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府在这民族危亡之机，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同时，为了压制国内不断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推行“训政”，实行法西斯统治，使许多革命者和仁人志士遭到了逮捕和杀害。特别是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因积极从事反对蒋介石的活动，被蒋介石秘密枪杀于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后，更激起了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的义愤。为了“专门保护及营救所有的政治犯”，经宋庆龄等人的多方联络和四处奔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举为该同盟的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并主持同盟的日常工作。杨杏佛是江西清江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孙中山先生病逝后，被推举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不久，回上海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
一九三三年二月，杨杏佛受宋庆龄的委托带人到北平各监押所视察，并对在押政治犯的情况进行了解和调查。过后，杨杏佛将北平反省分院关押的政治犯所写的两封信，以“活人的坟墓”为题发表在犹太人办的《中国论坛》的杂志上，将国民党迫害革命者和践踏民权的罪行予以曝光。杨杏佛视察完北平的监押所后，到华北各地发表演说，参加游行示威游行，抨击监狱里的黑幕，呼吁抗日救国，要求民权自由，揭露腐败政治。一时间平津等地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搞的沸沸扬扬，打乱了蒋介石在华北“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方针的贯彻。
同年四月五日，杨杏佛陪同宋庆龄从上海直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省港大罢工领导人罗登贤和所有政治犯。宋庆龄和杨杏佛还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触动了蒋介石政治神经中最敏感的部分，把蒋介石逼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五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绑架了进步作家丁玲和史学家潘梓年，并杀害了共产党人应修人。顿时全国舆论，而国民党政府却矢口否认。杨杏佛经过深入调查，掌握了重要证据，扬言要予以公布。杨杏佛此举使国民党政府极为尴尬，如果此事件的内幕揭露出来无疑给国民党政府的脸上扇了记耳光。当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再也耐不住了，他召见了戴笠，要戴笠采取严厉手段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所儆戒。由于“同盟”毕竟是由宋庆龄这样的名人贤达组成，并在国内外深孚众望，如果下手轻了肯定起不到威慑作用，而下手重了所产生的影响又会在政治上引起很大的麻烦。为此，蒋介石叮嘱戴笠，要戴笠在“同盟”中杀个“适当的对象”以起儆戒的作用。蒋介石要戴笠亲自去上海拟出方案，供其选择然后实施。戴笠受命到上海后，召集心腹特务们进行了分析研究。在听取了多种意见后，戴笠认为“同盟”领导人中宋庆龄的地位特殊杀之顾虑颇多，蔡元培在“同盟”中并不活跃杀之价值不大，惟有杨杏佛的地位和其活跃的程度杀之较为合适，能起到杀一儆百和敲山震虎的作用。
戴笠把分析报告报给蒋介石不久，蒋介石就同意了报告的内容，但要求戴笠此次行动不得让“同盟”抓住任何把柄。
戴笠开始行动了。
他首先指挥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的特务，把杨杏佛的住址、生活特点、行动规律和来往人员的情况非常仔细地作了调查。这其中有两个情况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一是杨杏佛原住霞飞坊五号，一年前与夫人赵志道离婚后就寄寓在亚尔培路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这个地方属法租界，租界巡捕房的巡逻警车与执勤巡警每日来回流动警戒；二是杨杏佛喜欢骑马，并在大西路养了两匹良种马，雇有马夫专事饲养。如无特殊情况，杨杏佛每天清晨必去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骑马约一两个小时，而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是属华界，治安归国民党政府管理。于是，戴笠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进行狙击，因在此地下手时机好把握，得手后行动人员便于撤出，就是有麻烦事的话处理起来也方便。第二套方案是，准备在中央研究院附近下手，在时机把握上也容易，缺点是下手时如被租界巡捕发觉的话，行动人员撤出较难。戴笠对这两个方案反复比较后，感到第一套方案易于成功。
但这毕竟暗杀的不是一般的对象，戴笠考虑再三后准备把方案向蒋介石报告。去蒋介石那里时，戴笠带上了所准备的两套方案，因为他清楚蒋介石考虑问题历来有出人意料之处，也正因为戴笠时常应变在先才被蒋介石信任。果然，戴笠将第一套方案向蒋介石汇报后，当即被蒋介石否定了。蒋介石沉默许久后，对戴笠说：“大西路和中山路属华界，如在这一带发生了刺杀杨杏佛的大案，必然要被国内各界舆论所追究，到那时案件破与不破都不好交代。再者，‘同盟’的领导人大都居住在租界内，在租界外杀杨杏佛也起不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只有在租界内执行特别是在宋庆龄寓所附近下手，才能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还可以不负破案的责任。”戴笠听到这里，额角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马上把第二套方案拿了出来。蒋介石对这第二套方案看得很仔细，当他得知杨杏佛在亚尔培路的住所距宋庆龄的寓所较近时，便点头说：“很好！你们就照这样去干吧！”
行动方案得到蒋介石首肯后，戴笠当天乘车赶到上海。
戴笠在对行动组人员的名单考虑再三后，确定赵理君和王克全为行动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赵理君是四川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每遇重大行动能镇定自若临危不乱。王克全是安徽人，原来是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被捕叛变后被戴笠留用。此人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办事机警敏捷，还具有暗杀和绑架方面的经验。行动组里还有个叫李阿大的，是上海苏北帮的著名杀手，枪法很准，胆量很大。戴笠在确定了行动组人员后，当即宣布了此次行动组的纪律。戴笠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团体的主要使命就是忠于领袖。为此，在这次行动中每个人都必须使用化名，并严守秘密，对父母妻子以及我们团体内的同事，甚至是直接领导都不得与闻。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如不幸被捕，应立即自杀，不得贪生怕死，暴露机密，否则将按我们团体的纪律给予严厉制裁。”
过后，戴笠指定在法租界内迈尔西路的一幢三层楼的小楼作为行动组的集合地点，并要王克全率行动组的人员居住进去。同时，戴笠还要赵理君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的俄国大菜馆的楼上租了房间，作为一线指挥所，并由赵理君在此负责指挥行动组的行动。而戴笠自己在法租界内的枫林桥附近也租了两层楼的寓所，作为他坐镇指挥的总指挥部。戴笠在正式实施暗杀杨杏佛行动前，他让赵理君给杨杏佛寄了封最后通牒式的恐吓信，信内还装了一颗子弹。信的主要意思，就是要杨杏佛必须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戴笠原以为此信会多少起到作用，可没有想到杨杏佛接到信后不以为然，根本就没有害怕的意思。杨杏佛秉性本来就刚毅不屈，抱着“革命本是自动的牺牲”的决心，竟然把那信和特务们的手段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出来。这更使戴笠恼羞成怒了，于是下达了行动命令。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清晨，这天法租界一带有雾。不过，在太阳出来之前这雾慢慢地散去了。虽然是星期六，但杨杏佛仍旧起得很早，赶到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进行跑马锻炼了。此时，赵理君和王克全在这之前已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设伏。可没有想到，就在杨杏佛出现在赵理君和王克全的视线里时，法国巡捕房的一辆巡逻警车恰好从中央研究院的门前开过。巡逻警车开过后，杨杏佛仍旧在赵理君和王克全的可下手的范围内。但就在他们准备举枪上前时，又有一队换班的巡警走了过来。此时，赵理君和王克全以为整个行动已暴露，不得已撤出了设伏地点。回到枫林桥附近的总指挥部后，戴笠在听取了赵理君的汇报后认为，法租界的巡捕房并没有掌握这次行动的任何消息，意外情况的出现只是偶然的巧合。于是，决定第二天早晨继续进行刺杀。
第二天，赵理君和王克全按照戴笠的布置，提前进入预定地点进行守候。大约八时左右，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从院中坐车去大西路的马厩。当杨杏佛的座车开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时，赵理君当即指挥守候在四周的特务们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同时拔枪射击。由于开车的司机首先被击中，汽车很快在原地不动了。也许是同一个时间里的子弹射得过密，车窗的玻璃碎了一地。赵理君走近汽车后，见杨杏佛和他的儿子已被子弹击中，立即下令撤退。此时，四周响起了尖厉的警笛声。也许是过度紧张的缘故，一个叫过得诚的特务跑反了方向。当负责撤离的汽车开动后，过得诚才转过身来，可是此时已经迟了。已坐在汽车里的赵理君见情况十分危急，当即向过得诚开了一枪。过得诚是倒在了地上，但由于赵理君的那枪没有击中过得诚的要害，头脑还清醒的过得诚眼看着四周的巡捕围了上来，只得按戴笠交代过的纪律朝自己的颈部开了一枪……昏死过去的过得诚醒来后，向巡捕房讲出了自己的真名。这事很快被戴笠知道了，他大为震怒，立即通知安插在巡捕房的内线，用毒药将过得诚毒死。
蒋介石下令暗杀杨杏佛，主要目的是想恐吓宋庆龄等“同盟”的领导人。但杨杏佛死后，宋庆龄仍然积极参与主持“同盟”的工作和活动，继续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忍无可忍之后，要戴笠研究对付宋庆龄的办法。为此，戴笠除派特务每天监视宋庆龄寓所外，还策划用女特务打入宋庆龄的身边，后来又用“美男计”勾引宋庆龄的女佣人。当这些手法都没能奏效后，戴笠与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沈醉经再三密谋后，准备用汽车将宋庆龄撞成重伤以达到教训的目的。此计划制定完成后，沈醉按计划进行了反复的操练。当戴笠在实施此计划前向蒋介石汇报时，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担心：万一撞车时控制不好将宋庆龄撞死，那后果会不堪设想。蒋介石对戴笠所说的担心经过思量后，觉得是有道理。就这样，蒋介石取消了“给宋庆龄一点颜色看看”的念头。但没过多久，蒋介石给戴笠下达了制裁史量才的命令……。
史量才是江苏江宁人，父亲是个开药铺的老板。光绪二十五年，史量才考中秀才且准备去日本留学，岂料一场从没见过的大火烧毁了史家多年的积蓄，无奈史量才只好打消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而进入了杭州蚕学馆，开始了他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生命旅途。辛亥革命后，史量才参加了江苏独立运动和南北议和会议等重要政治活动。由于史量才好直言，并嫉恶如仇，他的这种性格与政界的黑暗格格不入。一九一二年秋天，史量才在实业家张謇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用十二万元买下了已创办四十多年的《申报》，当上了《申报》的总经理。买下《申报》后，史量才多次对报馆里的人说：“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报也要有报格。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大众说些话。”此后，史量才以“独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作为办报的思想核心，加上邵飘萍等名记者的鼎立协助，很快《申报》成了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如果说，史量才开始办报时还不具有明确的新闻救国的思想，那么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突破了以往的局限勇敢地站了出来，成为要求抗战和反对内战的爱国人士。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迫于各种压力被迫第二次下野。当天，《申报》发表了《欢送》的时评，内容列举了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方方面面。蒋介石见了报纸后，大骂不止。四天后，当宋庆龄为被蒋介石在离开南京前秘密枪杀的邓演达悲愤地写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后，史量才首先将此文在《申报》上全文刊登，随后全国有影响的报纸都进行了转载。蒋介石对此事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这也为史量才后来的死埋下了伏笔。不过，在蒋介石第二次复出后，鉴于史量才的声望和社会影响，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拉拢过他。但因史量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强烈不满，不但对此置之不理，并且还在所办的《申报》上连续发表《论剿匪和造匪》的时评，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震怒，蒋介石对此亲自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上海警备司令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强行停止了《申报》的发行。史量才愤怒之下，意欲披露此事。后在宋庆龄等人的劝说下，史量才采取了疏通的办法。几经周折，在满足了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后，《申报》终于在被禁三十多天后又和读者见面了。
然而，停邮事件并没有使史量才改变原有的办报原则，他大胆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黎烈文，对《申报》的“自由谈”副刊进行了改革，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宣传什么主义，牢牢站定进步的近代化的立足点。”。由于黎烈文的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申报》“自由谈”副刊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和郁达夫等人大量的评论及杂文。特别是鲁迅发表的一百四十多篇对当局含沙射影的杂文，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此，《申报》的“自由谈”副刊迅速成了“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出了国民党政府容忍的尺度。于是，国民党当局让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出面给史量才施压，要其撤换《申报》“自由谈”副刊的负责人黎烈文。史量才不屈服于压力，对吴醒亚说：“《申报》是我个人的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这次不欢而散的谈话结束后，国民党当局转而威逼黎烈文离开《申报》。黎烈文是个二十多岁的人，虽然正处于血气方刚之时，但考虑到史量才的处境还是主动离开了《申报》馆。黎烈文的离去，使史量才大喊可惜，但面对一个决意要走的人他也无可奈何。好在黎烈文的辞别并没有影响《申报》的发展，此时的《申报》发行量已突破了十五万份，迎来了它最灿烂的黄金时代。而此刻史量才也走到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他与南洋侨商合作创办的中南银行以及与他人组办的民生纱厂，都有着相当不错的收入。
所以，当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后，史量才倾全力捐款捐物，奉献了大量心力支持抗战，为此被选为上海市参议院议长和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不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史量才被宋庆龄推荐为“同盟”的执行委员。此后，史量才不顾南京政府的种种禁令，在《申报》上如实报道“同盟”的宣言、电函和活动情况。特别是“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戴笠手下的人暗杀后，《申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的报道中，充满了社会民众的愤慨和死者亲属血和泪的控诉。史量才这样做得到了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的尊敬，但使蒋介石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可有一百万兵。”史量才毫不畏惧地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段对话是否真有其事已无法证实，但史量才确实在悲壮地向生命的终点走去。
杨杏佛被暗杀后，史量才心里就有了不安。杨杏佛是史量才的老朋友，杨杏佛的为人他了解，不会得罪别的什么人，只是抨击了蒋介石的政策而得罪了蒋介石才……史量才始终怀疑杨杏佛的死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为此他也想到了自己，想到了由于《申报》多次得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有可能派人来暗杀他。于是，史量才高价雇佣了四个武艺高强的保镖，在自己的小汽车上安装了防弹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