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知青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于是以云南知青请愿方式开始、以黑龙江“今夜有暴风雪”方式结束的全国知青大返城，就如黑龙江上淌冰排那样汹涌澎湃，冰裂、断层、挤推、撞击……就像当年这些学生从城里集体消失一样，短短的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知青的千军万马也从农村忽拉一下消失了。
这个与“文革”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相应延迟了两年多的上山下乡“一片红”，终于成为历史。
从此以后，共和国不再会有中学毕业生集体全部下乡的极端；恰恰相反，在知青的返城潮过后，是规模更大的数千万农民的进城打工潮。
即使那些至今还“无悔”并高唱着“知青精神万岁”的过来人，想必也不会逆潮流而动，让他们的子孙去重蹈覆辙了。
熟悉我的朋友经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文中的某某是谁呀？
我只能这样回答：作为纪实性小说，文中大部分人已经被我拆分和重叠，连我自己也分不清谁是谁了，但当年农村的细节却是真实的并保持着新鲜的气味。
我在文中只对个别人保持了原样的记录，其中的“汪永德”就是。
他的真名叫江财妙，他回上海搞病退后，我在哈尔滨上大学，一直没见过他。
一晃几年，有一次回上海探假，我向知青打听。知青告诉我：他得胃癌死了。
在悲哀的伤痛中，让我唏嘘不已的是：曾经的“浪子”江财妙，返城顶替父亲进了公交公司当售票员，道地的东北普通话，加上热情的服务，还有对公交车上小偷的敢于斗争，使他获得过上海市公交系统的劳动模范，他真的做到“回头金不换”了。
剩下活着的，我只能从心里祝福而不愿意再惊动他们，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知青都愿意回头去捡拾那段生活的。
曾经的插队战友，只有少数后来当官、当教授、经商，成了现在社会上一部分活跃的人群；大部分却沉淀在社会的最底层，日子过得并不理想。这是个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目标、到后来又各自分飞的群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境插队手记》也只是个人的经历，并无代表意义，唯一的价值就在它是纪实的。
作为这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亲历者，我有幸保存了当年的手记，扔了可惜，故缀成一册，供现在喜欢的人闲时一阅，也供将来的研究者作为参考。
为了《边境插队手记》的完整，我还想作一些如下的后记：
记得我初考完从县城返回生产队那天，副队长老吴和我一起蹲在地头，他说：“听到了小麦拔节的声音。”
我伸长脖子竖着耳朵听了半天，静静地，啥声也没有呀？
他笑笑，抽着大旱烟，不再言语。
就像一个谜，闲时我就想：老吴听到的小麦拔节声到底是咋样的？
好多好多年以后，我重回爱辉，忍不住问老吴。
此时已经一头白发的老吴哈哈大笑：那不是说你要上大学么！
哈哈哈！我也大笑，谜底竟是如此简单。
可不是么，家里老户口本的附页上，对我的仅有记载是这样的：
1970318，黑龙江爱辉县插队，盖着“迁出”章。
1982719，黑龙江大学分配，盖着“迁入”章。
无情的记载，遮不住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上海，把一个实际上只有小学六年级学历的我送去了黑龙江；黑龙江，却把一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我还给了上海。
我并不怀念那个年代，但我要感谢黑土地，那里，曾响起我生命的拔节声！
我还记得，离家13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上海。
父亲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交给我，说：“完璧归赵吧。”
“这是什么？”
“你写的信呀。”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