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雄斌的指示，所以文强很快与雄斌见了面。在文强面前雄斌是慷慨万千，他对文强说：“在汉中的十天里我是到处碰壁，见到你心里一下放松了许多。没有想到日本人投降得这么快，如果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伪军很有可能即刻溃散，或者会倒向八路军一边。现在是我们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时候了，委员长指示过，只要将华北地区的一百多万伪军控制到手，就可以打击和限制八路军的行动。可问题是委员长的指示难以立刻传达，汉j头头们看不到真凭实据的电令和印信，仅靠报纸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戴局长要我与你联系，问你有没有最快的办法与伪军将领们取得联络？”文强听后说：“我已接到戴局长的的来电，一切听次长的指示办理。”文强说完，当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一是通过军统设在孙殿英处的秘密电台，发表包括孙殿英在内的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的任命，同时命令孙殿英将其他受命者抄收后连夜送达；二是由文强保荐得力人员携带填好的空白文书命令，连夜送达各受命者手中，以作为孙殿英转送电令的证明；三是利用广播广为宣传。雄斌当场同意文强所说的办法，当夜就将要办的电文发出。文强的办法果然有效，第二天就收到孙殿英的复电，称已将电令着专人星夜分送。经文强统计，此次被列入“先遣军”总司令一级的有八人，其它的任命大大小小也就不计其数了。因为雄斌在此次招降中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后首任北平市市长，而这期间是戴笠以及他的手下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蒋介石是不清楚的。
戴笠布置对华南的接管活动是从广州为中心进行的。
华南地区是戴笠开展策反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军统局广州站站长何崇校早就把伪广州要塞司令招桂章紧抓在自己的手里。招桂章是老资格的伪军将领，而且在一九四五年年初就与何崇校详细拟定了，抗战胜利时如何阻止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等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进城的方案。此方案在报给军统局的同时，何崇校就建议戴笠是否能先委任招桂章一个适当的头衔。戴笠在报经蒋介石同意后，正式任命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这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任命的第一个伪军将领。何崇校在接到戴笠的委令后，觉得“先遣军司令”的名义不够号召力，就擅自在“司令”前加上了一个“总”字，成了“先遣军总司令”。招桂章见后，高兴不已。不过，戴笠这时最关心的是大汉j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的动向。因为广州临近香港，日本宣布投降后陈壁君的一些亲信纷纷逃到了香港。此时，陈壁君也存有侥幸心理，向蒋介石发了表示接受指令等候接收的电报，主要目的是想进行试探。戴笠得知此事后，认为广东不同与全国其他地方，应该设法马上对陈壁君进行逮捕以免漏网。为了不引起社会的震荡和猜疑，戴笠要军统局广东站站长郑鹤影在对陈壁君逮捕时采取诱捕的方式秘密进行。郑鹤影得到戴笠的指示后，当即找到陈壁君说：“如今日本人投降了，惟恐有人出于激愤对你下手，是否找个安全的地方暂住？”郑鹤影完全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陈壁君听后觉得在理也就同意了。当将陈壁君密拘后，郑鹤影又伪造了蒋介石的的电令，称重庆有专机到广州接陈壁君到渝面叙。陈壁君不知是计，随郑鹤影去了机场，直到登机后才明白原来这专机是戴笠派来的，是押送她去南京听审的。
是的，戴笠在淳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指挥军统局的各级组织所进行的接收活动，对蒋介石乃至整个国民党政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段时间里，戴笠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力量，一方面让伪军和汉j人员确保了各大城市的安全，阻止了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城市；另一方面迅速搜集了各日伪军驻地、番号和实际兵力情况，为国民党中央大军的抵达作好了接应准备，也为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调整赢得了时间。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被蒋介石指定为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事宜后，由于在这方面毫无准备，手头连一份侵华日军的具体资料都没有，而在这之前军统局已有详细准备。为此，何应钦不得不求助于军统局。戴笠因有此功，后来当他向何应钦提出在陆军总司令部和各战区设立军统局办事处时，很快得到了何的同意。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戴笠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速回重庆布置国共和谈期间的警卫工作。也就在戴笠准备离开淳安前，毛人凤给他发来了机密电报，告诉说陈果夫等人正在策划与军统争夺战后的警察系统和肃j方面的权力。这事可使戴笠有些坐立不安了，他在到淳安前就对战后沦陷区内各大中城市的警察局长的人选已预作安排，特别是对上海、南京和北平这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的人选是非争不可的。为此，戴笠在各方面都作了布置和准备，就只等蒋介石签发手令了。因为警察系统一直都是由军统局控制的公开单位，蒋介石也从来不肯交给其他派系去掌控，况且军统局在抗战中的反间除谍和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等方面是立有大功的，戴笠认为军统局拟定的警察局长的名单蒋介石一定会照单同意的。但现在警察局长的位置还没有最后定论，陈果夫的目光却紧盯了上来，这戴笠的心能安稳得了吗？也就在此时，戴笠再次接到毛人凤的密电。密电中说，蒋介石已手令钱大均任上海市市长，宣铁吾为上海警察局局长。钱大均是那种在戴笠面前摆得起资格的前辈军人，与戴笠不但无缘而且无好感，加上宣铁吾又是戴笠的死对头，他们两人联手将给军统局以后在上海的活动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为了不使这样的局面继续发展扩大，戴笠临离开淳安时认真考虑了一份应变计划，准备到重庆后亲自向蒋介石力陈。这份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抗战期间全国的汉j的名单和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的人员名单，基本上都掌握在军统局的手里，因而肃j工作应由军统局负责；（2）有鉴于此，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应由军统局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资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而造成混乱，给居心叵测的人有机可乘；（3）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还建议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统局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看得出，此份计划戴笠是动了不少的脑筋的。
可就在戴笠从淳安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下手令派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为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这时的戴笠心里的压力剧增，顾不上多日在外的辛苦和劳累当晚把自己的计划呈报给了蒋介石。岂知，当戴笠在等待蒋介石核准的时候，蒋介石又一次手令陈果夫推荐的陈焯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到此，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戴笠所属的军统局一个也没有排上。戴笠不免有些心凉，特别是首都（南京）警察厅长的位置，戴笠早就许愿给原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任建鹏。在国民政府向重庆转移时，任建鹏曾带领一批武装保安警察一直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到重庆后，戴笠安排任建鹏为内政部警察总队长，而且多次答应抗战结束后能让他当上首都警察厅长。结果没有想到这首都的警察厅长没有当上，而带在身边许多年的印信却要交出去了，这不能不使任建鹏感到失落。不过，好在蒋介石随后下的手令中，让任建鹏去武汉市当了警察局长，这也算是对戴笠的一点安慰吧。虽然，戴笠在争夺全国大城市警察局长的计划上受到挫折，但他绝对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经过多日的沉默后，戴笠觉得有必要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全国警察总监，并由他兼任总监一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戴笠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行将结束为由，以中美双方的名义邀请蒋介石来视察。蒋介石同意了，并且在视察中不时地说好。戴笠邀蒋介石视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本意，是想在争取警察总监的天平上增加分量，可是蒋介石走后对戴笠的提议始终没有给予答复。明眼人一下就看出，戴笠是想争得警察总监的位置继而重又控制全国的警察系统，而此时此刻的蒋介石对戴笠的心事还能不明了吗？
不过，蒋介石还是把全国的肃j大权交给了戴笠。
蒋介石把全国的肃j大权交给戴笠，并不是没有戒心的。以蒋介石一贯的做法，他不会把某一方面的大权完全地交给一个人去控制，尤其是不会交给一个对自己的统治已构成威胁的人。那么，蒋介石为何要这样做呢？因为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把所有与日伪的联系和活动是交给戴笠一人处理的，也只有戴笠才完全清楚这其中的种种黑幕，而这些黑幕多少都与蒋介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作为蒋介石来说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除此之外，由于肃j工作最易内外勾结，使某些人暴发横财。从国民党政府所属各部门的腐败行为来看，蒋介石觉得不管是从工作效率还是从内部管理来说，军统局都要比其他的部门要好得多。当然，这肃j大权是戴笠主动向蒋介石要的，并为此摆出了多种理由，本身就多疑的蒋介石多少从这些理由中感到了要挟的味道。如果此时不顺着戴笠的意思，在肃j的问题上没有军统的全力合作，定会酿出许多政治上的麻烦来。既然戴笠还有利用价值，为何不再用一用呢？
从以上的一些原因看，蒋介石把全国的肃j大权交给戴笠也就能理解了。
不过，蒋介石这样做还有更深层的意思，他想让戴笠在过份扩张的权力中尽快地走向反面。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尽管山头林立派系繁多，但是谁也难以对蒋本人形成威胁。蒋介石要削弱和打击谁，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但只有对戴笠，蒋介石不敢这样做，因为戴笠的势力早已无孔不入和无所不在了。单就蒋介石身边的侍卫人员中到底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蒋是永远清楚不了，也是始终不敢想象的。为此，蒋介石在利用秘密五人小组进一步加强对戴笠监控的同时，表面上为了缓和在任命各大城市警察局长上与戴笠形成的紧张关系，同意了由军统局配合美国海军对日伪在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蒋介石的这个决定使戴笠喜出望外，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一种暗示。其实，这是蒋介石根据监视戴笠的秘密五人小组提出的方案所走的一步棋，而戴笠对此是一无所知，甚至觉得蒋介石在关键时刻仍然是相信他的。过后，戴笠为接受日伪海军在上海的资产乘飞机到上海，一见到来接机的唐生明就兴奋地说：“美国海军部已决定支持我出任海军总司令了！”戴笠还说，他当了海军总司令，要唐生明当他的参谋长。
戴笠哪里知道，他此时此刻高兴得太早了。
第十四章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
随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淞沪司令部正式成立，戴笠认为上海地区的汉j已没有了利用价值，肃j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乘中秋之夜把上海地区的原汪伪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和伪军里的高级将领，邀请到了上海杜美路七十号赏月。这里是军统局在上海的办事处办公的地方，此时被各种彩灯点缀得格外耀眼。随着圆月在天上缓慢的出现，周佛海等人一个接一个地进来后坐到了指定的位置上，很快五百多个座位全满了。由于在这之前，戴笠曾让军统各级组织在全国大中城市张贴过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j，但问行为，不问职位，予以办理……”的布告，所以此刻在坐的脸上全堆满了笑脸，看不出有任何的紧张和惶恐。因为从那布告的内容看，不管做汉j的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但做汉j时做了坏事，就是官再小也要办理。所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j都认为自己没有干坏事，而在最后时刻坚守自己的职位等候着中央军的到来。戴笠的这张布告，对稳定接收前沦陷区的局势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作用。但这是戴笠的权宜之计，只不过还没有到对这些人下手的时候。为此，在中秋赏月晚会上，戴笠仍很认真地对坐着的汉j们说：“在座的有不少在抗战期间出任过伪职，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的。在这里我再说一遍，解决汉j问题，是政治重于法律……”戴笠的这番话仍然有着哄骗的作用，因为暗中调集的肃j力量还没有全部到位。而那些汉j们一个个听得是春风满面，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不时地打断戴笠的讲话，都以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有了确实的保证。
戴笠的目的达到了，接着他开始动手了。
就在这次中秋赏月会后的第三天，时任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的刘方雄和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的毛森等人，指挥一百多个行动小组，分头拿着印制精美的请柬送到预先指定的汉j家中。有了三天前的中秋赏月，这些汉j仍旧以为不会有任何祸事。可当他们来到指定的地点时，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后，才知道他们手上拿着的那个请柬是个事先设计好的陷阱。逮捕汉j的行动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连续进行了两天，这次行动除了在行政上担任伪职的汉j外，经济汉j也是逮捕的主要对象。由于上海滩上的一些大商人曾在抗战时资助过军统局，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他从重庆到上海后还专门抽出时间召见过他们，所以他把这些人作为特殊的群体予以保护，没有把他们列入这次逮捕行动的名单中。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周作民等人。这项工作，戴笠专门落实给邓葆光具体承办，而负责执行行动的毛森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就在逮捕行动的当天晚上就把周作民关进了大牢。直到毛森向邓葆光讯问如何处置周作民的财产时，邓葆光才大吃一惊，赶忙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得知此事后脸色都变了，大骂毛森自作主张，并要邓葆光亲送周作民回家并表歉意。对此事，戴笠本来要处理毛森。后查明，毛森逮捕周作民是蒋介石身边的人给他发来的电报而决定的，戴笠尽管并不清楚这是否是蒋介石的意思，但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对戴笠在上海的肃j行动，蒋介石虽然时刻关注着，但很少说些什么，只是对个别人给戴笠下过给予宽容的手令。原中统局上海特派员张瑞京投靠汪精卫后，先是在李士群的手下任特务行动大队长，后又任伪陆军第七旅旅长和参军处中将参军。因为与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时常吃喝嫖赌，成了莫逆之交，并由此掌握了汪精卫在世时与蒋介石和何应钦等要人来往的十几箱信件的藏身处。日本人一投降，张瑞京利用南京混乱之际将这十几箱的秘密信件偷了出来，并通过中统局全部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得到这些信件后非常高兴，不但给戴笠下手令放了张瑞京，还给他颁发了“青天白日胜利勋章”一枚。得到勋章后的张瑞京，不久被任命为国民党南京市政府“敌产”管理处处长。对这样的特殊人物，戴笠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从蒋介石的安排。
尽管这样，戴笠仍然受到舆论方面的压力，原因主要来自于周佛海。
一九四五年的中秋过后，上海所有报纸上所发的主要文章都与惩治汉j有关。要论最大的汉j莫过于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汪精卫已病死，陈公博虽然逃往日本但已被押解回国，剩下的就只有周佛海了。由于周佛海在军统局的接收过程中大红大紫了一场，弄得许多人对他侧目而视。为此，全国强烈要求惩办周佛海等大汉j的声浪很高，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人推波助澜，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其实，自从日本投降后，戴笠就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将会越来越小，而给他带来的麻烦会越来越大。如果美国等盟国有不利于周佛海的主张，再加上共产党方面以及国民参政会一些人，如果利用周佛海的事为打开政治上的缺口而向蒋介石发难，那么首先倒霉的肯定是他戴笠。此时，周佛海对戴笠来说仿佛是个巨大的政治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