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赞同。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聂帅在会上专门向中央汇报了中苏科技合作的情况。聂帅说，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在尖端技术上对我们加紧限制的情况日益显著，他们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8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技术专家。这再次证明聂帅的远见卓识、料事如神。苏联此举，迫使我们抛弃依赖心理，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学会了自己走路，我国科研获得一个重大转折，苏联撤走专家不仅没有促退反而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为此，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1964年10月16日，张爱萍在现场指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聂荣臻和周恩来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
1966年10月25日，聂荣臻到基地现场成功地主持“两弹”结合的核试验，1967年6月14日，聂荣臻成功地主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十年工夫，而中国只用了三年，比他们缩短了整整七年。当中国人为自己拥有核武器而感到欢欣鼓舞并引以自豪之时，可曾忘记这其中凝聚着共和国的一位老帅的多少心血和汗水？
没有聂帅的殚思极虑、呕心沥血，“两弹”在六十年代后期试制成功是难以想象的。“两弹”的研制成功，是聂荣臻革命生涯中又一光辉灿烂的篇章。
聂荣臻有一颗“两弹”之心。
44 科学之魂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我国的民用和科学尤其是军事科学都有着长足进步和发展，这些成就与他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一贯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培养一个人才，需要积累几代人的经验，不爱惜人才，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单就两弹研究来说，聂帅认为，只有材料、技术等“硬件”不行，还必须搞好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这类“软件”。大跃进以后，聂帅耳闻目睹科研单位有不同程度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有些科技人员被批判为“自专”，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从1960年冬天起，聂帅组织人调查摸底，先是到导弹研究院，后来又到中国科学院，结果发现科学工作者每周六个工作日当中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一半，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与科研无关的各种体力劳动。聂荣臻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亲自过问，并以国务院名义下发通知，规定在科研人员中一定要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
在人才分配和使用方面，聂帅强调学用一致，专业对口，并且三令五申，要各单位认真执行，他号召各级领导大胆信任和使用科技人员，要当好勤，对他们吃饭、住房、甚至小孩入托入学、爱人两地分居等等都要尽可能帮助解决，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其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文革”前夕，聂帅曾考虑适当提高知识分子工资待遇问题，当他把设想的方案向毛泽东口头汇报时，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他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可以突破国家最高工资标准的限制。可惜不久“文革”开始，这个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在知识分子政策上，聂帅的确下了很大工夫，他多次召开会议，或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广泛征求意见，并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最后制定出“科学十四条”初稿。此后，又在若干科研单位先试点，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最后由聂帅签署，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和政治局会议通过，1961年7月19日，被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了。“科学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即“出成果，出人才”。
二、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减少干扰。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四、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科学工作实际出发。
五、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简称“三敢三严”精神。
六、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务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七、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
八、加强协作，发展交流。
九、勤俭办科学。提出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科研机构要力求减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增加科研人员比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十一、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指出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有二，一是拥护共产党，一是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许多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相当普遍，这一条是为了澄清人们对知识分子“只专不红”的偏见。
十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十三、大兴调查研究。
十四、健全领导制度。这一节规定，研究所由党委全面领导，贯彻技术负责制，学术工作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主要指科学家）决定，党的室、组一级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当时，科研系统的有些党员，总觉得自己比知识分子高一等，至少不能让知识分子翘尾巴。所以一切由我说了算，瞎指挥、外行指挥内行盛行。
因此这一条规定，只有所一级党委才有领导权，党员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党。
“科学十四条”下发后，广大科研人员无比拥护。青年科技工作者们说：“文件中的话真是反映了我们的心声。它关于红专问题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过去只是看你社会活动参加多少，不看工作表现，随大流，开开会，唱歌跳舞，都是比较容易做到了，真正要在业务上作出成绩，不下苦功是不行的。”
1962年2月16日，聂帅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他私下找少数科学家谈心时，发现他们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聂帅，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
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帅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聂帅首先请示了周恩来，总理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国务院开会时，也曾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有争论。聂帅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很同意聂帅的意见，她也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陈毅在讲话中干脆提出了“脱帽加冕”的口号，就是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之冕。事先，聂帅曾向陈毅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自此之后，科学家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大提高，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空前改善。所有这些，包括“科学十四条”，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聂帅曾经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人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恩来、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当科学家的勤务员，这个提法非常好。我本人就愿意当科研战线的勤务员。”《聂荣臻回忆录》聂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聂帅为建国建军和科技事业的腾飞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军旅之情，科学之魂……
罗荣桓元帅之谜
1 “照妖镜”之谜
罗荣桓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大家对此有很多的议论。有人说，那是望远镜，因为他看得远，深谋远虑；有人则说，那是个显微镜，因为他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能从现象看到本质，全面看问题；还有人说，那是副照妖镜，因为他能识破伪装的东西，能看穿打扮成美女的妖魔鬼怪。
11 水野清是人是鬼
1941年冬，5万日军“扫荡”山东沂蒙山的时候，我军在济南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日本谋略部（日本高级特务机关）弄到一份绝密情报，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长官姓名，重武器数目，出发时间，进攻路线……都写得很详细。
这份情报，和我军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敌情，几乎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对东面的敌情，说得比较模糊，特别是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平原上，只提到多据点增兵，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坦克、骑兵和装甲部队。
这份情报引起指挥员和参谋们的重视，在研究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疑问：“为什么东面的敌情，这样马虎呢？”
“提供情报的人，不一定掌握全面的情况。”另一个同志说。
“从情报的准确性看，是掌握了全面的情况，问题是情报送来以后，敌人才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平原，派来坦克、骑兵和快速部队。”
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对这个情报也很重视，他考虑的是提供情报者，不是一般的人，否则不可能了解这样机密的情况。他打电话叫来敌工部长，问道：“给我们这份情报的是什么人？”
敌工部长说：“是济南日本谋略部的特务，名叫水野清。”
“是不是上次提供铜井敌据点情报的那个人？”罗政委问。
“就是他。”敌工部长答。
罗政委点点头。他清楚记得，几个月前，鲁中八路军根据水野清的情报，打下铜井据点，消灭日军一个分遣队，缴获一挺九二重机枪，俘虏了百十个伪军。
“你们对水野清这个人，还知道一些什么？”罗政委问。
“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是日共中央派他打进谋略部的。”敌工部长说。
“这个人很不简单，要进一步了解。”
“好的。”
敌工部长走了，罗政委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呢？”他思考着，觉得不能轻易下结论。他怀疑这是敌人的一个大阴谋。他的眼睛从墙上的地图，移到桌上那份情报。
“这份情报，是日军‘扫荡’前拟好的作战方案，不可能没有东路的兵力部署，为什么水野清把这方面疏忽了？看来有鬼！”
从这个疑点出发，罗政委想到：“敌人每次‘扫荡’沂蒙山，我军多半向东移到滨海区，这一规律敌人是知道的。这么说，敌人在东面近处合击圈的兵力不多，而在远处埋伏下快速部队，是想引诱我们上当！”他进一步考虑：“单是诱我军钻口袋，敌人大可不必把这样绝密的情报泄漏出来，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想来想去，罗政委断定是用“打草惊蛇”的诡计，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敌人想用强大兵力，把我们吓跑，好让他们放手实行“三光”政策，而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消灭我有生力量。
狡猾的敌人卖弄的聪明，经过罗政委的“照妖镜”，现出了愚蠢的原形。至于水野清是人是鬼？一时很难断定。
12 当面摸底
空前残酷的沂蒙山区大“扫荡”开始了，水野清带着几个人，来到泰安东南山区，搞了一个“王道乐土”的实验区。
在实验区的范围内，日本鬼子和汉j队，都不敢进去。因此，我军有些伤病员、老弱妇女和逃难的老百姓，跑到他的实验区隐蔽起来。水野清还懂得医道，他亲自给伤病员治疗，用流利的中国话同伤病员聊天，暗示“王道乐土”实验区，虽然是日本特务机关办的，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经过50天的战争，我军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罗政委在豆油灯下，看着秘书递上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游击区的地方部队发来的。电报上讲，有个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带着26个我军在反“扫荡”中被俘的人员，从敌占区跑来，被我边沿部队扣留，请示如何处理。
“哦，水野清来了！”罗政委看完电报，不禁自言自语，这个被放在一边的水野清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兴趣，要慎重对待。他对站在一旁的秘书说道：“发个报，叫他们派个干部，护送水野清到师部来。要注意他的行动，生活上优待点。”
几天后，水野清来了，罗政委决定以一个普通保卫人员的身份亲自讯问，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老乡的一间堂屋里，坐着一个长脸瘦高个、穿中国便服、四十来岁的人，高鼻梁上一双小眼睛，不时焦急地望着门口，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忽地立正站起来，一连站起来几次，门口没有进来人，他又索性坐下，闭着眼睛等待。罗政委一行进屋，他睁开眼睛，慌忙站起来。
“请坐。”罗政委说，陪同的李同志翻成日语。李同志是朝鲜人，在日本反战同盟里工作。
穿便服的人哈了哈腰，未敢落座，直看到罗政委先坐下，打手势让他坐，他才把半个屁股挨着椅子，上身挺着，显然心里有些紧张。
“你就是水野清先生吗？”罗政委问，李同志又翻成日语。
“不敢当，我是水野清。”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
“你的中国话讲得蛮好吗，”罗政委说。
“我小时候在大连读书。”
“你是日本什么地方人？”
“神户。不过我从小随父母在大连生活，后来回东京上的大学。”
“你父母在大连做什么？”
“爸爸做生意，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她是高丽人。”
“你会说朝鲜话吗？”李同志不由用高丽语插话问道。
“会的。”水野清也用高丽话回答，“跟妈妈学的。”
罗政委继续问：“你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是党派我来的。”水野清进一步解释道，“我念医科大学的时候，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战争开始，党命令我打入日本谋略部，设法到中国来，反对日本军阀的侵华战争。”
“去年冬季，日军‘扫荡’沂蒙山的情报，是你提供的吗？”
“是的。”
“这样绝密的情报，你是如何搞到的？”
“济南日军司令部有个女机要秘书，荒术信子，是我们的同志，是她偷出来的。”
“你这次为什么跑出来？”
“工作暴露了，荒术信子受到特务监视，她通知我马上离开济南。”
“你去得那么急，怎么还能带出来二十多人呢？”
“我还没被监视，走得不急。那二十多位同志在城外劳动，我弄了个文件说要带他们去泰安实验区，没引起什么麻烦。”
看到水野清从容回答，未露出破绽，罗政委换了话题，问了一些济南日军的情况，水野清都详细说了。
“好，欢迎你参加反战同盟，希望你放心工作。”罗政委说完站起来，伸出手去。
“谢谢，”水野清握手说。
离开水野清，在回司令部的路上，罗政委对陪同的敌工部长指示：“这个人不简单，要仔细考察。可以给他工作，但还要多方调查甄别。”
不久，济南的敌伪报纸?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