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而是调查困难太大，一时查不清。”
“嗯？”
彭方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陈英奇，陈英奇瞥了一眼杨平，见他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心想，他肯定什么都知道了。也就不再隐瞒，把昨天程玉明去乌岭调查的大致情况汇报了一下，然后说：“所以，这个人的身份一时很难查清，从昨天到现在的救治费用，都是刑警大队给医院打的欠条，今后咋办，得局里解决。”
彭方不吱声了。
陈英奇也没再往下讲，而是把手中的烟蒂掐死在烟灰缸内，又点燃一支吸起来，并不时在烟雾中瞄一眼沉思的彭方。心想：怎么样，一说到乌岭你也头疼了吧！
陈英奇对这个比自己年轻好几岁的局长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他是年初全区公安局长交流时，从地调平峦任局长的。而在他调来之前，刚任治安副局长两年的杨平曾是局长的人选，他自己也活动得很厉害，有一阵子甚至风传已经搞定，当时，陈英奇很为平峦公安局的前景担忧，可最后的结果却是眼前这个人坐上了这把椅子。陈英奇为此出了口长气，也对这新局长抱有很大希望。可他上任半年多，却是平平常常，没什么大的举动，只是在队伍建设上下了点功夫，自他来之后，民警的纪律作风有所好转，违法违纪现象也在减少，其他就看不出什么了，开党委会也不怎么表态。严打整治斗争开始后，他亲自组织搞了个打黑除恶调查摸底活动，好象要有所动作的样子，可后来就没动静了。这些表现，使陈英奇渐渐失望了。可后来一想，他只是一个公安局长，权力是有限的，他的作用要受制于县委、县政府，受制于整个社会环境。可虽然这么想，还是觉得这个局长魄力不是很大，现在，把这么重大的事情向他汇报，能指望他做出什么呢？
果然，彭方听完汇报没有表态，而是沉默片刻后转了话题：“好吧，这事儿我知道了，还有一件事……听说，程玉明去乌岭还打听一个外地警察的事，说他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事他也知道了。陈英奇又瞥了一眼杨平。
陈英奇早就知道，杨平和李子根的关系非同一般，也知道他当上治安副局长，是李子根在后边使的劲儿。这一点也不奇怪，平峦任用干部，李子根说话甚至比组织部长还好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杨平迟早会当上公安局长。而杨平是知恩图报的人，对他来说，执行李子根的话绝对比执行局党委的决议要积极。正因此，陈英奇虽然和他同是副局长，可从来是冰雪不同炉。他不喜欢他，他身上有股气味不对头，那不是一个人民警察应该有的气味，说话办事，没有一点正气，一切都从个人得失出发，还拉帮结派，每到研究干部时你看吧，他推荐的，都是那些邪里邪气的人，要不是他拼命活动，汤义能当上治安大队长吗？可以说，这两个人就是李子根在公安局的代理人。每到年底，他们也要在乌岭煤矿分点红利吧。现在看，肯定又是接到李子根的什么指示，才积极活动起来。瞧，你看他表面上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耳朵已经支了起来，正想听风后向李子根汇报领赏呢！
想到这里，陈英奇压抑着内心的愤恨，故意轻描淡写地说：“啊，是有这事，刑警大队接到那个警察单位的电话，说他去乌岭好几天了还没回去，我知道后，就顺便让程玉明了解一下情况。”转向杨平：“对了，你应该比我熟悉这个人哪，他来平峦一下火车不就被汤义带到治安大队了吗？”
杨平有点尴尬：“啊……是有这码事，不过，很快就放了，是场误会，然后他就去乌岭了，再没联系过……怎么，他还没回去，是不是又去别处了！”
“但愿如此吧！”
陈英奇说完，又瞥了杨平一眼，从表情上还是看不出什么。妈的，他真会装，没准儿，那个实诚的小伙子也给他打电话了呢。可这只是猜想……沉默片刻，绕个圈子说：“昨天上午，汤义和一些人在城郊设卡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把我车开走的人是谁，抓到没有？”
彭局长听到这话也注意起来：“设卡，设什么卡，谁设的？我怎么不知道？”
杨平脸色难看起来：“这……啊，你昨天不是还没回来吗？是蒋县长指示的，说有人从乌岭煤矿私藏炸药下山，乌岭煤矿保安大队下来在城外路口检查了一下……蒋县长没找到你，就给我打电话，让配合一下，我就让治安大队出了两个人！”
彭方不高兴地问：“抓到人了吗？”
杨平：“这……没有，有个人从拉煤上车上跳下，把陈局的车开跑了，最后，车在街里发现了，人却不知哪儿去了，卡也就撤了！”
彭方沉默片刻，又问杨平：“你还有什么事吗？”
杨平省悟地急忙站起来：“啊……没事了，没事了，你们谈吧！”
杨平走出去，并随手把门关得严严实实。彭局长这才把目光望向陈英奇，等着他开口。
这时，陈英奇反倒犹豫起来：这……怎么说呀，都是推测，分析，跟程玉明说可以，可眼前的是公安局一把手啊，跟他说就是正式汇报，要负责任的。再说了，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他心里到底卖的啥药，乌岭煤矿的事儿真要从自己这儿捅出去，引发严重后果，那自己就成平峦的罪人了……可是，已经来了，又不能不说。他迟迟疑疑地开了口：“这……有件事，我也拿不准，不知当说不当说，昨天凌晨，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刚才说的那个外地警察打来的，只说了半截话，也不知啥意思……”
他吞吞吐吐地把情况介绍了一遍，说得挺简单，而且只说事实，不加评论，说完就盯着彭方不出声了。
可是，彭方听了却脸色大变：“这……你……你认为，这意味着什么？”
他曾经这样问过程玉明，现在，论到自己来回答了：“这……我也说不准，我想，他不会无缘无故给我打这个电话，恐怕，他真的在乌岭遇到了危险。”
彭局长没往下问，而是盯着陈英奇说：“这就是昨天程玉明在乌岭调查这事的原因，对吧，你还掌握什么情况，都采取了什么措施？”
“我……我没采取什么措施，不过，你知道，昨天城外设卡时，我的车……”
他又把昨天城外设卡的事说了一下，包括自己的车被人开走的情景，虽然说自己没有看清那个人，可是指出其背影有点象志诚。
彭局长松了口气：“这……如果那个人是他的话，应该已经逃走了。”
“恐怕不是这样，”陈英奇依然吞吞吐吐地说：“我的车后来在街里发现了，他人也不见了，昨天……不、今天早晨，也就是刚才，我接到那个警察单位的电话，说他还没有回去，打他家里的电话没有人接，打他的手机也不通！”
“还有什么？”
“还有……昨天他们设卡抓人后不久，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说有一个人在招待所附近被绑架，巡警大队出了现场，却什么也没发现。”
彭方不再问，眉头皱紧思索起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人也站了起来，急促地在地上走了几步，又“霍”地站住，掉转头问：“这些话，你跟别人讲过没有？”
陈英：“这……没……没有。”
彭方：“那好，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对任何人讲！”
“可是，这事该咋办哪，咱们……”
彭方打断他的话：“这事我知道了，你忙去吧，我再考虑考虑！”
陈英奇看看彭方的脸色，站起身走出去。此时，他心好象轻松了一些，又好象更沉重了。
3
陈英奇走出去，公安局长办公室里只剩下局长彭方一人。
他离开了椅子，在办公室内急促地走了几个来回，又回到椅子里坐下来，半晌没动。他想起了二十四小时前的情景。
彭方赴公安厅并不是参加什么紧急会议，而是受朱厅长的召见。因为通知时告诉他要保密，他只能对班子其他成员宣称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一般来说，做为县一级公安局长，是不能轻易受到省公安厅长召见的，因为中间还隔着地区公安局一级。因此，彭方一接到通知就意识到这次召见非同寻常。
他忐忑不安地进了朱厅长办公室。朱厅长倒很客气，让坐倒水后，拿出一叠信让他看。嘴里还说：“这只是我选出来的几封，你先看看，然后谈谈自己的看法！”
信有的是省委主要领导批给朱厅长的，有的是平峦人匿名直接写给厅领导的，每封信都指向一个人——李子根。有的是告他在乌岭平峦胡作非为的，还有的称他是黑社会，揭发他刑事犯罪行为的。其中一封信写得很长，从李子根起家到收购国有煤矿直到近年来的种种恶行，都涉及到了，而且，还点了平峦县委书记何清和县长蒋福民的名字，指出二人与李子根有密切关系，因此，要想查清李子根的问题，不能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必须有高层领导介入及高层有关部门直接查办。该信还把李子根的问题与公安机关当前开展的打黑除恶斗争结合起来，写着：“只要李子根不打掉，平峦公安局的打黑除恶任务就没有完成！”
彭方抑制着心跳，努力保持着平静把这些信一一看完。尽管如此，看完后仍然浑身冒汗。他还看到，省委主要领导在这封信上批示着：“看来，乌岭煤矿的问题非常严重，牵涉到当地和上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从反映的问题看，乌岭很可能存在一个黑社会集团。请公安厅认真对待，深入调查，如情况属实，要严厉打击，如有干扰，及时向省委报告。”
彭方看完信抬起头之后，朱厅长说：“把你找来面谈，省厅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也是对你的信任。当前，省打黑除恶斗争任务很艰巨，刑警总队专门建立了一个打黑除恶支队。可是，省厅认为，打黑除恶斗争完全靠省厅不行，基层公安机关才是主力军，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在我找你来，就是和你谈这件事。现在，这些信你已经看了，不知你有什么想法。”
彭方有些愧疚，也有些为难。
其实，对李子根涉嫌黑恶活动问题，他并不意外。因为在他未到平峦任职时，就听到过其人的一些恶行。到任后，曾在严打整治斗争中专门就本地黑恶活动搞过调查，自己还亲自设计一个黑恶活动问卷调查表，印了十万份发到各阶层群众手中，让他们匿名填写寄回。调查表分成几个栏目，其中有“你认为平峦是否有黑恶势力活动”、“你认为平峦黑恶势力活动主要表现在哪个领域，哪个地区”、“你能否指出黑恶势力的主要人物姓名”等几项，在收回的调查表中，几乎每一份都认为平峦有黑恶势力活动，绝大部分认为黑恶势力活动在乌岭煤矿，相当一部分填写了李子根的名字。他把这一问题提交到局党委会上，可是，几乎所有党委成员都持一种暧昧的态度，而杨平更是公开说这种调查问卷不能信，是老百姓的一种“仇富心理”。只有陈英奇在会后偷偷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调查表反映的问题属实，可对如何打击也拿不出好办法。更有甚者，这个消息传到了县领导耳中，县委书记何清和县长蒋福民把他专门找去了解情况，蒋福民非常不满地说：“你们公安局要干什么，谁让你们搞这个调查的？告诉你们，乌岭煤矿是我县的支柱产业，绝不许动它一根汗毛。当然，它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我们要看大节，从大局看问题，他们对平峦的贡献是主要的。现在我强调一点，今后，凡发生牵涉到乌岭煤矿的案件，公安局必须先向县委、县政府请求批准后才能采取措施。这是县委、县政府的态度，也是地委领导的态度！”就在不久前，县委中心组学习时，蒋福民又结合“三个代表”中的“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谈了自己的观点：“在平峦，乌岭煤矿就是先进生产力，我们县委、县政府就要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努力为他们的发展创造宽松环境。也可以说，代表乌岭煤矿的发展要求，就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行动。对乌岭煤矿的态度如何，也是对每一个平峦干部对‘三个代表’的态度。”这明明是把“三个代表”庸俗化，是一种歪曲，可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相反，还有很多人叫好。
这样一来，彭方就不敢再动了。再接到群众的举报信，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因此，朱厅长要他表态，他感到十分为难。省公安厅固然是县公安局的上级领导，可是，基层公安局主要还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制约下。无论是人权、财权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命运，都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掌握中，上级公安机关只能起一点协调作用，真正顶起牛来，省厅的作用是有限的。当时，他非常想象一个军人一样立起，敬一个军礼，响亮地回答一声：“是，坚决完成任务！”可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深知面临的困难，对能否完成任务缺乏信心。
朱厅长看出他的暧昧，当即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直到他慢慢说出乌岭煤矿的一些内幕性问题，说到牵扯到各级领导干部，并暗示了有省领导牵扯在内。朱厅长严厉的脸色才缓和下来，继而又变成另外一种严峻语气：
“这一点，省厅有充分估计。公安机关打黑除恶斗争的阻力也主要来自于此。几乎每一个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黑恶集团后边，都有腐败分子在支持，有的在公安机关内部，更多的在党委政府中，有的甚至牵扯到一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但是，打黑除恶是党中央提出来的，党中央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特别提出，打黑除恶一定要打掉保护伞，要求我们公安机关敢于碰硬，不管牵扯到谁，不管后台有多深多硬，都要挖出来。因此，李子根的后台再大，也大不过党中央。现在，省委主要领导已经做出重要批示，剩下的就看我们的，说穿了，就看你们平峦县公安局的，看你们敢不敢于碰硬。当然，对打黑除恶斗争的艰巨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要讲究斗争策略，可是，这绝不是暧昧、回避、退让、妥协的理由。明哲保身，不是一个合格的公安局长。现在，省厅就要看平峦公安局的战斗力到底如何，看平峦公安局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如何，希望你们能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最后，彭方终于站起来表示：一定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回去后要立刻研究，尽快采取得力措施开展行动。同时也提出，一旦遇到顶不住的压力，希望省厅给予支持！
朱厅长说：“这没有问题，省厅肯定不会把压力都推到你一个人身上，目前打黑支队有一个大案在搞着，一旦腾出手来，立刻派人进驻平峦。不过也可以告诉你，他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现在的关键是你们平峦公安局怎么办，省厅要看到你们的实际行动！”
彭方就这样忧心忡忡地返回平峦，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知道，眼前的形势已经不容许自己再暧昧下去，必须要有实际行动。可是，怎样行动呢？要行动，必须进行精心部署，调动警力，可是，只要你一动，各方马上就会知道，压力、阻挠、干扰就会接踵而来，更谈不上保密。那样，就会使行动难上加难，最后归于失败。再有，这种行动，你怎么能不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呢？
这个时候，他亟需一个突破口，一个理由，能使他展开行动的理由和突破口。
眼前，突破口出现了，理由也有了。就是陈英奇刚才讲的一切，他接到的那个电话，还有医院里正在抢救的那个人，这些，给你提供了行动的理由，有可能成为向纵深发展的突破口。
可是，你必须先请示汇报，然后才能行动。尽管法律上没有这条规定。
彭方拿起了桌上的电话：“何书记吗，我有重要事情向你汇报……啊，是蒋县长，是这样……这……好吧，不过，我已经向你们汇报过了……好……”
他本来是给县委书记何清打电话的，没想到却是县长蒋福民接了过去，还没容他把话说完，就做出指示，让他无法接受又不得不听从的指示。
他跌坐在椅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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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福民已经在何清?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