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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插队手记第24部分阅读

    打电话通知张阿姨到单位里去一趟,说她丈夫畏罪自杀。

    张阿姨不相信一向乐观开朗的丈夫会自杀,但性格懦弱的她却不敢要求验尸,甚至连自己也不敢去看一眼“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丈夫,糊里糊涂地同意造反派把尸体火化了。

    张阿姨后来对我母亲说,她就小红这么一个女儿,怕将来给女儿在政治上背黑锅。所以不敢验尸,也不敢告诉小红,只好自己一个偷偷地背着人哭丈夫。

    小红是从家门口造反派贴的标语上知道父亲死了,她不理解母亲为什么瞒着自己,使自己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从此与母亲不再说话。

    到“一片红”插队时,小红只想早点离开这个家。六九届第一批下乡的名额是云南,她二话不说就去云南插队。

    小红是带着对妈妈的一丝恨意离开上海的。

    1974年,小红回来了,但已经精神失常。不知道她在农村经历了什么,总之是精神崩溃了。

    可怜的张阿姨,朝思暮盼,迎回的是一个已经痴呆的女儿。原本还指望女儿会有一天体谅到母亲当时的用心,现在永远不可能了。

    听说张阿姨丈夫的冤案最近就要平反昭雪,但谁又能抚平留给这个家庭的伤痛和疤痕呢?张阿姨一天天苍老,她最后的希望已经破灭。

    听完这个故事,我不由感慨:“相比之下,我们一家还算是幸运的。”

    云龙的哥哥结婚,把我们叫到他家去喝酒。

    已经回上海的刘金鹏、高朗也一起来相聚。那晚,我们五人喝了塑料桶装的10公斤黄酒、一瓶白酒、一瓶红酒,直到把云龙家的酒全部喝完。

    半夜,我们从云龙家那个只能通过一人的木楼梯下来,五个人像一串倒下的骨牌,滚到楼底下。

    爬起来,大家手拉着手,横着走在冷清的马路上,一帮等通宵车的人惊诧地看着我们五个醉鬼。

    第二天睡到快中午,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叫我:“起来,吃回笼酒去!”

    睁眼一看,是云龙的父亲,笑呤呤地站在我的床头。我们几个知青都住在一个居委会,家里人相互也都非常熟悉。

    我说:“真喝不动了。”

    云龙父亲说:“回笼酒是解酒的,喝了就不醉了。快起来,另外几个已经到了。”

    这酒喝得,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170、雪封灵岩 [本章字数:175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2 17:27:570]

    我和晓晗这次除了回上海探亲过年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征求双方家长对我们恋爱的意见。

    晓晗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她母亲有些意见,主要是对我的苏北祖籍有看法。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民国时期,流进上海最多的就是苏北人和宁波人。由于苏北人大多从事下等职业,导致上海人-主要是宁波人对苏北人的普遍歧视。歧视严重的年代里,宁波人是绝对不肯与苏北人通婚的。

    晓晗祖籍就是宁波。

    但晓晗父亲的看法不一样,认为我父母都是在解放战争中南下的干部,是不是苏北人又有什么关系?

    我对晓晗说:“秦灭六国,这么厉害,最后败在了苏北人刘邦项羽手中;你我都是汉族,知道怎么来的?是苏北人打造了汉朝后才形成的;苏北人文有《西游记》、《水浒传》,武有韩信和萧何。远的不说,就拿现代来说,梅兰芳的戏你妈喜欢听吧,他是苏北人;周总理的才华无人不服吧,他也是苏北人。”

    晓晗笑了,打断我的话:“我妈也只是说说,并没有反对我们恋爱,再说我又不在乎的。好了,说说你父母的意见吧。”

    我说:“奇怪呀,我父母既没说支持也没说反对,好像有什么话没说出来。”

    说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不太好的预兆。沉默了好一阵,我转移了话题:“老呆在上海有一点无聊,我们去一次苏州吧,当天去当天就可以回来。”

    苏州,和我家之间有一种天生的渊源。

    很小的时候就听祖父说过,6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生活在苏州阊门,“红绳赶散”时才到了苏北。

    后来我查过资料,历史记载是这样的: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的红巾军打下苏州,将大约40多万江南民众强迁至苏北,史称“红巾赶散”或“红绳赶散”,于是祖先们被赶到了涟水这一片盐碱地上。

    有关专家对这一历史记载有疑义,认为江南移民后裔都说自己祖籍阊门,这一说法“半真半假”,因为阊门的名气极大,很多不知祖籍何处的移民后裔们,便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集体附会“祖籍阊门”。

    但不管怎么说,祖先江南人是肯定的。

    我的祖祖辈辈认定苏州阊门是心目中的“根”,他们再也回不到故乡,只能把苏州的小桥流水人家当作是梦中的幻影,以至于把睡觉进入梦乡称之为“到苏州”了。

    苏州的渊源不光是祖先的梦,还与我的父母有关。

    1949年4月,父母渡江南下,参加对苏州的军管工作,在苏州生下大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大姐一年以后夭折,被葬在苏州。

    当然,我也与苏州有些渊源。

    这是我走出上海后去的第一个地方。1966年冬,13岁的我和云龙、蔡景行等六个同学相约,步行到苏州串联,帮我父亲找到了老战友一家。

    1968年夏,我父母被打倒抓走,我再去苏州,想去求助父亲的老战友,但父亲老战友爱莫能助。也就是这第二次苏州之行,彻底熄灭了我改变境遇的希望,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出发去苏州的那天,南方下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

    我们乘长途车到木渎,这天的灵岩山,就像我俩的包场。笼罩在白茫茫之中,厚雪覆盖了上山的路,只有我们俩人的脚印向山上延伸。空无一人的林间,除了我们踩雪的嘎吱声,寂静得能听见雪片落地的声音。

    我向晓晗讲解这里的景点:

    相传春秋时,越王勾践使用美人计,在这里向吴王夫差献西施。吴王夫差为此在山顶建造了“馆娃宫”,至今还存有吴王井、流花池、玩月池、西施洞、宫墙、琴台、思乡岩、石射棚等遗迹。

    西施让夫差沉湎女色不理朝政,最终亡国丧身的故事,引来了一片“女人是祸水”的说法。

    晚唐诗人罗隐反对这种对女人的责难,写了一首诗:“家国兴亡自有时, 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后来同情西施的文人更是编了一个理想的结局:越国大夫范蠡在为越王物色美女时就已经和西施相爱,吴亡后,两人驾扁舟,入太湖,不知所终了。

    站在山顶,只见漫天飞雪,远处茫茫一片。我对晓晗说:“天晴时,可以从这里看到太湖。人们传说范蠡和西施就是从里隐居太湖,相伴到老的。”

    晓晗叹道:“本来没什么好看的,让你这么一说,看什么都觉得有意思了。”

    我们抖落伞上的雪片,来到山顶寺庙。这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净土宗道场之一,寺庙中午有素面供应,小和尚为我们端上两碗热气腾腾的香菇素面。

    平时人声鼎沸的斋堂今日只有我俩。窗外,大雪纷飞;堂内,悄无声息。那种安祥、温馨和唯我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

    下山时,积雪更厚,已不见我们上山留下的足迹。抵山脚,回望灵岩,茫茫大雪之中,山峰近浓远淡,蜿蜒的台阶上,我俩下山的脚印又已经被大雪覆盖。

    真是一个漂浮在仙境的两人世界,洁白无暇,且来无踪去无影也!

    171、牵手走过 [本章字数:170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3 12:56:390]

    这是粉碎“”的第一个春节,十分祥和而又热闹。

    《洪湖赤卫队》、《东方红》、《小兵张嘎》等一批在文革中被禁10年的电影恢复上映是最令人兴奋的事。

    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到处去弄这些老电影的票子,每天去电影院赶场子。而上海的大街上,也可以随时听到“洪湖水,浪打浪”的传唱。

    十年动乱结束,如同春水融化了坚冰,人们充满了喜悦,也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期待。

    但是,我在春节之后却陷入了痛苦。

    可能父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痛苦,特意等春节过后才向我摊牌:他们不赞成我和晓晗的恋爱。

    他们手中有一份上海慰问团干部对晓晗家庭背景的调查,晓晗的上一辈亲戚中有一个人,与我的父辈在年轻时代分属于不同的两个政治阵营。

    父母再三强调,他们自己在参加革命前就是农民的孩子,在“门第”上并不存在偏见,不反对我与普通工人家庭出生的孩子相处,但不能接受政治背景有问题的人做亲家。

    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即使是普通人家,在择偶时对对方的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都十分关注。可靠的政治背景,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最起码,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

    我承认,在那个年代里,自己偷偷地看过许多爱情小说。从中国的古代长诗《孔雀东南飞》、传奇杂剧《牡丹亭》一直到英国作家简o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作品中那种重爱情,轻生死的男女主人公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在爱情上,我更倾向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

    我并不想违拗父母的想法,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一生的平安。

    但我却想起了一个人,他经历的痛苦恋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个慰问团干部,一位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在大学时有一个恋人,毕业分配时,组织上对他说,如果要去那个重要的部门报到,就必须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恋人分手。

    他们分手了,但恋人知道他还想着自己,竟毅然去了外地工作,并很快和一个瘸子结了婚。

    他对我说这段经历时,早已成婚生子,但我却看到他的眼眶里仍然噙满了泪水。

    想到这将跟随他一辈子的痛,我常常会反问自己:假如是我,会放弃分配到那个单位,同有情人终成眷属吗?

    我给自己的答案是:会放弃单位。

    因为我向往自由的爱情,我无法想像两个相爱的人硬生生地分离,然后再分别去同另一个人生活,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煎熬的又岂止是两个相爱的人?

    晓晗这天和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从提篮桥到徐家汇,从中午到夜里。

    我们还没有品味就要到来的幸福,就要谈论分手的痛苦了。

    晓晗说:“我回去问母亲,亲戚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母亲什么也不说,只会哭。”

    我问她:“你不认识这个亲戚?”

    晓晗说:“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亲戚。我想……为了你的前途,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说:“我本来对仕途就不感兴趣,能影响我什么呢?再说,党对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都有‘重在表现’的政策,一个从来不来往的亲戚同你有什么关系?如果青年人都这样来找对象,那中国社会子子孙孙都分成出身好的与出身不好的两类人,这不成了古今中外一大笑话吗?”

    晓晗苦苦地笑了一下,说:“我没像你想那么多。我提出分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看到你和自己的父母闹僵,他们毕竟是爱你的。”

    她分手的两个理由,都是为了我,我的前途,我家庭的快乐,这要怀着一颗多么善良的心才能做到呀?

    我忍不住仔细端详晓晗:扎着的两条小辫垂在胸前,晚风把长长的鬓发吹起,昏黄的路灯下,可以看见她眼里泛着泪光,饱含着真挚和善良。

    人们常说:善良即美。我觉得很有道理,她真的很美。

    晓晗被我看得不好意思,脸红了。

    我说:“还记得那天在江边我问你的问题吗?‘如果我蹲监狱了,你还会跟我吗?’你说‘会的’。难道你就没想要问我一个问题吗?”

    晓晗说:“问什么呀?”

    我说:“你可以这样问呀‘如果我有什么事情,你还会要我吗?’我的回答肯定也是那两个字‘会的’。”

    晓晗依偎在我的胸前,眼里的泪水落下。

    我轻轻地对她说:“准备一下,过两天去买火车票,我们回生产队,那里是我们的‘太湖’。”

    晓晗抬起脸问我:“什么‘太湖’?”

    我问她:“忘记啦?春节前到苏州去,在灵岩山上跟你讲范蠡西施隐居太湖的故事?”

    她笑了,牵起我的手。

    谈恋爱半年多来,我们有了第一次的偎依、第一次的牵手……在昏黄的路灯下,走着城市里那弯弯曲曲的回家路。

    172、我和阿毛 [本章字数:180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8 16:12:000]

    这天夜里,我和晓晗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快到晓晗家时,路过一家剧场,看到身后有五六个鬼头鬼脑的家伙站在那里。我本能地回头望了一眼,谁知他们轰叫起来,一只烟头在空中划出一道闪光的弧线,飞向我们。

    我突然在这些家伙中发现了他,长长的旋发盖住了两只招风耳,嘴上蓄着小胡子,一件厚绒大翻领遮着脖子和下巴。

    我惊讶地叫了声:“阿毛?”

    他的眼光应声射来,游移不定地扫了我一下。

    我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双看破红尘、桀骜不驯的眼睛。

    他对我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无所谓的笑,招呼同伙扭头而去。

    我想追随他们,被晓晗拉住:“你认识他?他是这一带流氓的小头目,在派出所已经几进几出了。”

    怎么会呢?我童年的朋友,那个夏夜在屋顶上和我谈理想的“阿毛”,难道已经与我永别了?

    每个人回想起童年的朋友时,一定会有特殊的感情,我也是这样。

    小学时,老师要我和一个长着招风耳的同学一起为班级黑板报画报头,于是我们熟悉起来,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与他家里人一样,叫他“阿毛”。

    我们的友谊随着年龄一起增长。在学校画画,到路边地摊看小人书,星期天,我们爱上自然博物馆,那里有鲸鱼的巨型骨架、数不清的昆虫野兽标本……我们对整个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无穷的遐想。

    一个静谧凉爽的夏夜,我们爬上他家的屋顶乘凉。

    他家靠在河边,习习凉风吹过,我们一起看满天的星星。

    阿毛端正地坐在房瓦上,带着一种崇敬的神情讲他父亲在“回民之队”里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等我们长大了,假如也能像父辈一样,参军打仗那多好!”儿时的我,十分憧憬英雄的战斗生活。

    “将来要打的仗有的是,只有把世界上反动派都消灭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阿毛见我怕长大了没仗打,笑我傻。

    “打仗时,我想当飞行员!”我想起了上学后写的第一篇作文《我的理想》,那是我小学里唯一拿满分的作文。

    “那我就去造飞机!”阿毛一直喜欢玩航模,他有他的理想。

    我趴在屋顶的水泥楞上,看到阿毛的身子嵌在深蓝色的天空中,四周闪烁着灿烂的星光,就好像我们已经在神秘的夜空中飞行一样。

    夜深了,我们从屋顶撤退。阿毛对我说:“爸爸说,我们这一代儿童将来能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一定的!”说完,他嘴角上浮现幸福的微笑。

    小学毕业时,没过上共产主义生活,遇到了“文化大革命”,阿毛和我的父母都被打倒隔离。我因为要看好四个弟妹,整天呆在家里买菜做饭,哪里也不去。但阿毛父母被隔离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到处流浪。

    再后来,我去黑龙江插队,听说阿毛去了黑龙江兵团,从此俩人一北一南再无消息。

    自从那晚与“阿毛”远远地打了一个照面后,一连几天,我去晓晗家路过那个剧场,都会四下张望,希望能再看到阿毛。

    我想对他说:“我们儿时的理想都泡汤了,我没当上飞行员,你也没去造什么飞机,尽管我们这一辈子也不会生活在共产主义,但不要灰心,不要冷漠,我们都还只有20多岁,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可以学着做一些事,起码,去做一个正直的人。”

    可惜,直到要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也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