任，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又一次从危险中挽救了党和国家，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神秘独特而又光辉灿烂的篇章。
刘伯承元帅之谜
1 寒门将子之谜
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养育的苦孩子，日后成为挥戈疆场的“常胜将军”，这其中必然有着不寻常的经历。是天助？还是人为？
11 刘家溯源——“优人之后”与“皇族之后”
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出生在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张家坝一户农民家庭里，因为他出生时曾祖父刚去世两个月，所以父母给他取名孝生，字明昭。
在封建的旧中国、刘伯承的祖辈也经历了人间的磨难。曾祖父刘国宇，祖籍四川省云阳县，靠种地和打铁过日子，但仍朝不保夕，日子格外清苦，实可谓寒门，无奈，曾祖父带领全家人迁至开县。
祖父刘政富，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和手艺，但由于家庭入不敷出；又迫使他学会了吹唢呐这个为人轻视、但又是当时婚丧嫁娶不可缺少的行业。刘政富除了种田、打铁，就是四处流浪，流浪的生活使这个农民养成了正直、开朗、助人为乐的性格，加上他比较聪明、靠自学懂些书理，因此在村中颇有声望，乡邻关系很好。
也许是老天爷怜恤刘家的遭遇，也许是刘家不该如此破落下去。有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家竟慢慢地富裕了起来。那一年，刘政富与几个儿子播种时，错把早稻种当成一般稻种种上了，谁知这一年大涝，刘家的稻子收割了以后，接连几天大雨，别人家的稻子都淹死了，但水退后，刘家稻田的余根竟又长了一茬，这么一来，刘家卖了点余粮，再加上织点席子、搞点副业，便渐渐摆脱了贫困。生活中的这一变化，使刘政富“望子成龙”的思想抬头，他选中了六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进私塾读书，这个孩子就是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
刘文炳出世的时候，刘家的经济已有根本好转，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刘文炳得天独厚，读了十多年私塾，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执笔编撰过《刘氏家谱》；曾参加过开县县试，并考中秀才。在封建社会，哪家子弟考中秀才，社会上公认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家中必须大摆宴席，秀才本人也要披红戴花，骑马游街、光宗耀祖。刘家几辈贫寒，而今出了这么一个秀才，进而还可以府试、殿试，说不定可以得到举人、进士等功名，因而刘家的主人刘政富便借来一匹大红马，亲自给儿子披红戴花，带着几个儿子敲锣打鼓，很是热闹了一番。
没想到，刘政富这一举动激怒了赵家场一些榜上无名的富家子弟，于是，他们雇请了一些地痞流氓羞辱刘家，同时，还联名向开县知县衙门和夔府衙门递了禀贴，声称“开县浦里刘氏文炳者，祖宗三代以司乐为业，出身卑贱，违典应试，有辱先贤圣哲……”，控告刘文炳犯了欺君辱圣之罪。在清朝，参加婚丧嫁娶和祭祀活动的司乐人（俗称吹鼓手）是被社会歧视的，清律明文规定，这些人的子孙属于优人之后，优人和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如果隐瞒了出身，一经查出，不但本人要革除功名，而且连同保人、主考官一起问罪。没有多久，夔府衙门问罪下来，刘家花了几百两银子求人疏通，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从此以后，刘文炳就弃文务农，常为邻里写碑文和对联、书信等。成了赵家场一带有名的“泥腿子文人”。
刘文炳生有四男三女。妻子周寅香，出生于贫农家庭，朴实善良、勤劳能干。刘伯承是她四个男孩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便格外受到器重。在刘伯承八、九岁时，父辈们就分了家。因刘文炳夫妻忠厚老实，分家时，田地房屋先让几位兄长挑选，自己只分得一座三间茅草屋和几亩坡地。起初，家中人口少，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不几年，孩子接连出世，生活也就一年比一年艰难。
幼年时的刘伯承聪明、活泼，但顽皮、好动，爬树掏鸟蛋、上房捅野蜂窝、什么都敢干。当时，刘文炳要养活全家九口人，生活日益艰难，况且在遭到科举考试的不公正对待后，他已无心仕途，但他看到五岁的孝生聪明伶俐，智力发展快、接受能力强，便很想早点送他入学读书。但附近的几所塾馆都离家较远，而且要涉水过河，很让人放心不下，所以此事也就搁了下来。
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一位流落开县的“乞丐”来到刘家门前，引起了刘家的注意，他就是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刘文炳发现任贤书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还熟谙兵法，精通武术。因此，他对任贤书也更加敬重，为了解决这位外乡孤老的生计问题，同时也使孩子能就近入学，在取得任贤书同意后，由刘文炳出面，邀集了四方邻里二十多名学龄儿童，在刘文炳老屋附近的一座茅屋里办起了一所私塾。这样，刘伯承就在任贤书名下启蒙读书了。
孝生进入私塾后，开始和孔夫子、孟夫子打上了交道，整天学习《三字经》、《千家诗》，读《四书》、《五经》，但是，“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并没有使他完全归顺，贪玩逃学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改变了顽皮的性格，正视了自己的学业。有一天，不识字的母亲盯着儿子背书，孝生急于出去玩耍，便闭着眼睛瞎背一通，碰巧这天父亲没出门，也在里屋百~万\小!说，听见孝生乱背一气，便高声斥责他：“孝生，你欺负你妈不识字，乱背什么？我告诉你，我没有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笔、一锭墨留给你，你不用功，看你以后怎么过？”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方知受骗，伤心地边哭边说：“谁叫我小时候家里穷，念不起书，连自己的儿子也欺骗我不识字，叫我怎么不伤心呢？”
看着伤心的母亲，孝生内心震动很大，他觉得很对不起母亲，便向父亲保证：“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逃学了，一定好好念书，你们就看吧。”
从此以后，小孝生立下志向，发奋读书，他每天第一个到课堂读书，晚上回家读到深夜。他读书非常认真，凡是读过的书，他都要弄通，并且仔细地圈阅和批注，一部《孟子》他圈阅过数遍；练习书法更有耐力，常常一个字练习几十遍，直到和字帖上的字差不多了才接着练下一个字。在学习中，他常常用“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温故而知新”的道理鞭策自己。他除了运用一般的学习方法外，还逐条逐条地背字典，字典中的许多条目他都能够背下来，使他日后成为一个知识丰富，文字基础扎实、记忆力很强的人。
功夫不负苦心人，由于勤奋、努力，孝生的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各门学科的成绩远远超过一般学生。孝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从他的老师任贤书那儿更多地汲取着精神养料。任贤书早年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他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熟谙兵法，精通武术。他除了严肃认真地向学生授课外，在课余时间还教学生操练武术，而且，他还很注意对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他经常给学生进述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和《三国》、《水浒》的故事；教学生吟诵《满江红》、《正气歌》等充满爱国主义的诗篇。在任贤书的影响下，孝生不仅将《汉书》、《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看了又看，还能将书中重大战役、主要故事情节讲述出来，他尤其赞赏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钦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诸葛孔明、更敬慕文武双全的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这一切对他的心灵和思想无不产生影响。
1904年，年仅十二岁的刘伯承，立志报效国家，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刘文炳自早年参加县试受挫后，早已抛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但为了陪同儿子应试，他还是违心地报了名。第一轮考试结束后，父子二人双双中榜。不料却又被人检举了上辈人做过吹鼓手的身世，结果，父子两人被双双逐出考场，这使年幼的刘伯承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不解地问父亲：“爸爸，什么是‘优人之后’？为什么‘优人之后’就不能考秀才呢？”
父亲满腔悲愤地告诉他：“还不是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家里穷，虽然有打铁的手艺，但仍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所以，你爷爷就留心学会了吹唢呐，逢上别人家有红白喜事，都来请他当吹鼓手。从此，你爷爷就成了‘优人’，我们就成了‘优人之后’。”
父亲接着说：“但若论起家世来，我们还是‘皇族之后’呢！咱家谱上说，汉高祖时代，刘家有兄弟三人：刘元、刘仲和刘季，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我们家就是刘仲的后代，高祖得了天下后，封刘仲为颉羹侯。”
年幼的孝生鼓动父亲说：“我们既是皇族之后，那我们找考官说理去”。
父亲叹气道：“咱家这一支后来破落了，咱家没有做官的，又拿不出钱来，谁替咱说话呀！”
孝生愤愤地说：“这个科考的办法太不合理了，难道穷人就永远穷下去不成，我就要争这口气。”
经过这次事件后，刘文炳积郁加劳累，终于一病不起，竟于1906年病逝。从此，养活全家的重担便落在了刘伯承这个家庭长子的肩上。贫困的生活，沉重的家务使他无法继续读书，他退学了。
回乡之后，他白天种田、割草、砍柴、替人挑粪，晚上回家织席、舂米，这使他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尤其是下层的劳动人民，懂得了社会这部“大辞典”里不仅有正义、光明、美好和善良，而且也充满着丑恶、黑暗、残暴和不公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早就对清政府不满的刘伯承摒弃“好铁不打钉、好郎不当兵”的陈腐观念，说服母亲和家人，毅然从戎。此后，这个“优人与皇族”兼而一体的继承者并没有因“优人”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也没有因“皇族”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而在几十年之后，成了一颗闪烁在中国上空的帅星。
12 “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刘伯承的青少年时代，虽然是在贫困和被人歧视的环境下度过的，但他聪颖、勤奋、对事物分析独到、富有思想，因此，他的老师和朋友们对他不同于凡人的表现倍加赞赏，称他为“同辈人的楷模”，甚至惊叹“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在对刘伯承进行了六年的启蒙教育后，深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