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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插队手记第6部分阅读

    荐最好的知青,那当然是知青点的负责人施卫疆,谁能跟他比呢?

    也许是有的知青并不在乎这次招工,尽管没有人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但起码从知青中招工这种做法,让大家看到了以后的种种希望。

    对被推荐了的施卫疆来说,能招工去县城拿工资,也算是如愿以偿了,他是个实在人。

    临时队长老吴笑嘻嘻地对知青说:“怎么样,不要以为在农村没前途,将来招工都要从农村找人,你们就好好干吧。”

    生产队团支部讨论我的入团申请,会上全体通过。

    但这并不算数,让我填了一张入团志愿表,并让我参加了支部会。

    在会上,有个支委提醒我:不要因为父亲至今还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而产生思想包袱,要正确对待群众。

    我知道他们去调查过我父母的情况了,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思想包袱,怕只怕组织上对我们这样的人更有思想负担。

    不好的消息也有。

    知青点杀过年用的猪时,把一头近300斤的老母猪杀了。

    最叫人叹惜的是,开膛破肚时,从老母猪的肚子里流出12只小猪胎,都有尺把长了。

    有人埋怨杀猪的老全头:杀了这么多年的猪,这老母猪怀的崽子都这么大了,难道也看不出来?

    老全头埋怨养猪的高朗:老母猪怀不怀崽,喂猪的都不知道,我能分得清那肚子是膘还是崽呀?

    反正这过年吃猪肉,大家心情不会好过。

    心情最不好的是我。

    交了入团志愿书后,大队总团总支没通过。

    其他知青觉得有点奇怪:一起下乡的知青里,领队的没通过,倒让三个女知青入了团。

    但我并不感到意外,那天小队团支部会上,已经有支委提醒我,不要因为父母还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而背上思想包袱。说明他们在讨论我的入团问题时,这是障碍之一。

    我能做什么呢?那晚,我想了很久没睡着。

    最后,我提醒自己,能不能批准我入团是别人的事,但坚持不坚持理想是自己的事。

    对一个家庭曾经受到冲击,至今还没解决的人来说,具备这种心态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也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能调整过来。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机会解释。

    那晚,被批准入团的两个女知青在食堂里想安慰我,我表现出来一点不自在,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入团的事心里想不通,而是我心底里的大男子主义在作怪。

    下乡后,我依然保留着中小学的习惯。那时男女同桌之间要划上三八线,现在,我和女知青之间除了必要的劳动和学习外,平时没有什么往来。

    其他男知青会让女知青帮忙洗衣缝被。我是一个例外,缝补洗涮从来都是自己动手,没求过女知青。

    也因为我的例外,女知青平时就说我“官架子太大,严重地骄傲自满。”

    那天晚上,张春芳问我“有没有失去信心?”李晶霞也关切地看着我。

    我当然知道是指入团的事,难道她们不知道,作为一个男人,我从来都是十分坚韧的吗?

    我掩饰自己心里的不痛快,说:“没有。”

    沉默,直到她们离开。

    我确实感受到了她们为我的好,只不过因为我心里的大男子主义,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表示我对她们的感谢。

    我想,大概在她们心里,又加深了对我“严重地骄傲自满”的印象,

    我的沉默很快被打破了,第二天,团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大队召开新团员入团宣誓大会时,你要代表全体青年发个言。”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

    除了对已经入团的知青表示祝贺,对自己的将来表个决心,我还能说什么呢?

    43、缝脚后跟 [本章字数:155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18 14:07:530]

    三九寒冬,气温骤降到零下四十度,下起了大雪。

    屯子里的人都缩在家里不出门了,他们坐在热炕上,靠在发烫的火墙边,抽着大喇叭烟,嗑着瓜子,唠着家常。

    但边境线进入一级战备,全体武装民兵都在连部集中住宿,分三班潜伏和巡逻。

    夜里,我和蔡景行巡逻至头道沟,突然遇到了“大烟泡儿”。

    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把这种雪后的暴风比喻得像抽鸦片烟儿一样?

    但“大烟泡儿”确实令人恐惧,连野狼这时都会找地方躲起来。

    刚开始时,凛烈的寒风打着尖厉的唿哨,把刚下的积雪吹起,滚滚而来。接着风越刮越猛,积雪飞腾而起,刹那间天昏地暗,一片迷茫,将视线全部淹没,与沙尘暴极其相似。

    整个天空漫卷着极细极细的雪粉雪尘,如烟似雾,打在脸上却像针扎般疼。

    风卷着雪,像沙子一样堆积,很快就埋了沟,盖了路,在我们巡逻的前方竖起了一道雪楞子,就像一堵墙。风继续扯着积雪从雪墙上漫过,发出呜—呜—呜呜的声响,凄凉而仓惶。

    我听老乡说起过,碰到“大烟泡儿”时,一定要就近找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暂避。好在头道沟也有个知青点,我们就在那里等待风停。

    呜呜的“大烟泡儿”一直持续到天亮,风终于累了,渐渐停下。我们走出屋外一看,天格外晴朗,蓝蓝的没有一点杂质;四周异常清寂,默默的没有一点声音。只有一条条雪楞子,趴在田野里、路沟旁、屋脊上。

    风,把雪楞子吹得硬梆梆的,人踩在上面都陷不下去。

    如果说“大烟泡儿”是东北冬天里一直有的自然现象,那么,知青点男宿舍门前的“尿墩”却是东北一种新景观了。

    最冷的冬天,男知青起夜是不出门的,他们把门推开条缝,拔出鸡鸡就撒,撒了冻上,冻上了再撒,几天下来,门前长出一个尖尖的“尿墩”。也有老乡称呼它为“尿甸子”的,因为它颇像草甸子里的塔头。

    不过,这“尿墩”用大镐轻轻一刨就没了。只是有的知青懒,好几天不刨,门都推不开了。还有的把自己害了,出门时不小心踩在它的边上,“卟哧”就是一个跟头。

    至于有人说东北撒尿冻在鸡鸡上,那是瞎话,没有的事。

    当然,在那儿防冻是特别要当心的。

    我有一次去挑水时,小心翼翼地站在已是冰坡的井畔,伸手揽过轱辘把,手被铁把紧紧地沾上,原来我忘了戴手套。这时,不能猛拽手,那样铁把就会咬下你手心里的皮,只能慢慢地等手心的温度暖了铁把,才好一点点把手拿下来。

    女知青李晶霞第一个冬天就冻伤了脸,脸上冻得发白,有点像是烧伤,然后水肿,起了水疱,疱液清亮。有人误传冻伤后要用雪水擦,这是完全错误的,像她的脸冻成这样,就只能用常温的水,或者稍微有点温度的水洗,否则就会破坏脸部冻伤的表皮,留下终生的疤痕。

    除了手和脸外,脚的防冻也很重要。

    我们一开始去供销社买毡垫,但没用几天,脚汗、雪水一浸,毡垫就不暖和了。

    后来在水库干活,工地边上的山沟里有许多乌拉草,老乡教我们用“乌拉草”当鞋垫。这种草茎叶细长,一簇簇丛生,我们将它割下,用木头锤打松软,放入鞋中垫上,透气防潮,特别保暖。而且一天一换,不用花钱。

    回到生产队后,找不到乌拉草,老乡就教我们用苞米叶垫鞋,效果略差,但总比三天二头买毡垫要实惠多了。

    张春芳的脚,垫什么都不行。

    她的脚一到冬天,后跟处就会裂开,裂口有寸把长,深达六七毫米,能见到里面的红肉,还渗出血来,走路时疼痛难忍。

    听说这在医学上叫什么“皲裂”,很难根治。她用了很多办法,热水浸泡、抹雪蛤利油、贴橡皮膏,都没用。

    生产队的地远,每天来回要十来里路,走不了路怎么行?

    她最后想出一个办法,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用缝被子的针和线,穿过裂口两边的皮肤,一针一针地,共缝了五针。

    旁边其他女知青看得心惊胆颤,但张春芳说:“裂口旁边的皮肤都发硬了,没感觉,不痛的。”

    第二天,她照样来回十来里,去地里干活。

    “手术”很成功,慢慢地,裂口竟弥合了。

    这事让男知青知道了,都佩服她的坚强,有人开玩笑,唱起了《江姐》里的歌:

    “线儿长针儿密

    含着热泪缝脚跟缝呀缝脚跟……”

    44、二百年前知青 [本章字数:187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19 16:08:180]

    蒸气弥漫,看不见人影的走廊里,放满了盆、锅和准备炒的菜。

    为了知青的年夜饭,刘大爷已经足足准备了三天,今晚,他精神抖擞地穿起围裙,站在火炉边上,正式为知青炒菜。

    当我端着热菜进去时,那里已经是喧声嚷嚷,热闹非凡。

    南北炕上,放了四张桌子,每张桌上摆了两瓶酒,屋子中间,小火墙“呼呼”地窜着火苗。

    有几个男青年见端来了菜,便站起来,给老乡代表敬酒。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农村过年,男知青围着老乡不断地劝酒,老乡也不推却,“呵呵”地笑着,一口干了。

    女青年们都很平静,她们有点想家。秦燕喝着杜斯酒,小声对别人说:“这酒真好喝。”她出身不好,父母早就离异。她和妹妹跟着母亲长大,从小谨小慎微,从来不知道酒是何味,第一次喝着这种很甜很甜的果子酒,感到和果汁没什么两样,一杯又一杯。

    杜斯酒很甜,却有后劲。她觉得热了,人也很兴奋,一个人从这一桌跑到那一桌,给别人敬酒。过了一会儿,她头晕难过,走路也不稳,心中有点恐惧,想起了上海的母亲和妹妹,独回宿舍大哭。

    我和施卫疆怕出什么事,跟过去看。一群女青年也围过来,听到秦燕哭着喊妈妈,全都跟着一起哭了。

    不知道是谁写了“每逢佳节倍思亲”这话,挺准的,要不想家,难呀。

    我心里也跃起了亲人的脸庞,走出门外,在寒风雪地里站了一会儿,看见天上的星星一闪一亮,院里的几棵大杨树在灯光映射中,像慈祥的老人一样点着头,窗户玻璃上映出了男知青喝酒欢笑的身影。相比女知青,男知青没心没肺的,倒也快乐!

    一早,关彦昌找我到他家去过年。

    这是队里安排好的,大年初一,知青都到老乡家去过年。

    有几户老乡没分到知青,意见很大,闹到队长家责问是不是看不起自己。

    关彦昌一路上一句话也没有,只是边走边回头看我,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好像怕我丢了一样。

    他家很干净,就父母和他三人。

    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辣椒、黄苞米、青干菜,挑水的桶整齐地倒扣在木栅栏上,劈好的柴禾码得像房子一样高。

    六七只大白鹅见生人进来,“昂昂”地一起叫,屋门马上推开,一位满脸笑容的大娘伸出头来,大声地说:“唷,来啦,快进屋吧!”

    我赶紧叫一声:“大娘新年好!”

    她喜滋滋地应着:“好呀,好呀!”

    进屋,一位佝偻着背的大爷也从屋里出来,头上一顶旧毡帽,苍老的脸上洋溢着微笑,把我推进里屋。

    明亮的窗户下有一张小桌,早已摆好了一盘花生、一盘炒鸡蛋、一盘牛肉白菜丝。

    关家是满族,禁食狗肉、禁戴狗皮帽子,禁穿狗皮衣。

    来前队长告诉我,进屋不准坐正室的西炕上。

    我问:“为什么?”

    队长说:“西炕墙上是人家满族供祖的地方。”

    所以我一进屋就想先搞清东南西北,看西炕在哪。

    老人乐了,说:“哪有那些讲究。哪儿舒服坐哪儿!”

    老人七十多岁,以前当过老师,有点文化,跟我讲起爱辉的满族起源。

    自古以来,爱辉一带就是满族待的地方。

    300多年前,俄罗斯入侵,满族南迁。随后,康熙皇帝派出八旗官兵到爱辉屯垦戍边,以爱辉古城为中心,相继建立了黄旗屯、蓝旗屯、红旗营子、蓝旗沟、大五家子、四家子、大发屯等五六十个屯子。

    所以,爱辉现在的满族人多是屯垦戍边八旗官兵的后代。

    大娘两手端了热气腾腾的饺子进来,听到老人在唠叨那些往事,就把碗搁在桌上说:“趁热吃吧,这都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呀,要不哪有今天?”

    老人正聊在兴头上,听说我会背古诗,就颤巍巍地去里屋翻了一本旧书出来。对我说:“200多年前,爱辉就来过上海人,还是文人呢。”

    旧书记载:何世澄,松江人,1690年副榜,贡生,随被流放的云贵总督、兵部尚书蔡毓荣一起来到瑗珲(即现在爱辉,下同)。其诗有《艾浑即景》:

    “黑龙江畔霁云生,江水流冰无尽声。亭午鸡鸣如夜半,不知身在大荒城。”

    他被称为“第一位站在黑龙江畔写黑龙江的诗人”。

    还有个杨宣,也是松江人,清内阁学士,1723年被遣戍到爱辉。杨有二子杨锡履、杨锡恒一同随往。其中杨锡恒第一次以诗歌形式记述了爱辉上元节的秧歌盛况。

    这是他《艾河元夕竹枝词》中的两首:

    “倾城鼎沸闹秧歌,红粉细妆细马驮。不信使君真有妇,罗敷过处看人多。”

    “迎虎迎猛载圣经,祈年赛社岂无灵?由来戏事关农事,前队先迎五谷瓶。”

    杨锡恒还另有诗《纪异》,是咏雍正年间爱辉地区地震的情景,这是爱辉,也是黑龙江省第一首描写地震的长诗:

    “地乃天地配,其道宜安贞。胡然此一方,震动无时停?焱若飓风过,殷若雷声鸣。耳目尽骇眩,魂魄为之惊。初疑九轨道,毂击声喧轰。又如万斛舟,掀簸巨浪迎。一椽木如寄,欹仄劳支撑。上栋与下宇,岌岌忧摧崩。不已势将压,性命毫毛轻。……”

    我掩卷大笑,原以为我们这一代知青是唯一到过爱辉的上海人,真是大错特错了!

    200多年前来到爱辉的何世澄、杨锡恒们,才真正是“上海知识青年”呢!

    45、最牛后门 [本章字数:1331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0 12:18:420]

    春节一过,生产队走了好几个人。

    先是换队长。

    孙洪才不当一把手后,越来越觉得没意思,干脆向大队要求去机耕队干活了。

    他吃苦耐劳,和人打交道不行,和机器打交道绝对没问题。

    老吴原是代队长,一看孙洪才走了,就推举王喜奎当一把手,并放出话来:“王喜奎当我也当,王喜奎不当我也不当。”

    老吴当了好多年副队长,但从来不当一把手,他对别人说:“就当个副队长,挺好。”当队长是是非非,一年换一茬,他才不愿意当呢。

    社员选举时,想想再也选不出什么人,就选了王喜奎。

    还有从后门走的。

    老知青陈暄文接到家中一封信,说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给毛主席打了一个关于《军队干部子女参军》的报告,毛主席批示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

    家里让她马上回上海,她什么东西也没带,立即上黑河打道回府。

    几天后,部队来人,就把她的户口手续办了,牛逼呀。

    再过几天,陈暄文来了一封信,让知青点帮她把行李托运回上海。

    她的行李是我去县城托运的。

    去县城的一路上,搭车的何雨琴对我说:“她爸也就是个营连级军官,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沾了现役军人的光罢了。”

    要说起来,何雨琴的父亲也是南下干部,不过在1958年时转为地方,要说级别,相当于军队正团级。但那时,地方干部再大,也没有军队干部牛。

    营连级军官都开始公然大开后门了,何雨琴觉得这社会不公平。

    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像我父母现在的情况,无论什么后门也开不到我的头上,但不管怎么说,谁不想去好点的地方呢?

    走后门之风后来在中国盛行,应该是始于此。

    陈暄文再没有给任何知青来过信,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收到了行李。

    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她一辈子,只攀附有用的人,用完了,也就永远不记得了。

    从正门走的是施卫疆,从县城回来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还睡在民兵连部,他进来向我告别。

    在生产队推荐下,他今天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