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交代一下任务吧。”
他们详细地给我作了一番解释：一个很重要的美国人到这儿打算住一天。他们要搜查他的行李，可他离开自己的房间从不超过半小时。我必须在他吃晚饭时在餐厅把他拖住，时间越长越好，好让这3个人趁机在他房里搜查。他们还给我看了客人的照片，让我认准后记住，然后命我赶快去餐厅。那个老美很快就会去那儿吃晚饭。我点点头，又冲那老家伙笑笑，就飘然而下，到了餐厅。
餐厅的领班马上迎了过来，把我带到一张空桌子旁坐下，一边装成帮我点菜的样子，用法语说：“晚餐简单一些，不要太多，可以保持身段苗条”，一边向我暗示旁边那张空着的桌子，意思是他要把客人带到那儿去。那个混蛋领班只是象征性地给我送上晚饭：奶酪，橄榄，和一杯匍萄酒。我就是花自己的钱随便凑合一顿也比这吃得好。我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葡萄酒等着。
半小时后，客人到了，长得可真够帅的。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精明人儿，于是马上做出判断：跟这种人玩儿高雅的那一套他是不会吃的——他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冒牌儿货，所以我就跟他来不要脸的那种：盯着他，等他一看见我，我就从酒杯后给他送个媚眼儿。他笑了笑，招手让我过去。我站了起来，装模作样地扭过去，弯下腰对他说：“先生是不是寂寞啦？”
随后发生的事我是实在没料到。他二话没说，往桌子上拍下一张10卢布的票子，抓起我的手就出了餐厅。我赶紧向领班使眼色，他早吓得小脸煞白，示意我拖住他。可像他这种人是把你拽进屋就干的人，从不玩花活几，我怎么能拖得住呢？我们往外走的时候，我看见领班冲到电话机前想通知那几个在他屋里搜查的人。他的通知看来很及时：我们进屋时，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的客人把我抱起来扔到床上，就开始脱衣服，我被摔到床上后差点喊出声来：屁股碰到了一块硬东西。我悄悄地用手摸索着，才发现那是一个人的脑袋。
肯定是克格勃的人藏在了床底下。客人跳上床我们就干起来，慢慢地我觉出来床底下不止一个人，因为有3个脑袋同时硌我屁股。里面一定很挤，他们没地方放脑袋。我想象不出来我们在上边作爱时他们在下边感觉如何。完事后，他起来进了浴室。我把房门打开，小声告诉床底下的那3个人：“快走吧，他正在洗噪。”
那3个人爬了出来，一个比一个横：“你等着吧，马蚤货。”
他们压低嗓子骂道，“你叛变祖国，一定抓起你来。”说着，溜了出去。
他们当然没能把我怎么样——他们找不出任何理由。但我在欧罗巴却不能呆了。我对这也不怎么难过，因为没过两三个月那几个姑娘都被赶了出来。我想可能是克格勃的小队来顶了她们的位子，免得再闹出上次那样的笑话。我见过那个小队长莱白黛娃，还挺漂亮，没说的。不然也不会让她当队长的。可我压根儿就不嫉妒她。我们干的都是一种活儿，可她得听从命令；我呢，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命攥在自己手心里。那个美国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间谍——我们一起把那三个克格勃压在床底下大干了一通，真带劲。我最讨厌那些克格勃了，他们老想不花钱，白用人，万一碰上麻烦，他们就缩了脖子，好像你活该倒霉。为了他们，我们偷客人的文件，套他们的话，把他们骗到这儿、骗到那儿，可我们所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不被他们赶出欧罗巴饭店。什么奖章阿奖金啊，人们的尊敬啊，都被那些家伙赚去了。看看那些关于便衣警察的电影就知道了。可没有一个电影演那些豁出命来为那些警察干活的姑娘们。就因为这个，我那次很开心。
阿尔宾娜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她们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像外国客人的房间里被安上了什么设备，那些客人知道不知道自己被克格勃监视着，等等。阿尔宾娜的确很了解这些情况的内幕，她一一做答，大家极认真地听她介绍，特别是佳丽娜。接着便轮着佳丽娜讲了。
故事之五
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讲了从劳改营向外界传递消息的手段之一。
故事发生在我同斯拉瓦在劳改营结婚后的第三次会面。
我带着吃的，带着外界朋友们的问候来看他，照例被允许住上3天。我被带进会见室，兴奋得要发狂。我想把这间小屋收拾得像家一样；在罐子里插上几枝花，把水果摆在桌子上，不时地看着门口，注意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他们终于把他带了进来。我们每次会面时，最初那几分钟的情景我没法告诉大家，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事后我什么也记不得了——由于极度的快乐和伤心我完全失去意识了。
过了一会儿，我和斯拉维克都稍稍平静下来后，我拿出东西给他吃时，注意到他焦虑的神情。
“怎么啦，亲爱的？”
“嗐，有些消息送不出去，今天值班的那个狗娘养的太厉害了。”
“你能背下来吗？”
“我能，可你在3天之内背不下来。好长时间没人来了，消息攒下一大堆。”
“那你说我用笔记下来不行么？”
“在这儿怎么记呢？这些屋子都有人监视。那些东西要写下来差不多得用小字写满4张纸呢。”
“咱们想想办法吧。”
我们想的办法是这样：早晨起来后草草吃点东西，然后再上床。我把头发散开——大家可以看见我的头发又长又厚——趴在我丈夫身上，再把头发抖落开盖住我们俩的头。在浓密的头发的掩盖下，他口授消息的内容，我呢，伏在丈夫胸脯上记录。这样写起来十分困难，不光是因为要在练习本大小的纸上记录大量的内容，还因为斯拉瓦得不停地上下颠着我，这样才像作爱的样子。他们一直在盯着我们，但一点破绽也没看出来，大概只顾着惊叹我们作爱的本领吧。三天以后我走的时候，他们满可以把我全身上下搜下遍，但他们没起一点疑心，压根就没想过要搜查我。
那次会面，除了带出政治消息外，我还带回来我们这个儿子。
这机智的策略引起女人们的大笑，奥尔佳说：“这么说你儿子是口授出来的喽？哈，将来他一定像他父母那样有政治头脑……不用着急，孩子长大了，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我来讲讲我和丈夫当初住在单身宿舍时的绝招。”
故事之六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她和丈夫婚后一直没有机会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后来他们灵机一动，想出个妙法。
我跟你们讲过我和厂里的一个工人结了婚。唔……他们在红场为我们举行了共青团婚礼。婚后，我和米沙没地方住，东西也没处放——一套咖啡具和床上用品。我们都住在那座单身楼里，只是他住男部，我住女部。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和没结婚的时候一样，下班后见面，一起去看电影或是逛公园，要不就到朋友家玩。一切都还好——就只缺一样东西：双人床。我们在公园里拥抱、亲吻直到骨头酸疼、嘴唇红肿，然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各自的宿舍。房管所答应给我们找房子，可他们的话就是到了你退休的时候也兑现不了。当时可把我俩苦坏了。
我们宿舍的女工们合买了一台电视机。有一天，电视机出了毛病，屏幕上没有图像，只有雪花。正在这时米沙来找我。他看了看荧光屏说：“是天线出了毛病，让我上去看看。”
他出去了，我跟在后边。我们从天窗爬到了楼顶上，米沙立刻看出是哪儿出的毛病，很快就把天线修好了。我坐在旁边看他摆弄。修完以后，他挨着我坐下。我们就在那儿观赏着城市的夜景：下面简直是灯光的海洋，上面的空气清新凉爽，还有最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俩坐在那儿，米沙对我说：“这是我俩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时间和地点来开始我们的夫妻生活了。”
他扯下上衣铺在我身子底下，我们第一次觉得做了夫妻。
太棒了。四周没有一个人，只有电车在下面叮咚地开过，星星在上面眨着眼睛。
从那次开始，每天天一擦黑，米沙就来敲门，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从床底下抓起那只装着毯子的书包，就跟他一起爬上天窗，来到楼顶上我们那块宝地。我们俩渐渐变得更镇静，心情也更愉快了。只有一件事让我们担心：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以后怎么办？但实际上，我们的好梦结束得比这更早。
一天，我正在公共厨房里煎土豆。我和米沙说好在我这儿一起吃饭然后上去……忽然楼里的清洁工舒拉进了厨房，她住在紧挨着楼顶的屋子里，天窗就在她的旁边。她当着厨房里所有人的面大声说：“是你呀，奥尔佳。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呢。给我解释解释，亲爱的，你和你丈夫在我头顶上干的事我很清楚，我也是打年轻时过来的。可你们干吗弄得那么响，好像两架骨头在铁板上折腾？我第一次听见后，差点儿去找大夫，想告诉他：晴朗的夜晚，我怎么听着打了一夜的雷。后来才知道那原来是个小爱窝。”
厨房里的女人们听了以后都笑得肚子疼。她们笑，我们可该哭了。我和米沙再也不上去了，一直熬到第二年春天，最后还是厂子里给我们找了一间房。还不错，有15平方米呢。
现在我至少有个地方放我儿子了。
听了奥尔佳的故事后，女人们对这些无家可归的小夫妻们都表示同情，瓦伦蒂娜还说对这种情况执委会的人也感到很棘手，因为那些正在外面干事时被民兵或警察抓住的小夫妻们到底算不算是有伤风化，至今还没有个结论呢。
尼尔娅接口说，即使在合居的单元房里也不方便，她下面讲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
故事之七
音乐教师尼尔娅为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又添了一段列宁格勒的变奏曲。
我和波亚可以不必为房子发愁，但有件家具却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波亚跟舅舅换了间房子，让列奴丝娅住在舅舅原来的那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和我的屋子紧挨着。我们很高兴：有几家能单独给孩子一间房子呢。我们夫妇睡在我原来的屋子里，这间屋子也是全家的起居室。
白天，列奴丝娅大部分时间跟我们呆在一起，只是写作业或是睡觉时才回到她的小屋里。我们的家庭生活很快就安定下来了，只是沙发问题让人伤脑筋，刚结婚时我们买了一张时髦的折叠沙发床，谁知这床一压就奏起音乐来——“咯咯吱吱”地响个不停。开始，波亚还开玩笑说：“这床就像咱家的女主人一样，有音乐细胞。”
后来才发现这可不是开玩笑后。屋子的另一面隔壁住着我姨妈，是个老c女。她人挺好，只是特别爱打听男女的事。
墙很薄，就是一层胶合板。姨妈在那边咳嗽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白天波亚在屋里一打喷嚏，姨妈就隔墙说：“上帝保佑，波里斯。”
这么薄的墙，我们怎么在这种沙发床上过夫妻生活呢？后来还是想出了办法——这要归功于波亚。晚上，我们把列奴丝娅安顿睡了，然后再把电视开到最大音量，在这声音的伴奏下开始了我们的交响乐。
有一阵电视里播放连续剧《福尔赛世家》。我们开着电视，打开沙发床准备睡觉时，这部连续剧的第一集刚开始。第二天在走廊里，姨妈叫住我问：“昨晚的电视结果怎么样了，亲爱的？我没看完就睡着了。”
那电视我们一点都没看，只好对她说，我也睡着了。
“噢，没关系，”她回答，“等波亚下班来我问问他。”
我只好赶快跑到外面的电话亭给朋友打电话，问他们谁看了昨晚的电视，结果如何，然后再提前把这告诉波亚。我们都不想让姨妈难过，也不想让这小老太太胡思乱想。
下面轮到爱玛讲了。
故事之八
剧团导演爱玛讲的是戏剧中的革新能被保守派接受有多么困难。
我来讲讲我和美工阿辽沙——你们还记得吗，我第一天就讲过他——是怎样偶然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引入一项革新的。
那是我们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初上演的时候。首场演出的高嘲过去了，几处细节还需修改，但总的来说全剧相当成功。年轻的观众把剧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的从邻近的几个城市赶来，有的来自城外的建筑工地。那时也正是我和阿辽沙的罗曼史最热烈的时候。
他是第一次跟女人发生关系，这孩子简直完全昏了头。我也一样。白天，我们有时交换一下眼色，然后立即跑到他那儿或我那儿，什么也挡不住我们。有时我们就在剧场里找个地方……有一次差点儿露出马脚。
我也和所有的年轻导演一样，不来点新花样就拍不了戏。
罗密欧和朱丽叶在婚礼之夜分别的那场戏，我把他们安排在朱丽叶凌乱的床前。艺术顾问提出我至少也得让那张床整洁一点，可我一定要坚持己见，说这叫“爱的杂乱”。结果，快演到这场戏时，我和阿辽沙又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热望冲昏了头脑。我们设计了一个旋转舞台，所有的布景都事先装好，到时候一转就行了。我俩决定先用一用朱丽叶的床，因为这场戏还没到，床也隐在暗处。我们便扑到床上忘乎所以了。前一幕结束后，前台的灯光灭，开始换布景了。我还做了一项革新：换下一幕的布景时不拉大幕。台上很暗，观众刚刚能辨认出下一幕的布景。大家一定猜到了，舞台开始转了起来，我和阿辽沙还在朱丽叶的床上就被转到了台前。年轻的观众们兴奋得几乎发狂，拚命地鼓掌，我们的道具管理员可吓坏了，想赶快把大幕放下，结果慌乱之中按错了按纽，“轰卤一声放下了铁制的安全幕。这下可被那些年轻的苏联观众抓住话把儿了：他们在戏剧艺术中的言论自由被铁幕挡住了。这时我听到了我的艺术生涯中空前绝后的一次电闪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和阿辽沙飞快地从朱丽叶的床上跳下来，溜之大吉。真是万幸，没人认出我们，事后我居然还在会上批评了那个”无论是谁“竟然敢给剧团脸上抹黑的人。唉，我能怎么办呢？
我的戏剧改革还传到了列宁格勒，但我后来把实情告诉了列宁格勒的戏剧爱好者们。你们猜怎么着，戈加·托夫斯托诺戈娃觉得这个手法很好，还在利特尼的剧中效仿了此法，尽管用得委婉多了：一部描写学生生活的戏中，男女主人公单独在帐篷里时，两束聚光灯在背景上晃动、交合。很感人。
但不如我们那场戏那样大胆。
故事之九
爱丽什卡也和大家一样为住的地方发愁，直到最后找出解决的办法。
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没地方祝我们只好跟妈妈、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六口人挤在一间32平方米的屋子里。登记住房时他们不把我丈夫算在这里，因为他在单人宿舍还有床位，这样我们全家5口人平均每人6平方米，连排队等房的资格都没有。问他们时，回答是：“找人换换嘛。”
可是哪儿有人会拿两间房换你的一间房呢？花钱是小事儿，可到哪儿去找呢？白天还能凑合，因为一家人相处得都很好。可到了晚上就不好办了，原因大家也都明白。后来我和瑟约什卡想出个办法，这样每周我们至少可以有一次呆在一起，是在周日。我们给外甥女买了一辆小三轮车。一看见妈妈去厨房做饭，我们就把外甥女塞进小三轮车里让她在楼道里骑，然后开始干我们的事儿。姐姐和姐夫也是如此。他们在衣橱后面，我们在屏风后面。都是成年人，渐渐的也就习以为常，不再难为情了。只要妈妈和古尔卡不在屋就行。
楼里住着不少人家，大家对孩子都很好，孩子们骑着小车整天整天地在楼道里跑，从来没有人说什么；就是车撞了什么，也没人出来训斥孩子。这种宽容的秘密最后还是孩子们泄露的。一天上午我穿着浴衣刚从浴室出来，邻居家的小男孩伏乌什卡跑过来对我说：“爱拉阿姨，你现在是不是要跟瑟约什卡叔叔再回到床上去？”
“你问这干什么，伏乌什卡？”
“因为我爸爸妈妈刚刚上了床，尤拉的爸爸妈妈也是，所以我想古尔卡也该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