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童娅说：‘他真是你丈夫吗？’我老婆不知所措地结巴两声：‘是，是的……请你听我解释。’他对她说了句‘我不需要任何解释。’转身就走了。可我那位傻老婆还跑去追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他气得涨红了脸。我说：“听着，赫尔曼，要是我给童娅打个电话，告诉她珍亚的地址，让她去把你的烂手从那人的烂肩膀上推开，怎么样？”
他听了这话呆若木鸡，愣了一会儿，才抓起帽子和大衣冲出了门。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咬牙切齿地骂：“你真他妈的恶毒，佳丽娜。”
你们瞧，就这样我也成了恶毒的妇人。
“是啊，男人总有双重的衡量标准，”爱玛笑道。“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她依了吗？’‘没有。依你了吗？’‘没有这个脿子。’”“我同意，”奥尔佳说道。“丈夫可以凶，老婆可以恶，但再也找不出比瞧不上儿媳妇的婆婆更凶恶的人了。大家再听我讲一个我们造船厂里的故事吧。”
故事之七
奥尔佳的故事说的是最恶毒的女人还得到婆婆里找。
我们那儿有个老太太叫玛莎·克丽阿兹米那，是个劳模。
她人不错，没什么坏心眼儿。她这一辈子可真不容易：丈夫战争年代被打死了，她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丨人。为了儿子，她可是什么都豁出去了。她几乎是倾家荡产供儿子上学。儿子毕业后，当了工程师，也在我们厂里工作。这娘儿俩可真逗：妈在车间里一把油泥一把汗地干活，儿子呢，西装笔挺，衬领雪白。当然他的衬衫都是他妈给他洗净熨平的。在厂里吃午饭的情景才让人难受呢：妈穿着油渍麻花的工作服，跟我们工人一起捧着饭盒，啃着自带的干面包，儿子却坐在白领工人那讲究的餐厅里吃着香喷喷的烤牛肉，有女服务员侍候，还铺着漂亮的白桌布呢。玛莎扒着缝往里瞧，然后骄傲地告诉大伙儿：“我那小子跟主任坐在一起啦。”
其实玛莎的儿子耶格尔那孩子不错，他和工人的关系搞得挺好，专业也挺精通的。只是太多的母爱把他毁了：老婆孩子都没了不说，自己也疯了，进了疯人院。
事情是这样的，他看上了厂里的描图员，叫舒拉。那姑娘人相当好，不言不语的。只是家境一般，自己也没上过大学。一天儿子告诉妈妈说他要娶舒拉。他妈可不听这一套：“你就配找个这样儿的？她连学历都没有，家庭又那么寒酸。
她跟我们可不是一路人。“
听她那话还让人以为她出身名门呢。耶格尔是非她不娶，他吓唬他妈说他打算离开列宁格勒，带舒拉一起去北方。他妈最后只好让步。但她却私下里跟我们说：“没事儿，就先依着他。这年头儿，结了婚也长不了。与其让他在外边胡搞，还不如先结婚算了。过不了多久他俩就得打离婚，到那会儿再让他找个好的。我儿子不傻，娶这么个一般化的媳妇他早晚会后悔的。”
耶格尔和舒拉结婚了，厂里还分给他们一套两居室，跟妈妈一起住，因为老太太是劳模，儿子又是青年工程师。三口人住在一起，大伙儿都以为玛莎会渐渐地承认这个儿媳妇，好好过日子。舒拉脾气真好，事事都依着婆婆。可这一点用也没有——玛莎认准了死理儿，一心等着他俩离婚。后来又生了小孙孙，玛莎更火了，而且把火全发在那无辜的孩子身上。
那可是她自己的孙子呀。哪听说过这种事儿？她连那孩子的名字都不叫，称他为“狗娘养的”、“狗杂种”。舒拉实在忍受不了，就催着耶格尔搬走。开始他还不肯——毕竟是他的妈呀。可后来看这架式是没法再过下去了，就申请换房。那老太太就跑到厂里撒泼，到各科室委员会哭闹：“你们可要为我作主呀。我儿子和媳妇把我赶出了家门。”
于是他们把耶格尔叫了来，让他低头认罪，劝他别换房子了。最后耶格尔只好不再坚持了，收回了申请。可玛莎却不肯放过儿媳妇，“都是你挑唆我儿子跟我做对，小马蚤货。”
舒拉受不住了，就跑到我们单身宿舍去祝可玛莎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她知道耶格尔每天都去求舒拉回家。于是她就背着耶格尔赶快到房管处把舒拉和孩子的名字从住户的名单上销掉，随后又去告诉民兵纠察队：“她没登记就在单身宿舍住下了。”
民兵纠察队去找宿舍管理处的头儿，头儿告诉舒拉说：“对不起，我不敢惹民兵纠察队的人。他们天天来纠缠我们，你还是回你丈夫那儿去吧。”
舒拉无路可走，只好流浪到了街头。她身体还很虚弱，再加上心力衰竭，精神渐渐支撑不住了。最后，她抱着孩子，从施密特中尉桥上跳进了涅瓦河。已经没法救了。耶格尔·尼可莱契精神彻底崩溃，住进了疯人院。治了一年，现在已经出院了。他恢复工作以后，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沉默寡言，在厂里出出进进就像个影子。他自己又找了间房，从家里搬出来了。你们以为玛莎会因此而悔过吗？没门儿。她虽然头发全白了，衰老多了，但还是执迷不悟：“医生会把耶格鲁什卡治好的，到时候我会给他找一个有学历、工资高的姑娘。我辛辛苦苦地节俭了一辈子供他上学，哪能就这么算了？”
就这样，她一个人毁了全家。可这事儿一仔细琢磨，又觉得玛莎怪可怜的。厂里的老师傅们都说直到耶格尔大学毕业，都没见玛莎在厂里食堂吃过饭；她总是从家带块面包果酱或是人造黄油，坐在更衣室的角落里慢慢地啃。她从来舍不得花5毛钱买顿午饭或是买瓶酸奶。这不也是一场悲剧吗？
“唔，”尼尔娅接着说，“我觉得最坏的女人还是那些前妻们，我们单元里就有一个。”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认为前妻对前夫的行为最为恶毒，但她并没说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我们合居单元里有一家，夫妻俩带着个儿子。不客气地说：那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后来两口子离婚了。孩子当然是跟母亲祝孩子的爸爸想看看儿子，她从不让他进家门：“你现在不是什么爸爸了，”她说，“只不过是个抚养费的担负者，人人都讨厌你这样的家伙。
你的任务就是按时给我们提供生活费，不然就让你坐大牢。你对我们再没有其它的权力和义务了。“
孩子渐渐地长大了，也不认识父亲。一天我在厨房听到这母子俩的对话：“妈妈，我爸爸是谁？”
“你爸爸是混蛋。”
最后，这位爸爸只好去法院要求跟孩子见面的权力。法院准许他每个礼拜日可以跟孩子见面两小时。你们以为她会让这父子俩见一次面吗？没门儿。他打电话来——她就挂断。
他亲自来——家里没人。一到礼拜天她就带着孩子去乡下，大清早儿就锁上门走了。
孩子的父亲忍无可忍，又去了法院。法院以阻碍父子会面罪罚了她30卢布。你们谁也猜不出那刁娘儿们的对策。
一天我下班回来，看见一伙人从安娜·帕芙罗芙娜家中往外搬家具——安娜就是我说的那位前妻。
“怎么了，安娜，”我问，“你要搬家吗？”
“没有，”她说，“我把家具卖了。”
第二天又来了几个人把地毯也搬走了，然后又搬走了电视机。后来我们才知道安娜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没交罚款，结果执行官来清查财产时房子早已是空空如也。与此同时，安娜又匆匆嫁给一个年纪不小的干部，是她的旧情人。
她也没告诉前夫一声就跟那人去了。不知那位爸爸是否还在寻找他的儿子。反正他继续依法担负孩子的生活费。
女人们对这位母权捍卫者的行为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人很同情那位不幸的父亲，有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争论相持不下，最后爱玛只好打断她们，让大家听她讲。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也是自己怎样做了一次坏女人。
我见过不少坏女人，但知人莫过知己，所以还是讲讲我自己吧。
我的前夫，那位永不疲倦的老来俏，一次一次地搞女人，害得我也一次一次地跟那些女人使坏招儿。我恨那些闯入他生活舞台的女人。我给大家讲两件事来说明我当时的心情，并对我的那种恶毒的本质加以分析。
第一件就是跟西伯利亚的那位年轻的朱丽叶。开始我用恶意攻击的招术来对付情敌。据说这是最不奏效的嫉妒方式。
此话不错，我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特别是直接的、公开的攻击，更无济于事。于是我就采用了更谨慎小心的方式。既然我丈夫滔滔不绝地向我表白他跟那姑娘没什么关系，我正好抓住这个活口，把我对她的偏见说成是别人的看法，如果他替她辩解的话，我就装出吃惊的样子。
“你还不知道吧，亲爱的，不知为什么大家老说朱丽叶是罗圈腿。她确实有那么点儿，可我觉得观众是不会看出来的。”
听见我这么说，我丈夫花了3天时间来研究朱丽叶的腿，最后他也开始觉得她的腿是有点毛病，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我以大家的名义攻击她的第二个目标是她的眼睛——“她是鼓眼泡儿，一只眼睛还有点斜”——然后是她的发式，然后是衣服。我成功的迹象在朱丽叶身上显示出来了：她其实是个各方面都无可挑剔的漂亮姑娘，可突然开始改变发型，更换衣服，妆也画得太浓了。我有一次在洗手间碰见她正站在镜子前哭呢。
“怎么啦？”
“人家说我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我看了半天也不知是哪只眼大……”我却不怀好意地听着，心中暗喜。
但是导致他俩最后断绝关系的一招儿并非这类雕虫小技，而是更阴险、更高明的招术。
我开始对她的演技大加赞赏，还是打着“大家”的旗号：“人家都称赞朱丽叶演得好，说她的光彩使你相形见绌，不像罗密欧，倒象她父亲卡普莱了。真是一派胡言。”
这话对他打击不校他开始跟朱丽叶发脾气了。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获全胜不罢休。我以一位不知名的戏迷的身份给当地一家报纸写了封信，把她的表演捧上了天，在结尾又加了一句：“遗憾的是，扮演罗密欧的那位来自古都的优秀演员因为年龄的关系比朱丽叶大为逊色。”
这才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罗曼史。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夫妇又恢复了关系，过起了小日子。
可没过多久，这出戏的第二幕又开演了。原来的女演员现在被剧团小卖部的人员取代了。这是个鲜嫩的西伯利亚小丫头，显然是抵挡不住我们那位著名演员的频频光顾。那老色鬼甚至在幕间休息时都急不可耐地跑去跟她调情，身上还穿着戏装——这对那丫头来说可有着压倒一切的效果：她那些看戏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会羡慕死她，觉得她真有本事。她就站在柜台后面，脸儿红红的像“雪姑娘”，眼儿亮亮的像圣诞树。
开始时我有点沉不住气了：“你怎么会这样降低自己的身份呢？你跟她能谈些什么呢？”
“没话打话呗。你可不能说她的坏话，这样不好。”
“‘不好’。问题是她值不值得我说。这对她来说也许是件了不起的事；可我，一个堂堂的列宁格勒来的导演，会对一个没文化的乡下丫头感兴趣？笑话。什么‘好’‘不好’的。”
这样吵下去会把他气疯，我也一样。好几次我想控制自己，但都失败了。话说得越激烈、越恶毒，内心就会变得越冷酷，直到怒火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彻底的空虚。要想坚持下去真是难上难。可我必须得支持下去，因为剧团不能没有我。后来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包括我那位亲爱的丈夫。我最后垮掉了，抛下这一切离开那个地方后，剧团散了伙。他好不容易才在当地的一家俱乐部里找了个差事混口饭吃。
总之，我没费多少劲就把那小售货员也治住了。有一天晚上幕间休息快结束的时候，我匆匆来到他们俩正在谈情说爱的小卖部，装做在下一幕开始之前有什么要紧事要告诉我丈夫。我板着面孔发表一通议论，无非是想让他们看看在剧团这一亩三分地上究竟是谁说了算。这下可把他气坏了，可又不能发作；那小售货员只有张大嘴傻听的份儿。这时剧场的头遍铃儿响起来，他只好悻悻地走开了。我转身对那丫头说：“别着急，阿耐什卡，你会习惯这一切的。如果你真的有表演才能的话，就必须首先了解剧团的一些基础知识。唉呀，你看我都说了些什么呀。我丈夫不让我告诉别人关于他对你艺术前途的打算，连你也不告诉。请你别跟他说。”
我说完就走了。这招儿很灵。那傻丫头开始做起美梦来：耀眼的镁光灯，观众的掌声，戏剧广告……况且她又离这一切如此之近，几乎是唾手可得。她显然是刚出校门的中学生，又迷上了舞台艺术这棵大毒草。于是她忍不住会把这美梦天真地吐露给我丈夫。我丈夫是个下流痞这不假，恕我直言，但他毕竟还懂点演技，而且确实有才能。他自然会看出这丫头天生就不是当演员的料儿：腿粗得像水桶，超重好几十斤，说话有地方口音，语言又那么粗俗。而她还指望着他能使她一举成名呢，这想法简直会把他气死。
我对付情敌一直是无往不胜的，但我后来决定洗手不干了。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这一切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每次打了胜仗之后，不是心衰力竭，好久恢复不过来，就是变得焦躁不安，歇斯底里大发作，即使丈夫又和我重归于好也无济于事。我认真地考虑过，发现自己在做恶的同时也在毁自己，或者说是自己的恶毒以压倒一切的力量吞噬着自己，吞噬着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创作，像吸毒那样会毁掉一个女人。此后每当我看见一些妇女陷入这种邪恶之中不能自拔时，怜悯之心便油然而生——她们再也没有能力做其它的事情了。如果婚姻关系恶化到如此的地步，使女人变得邪恶，那么她最好的出路就是摆脱这种关系。因为她已经失去了理智。
爱玛讲完之后轮到爱丽什卡讲了。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的是一位慈爱的母亲怎样变成了一个凶狠的丈母娘。
这个故事讲的是我的好朋友爱拉。她父亲抛弃了她们母女俩，后来这娘儿俩找了一间合居单元房。她们日子过得很苦，母亲是理发员，但她照样疼爱、娇惯女儿。爱拉长大了，技校毕业后开始工作，还搞了个男朋友——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又聪明又漂亮，一心一意地爱着爱拉。他在军舰上工作，所以他登记的住址是在海上的军舰。他们结婚后只好住在爱拉家，和母亲住在一个屋里。开始还好，丈母娘觉得女婿还不错，也挺喜欢他。可后来我们发现爱拉总是闷闷不乐，神情紧张。
“你怎么啦？跟丈夫闹别扭了吗？”
“不是，跟丈夫没什么。可我妈老跟我们过不去。”
“怎么回事？”
爱拉摆了摆手。后来她悄悄跟我讲了事情的原委。不知为什么她妈对他们小夫妻的亲热非常妒忌。他们就有一间屋子，只好用橱子将房间隔开，母亲睡这边的床上，他们俩睡那边的折叠沙发床。晚上他们上床后就等着母亲入睡。可母亲近来有个毛病：在床上来回翻几次身，然后开始打呼噜，好像是睡着了。可等小两口刚一开始干事儿，她就爬起来，到隔离橱这边来找头痛片啦、喝水啦什么的。还唠唠叨叨地说她睡不着觉。显然是故意使他们难堪。
这小两口开始自己找房子。可你在列宁格勒找间房子试试——不是找不到，就是租不起，更何况爱拉又有了身孕，更没人愿意把房租给他们了，这一点咱们都清楚。
爱拉想跟母亲谈谈，可那位母亲却装糊涂：“我没有丈夫照样儿活了15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难办的事。”
结果很不幸。丈夫把爱拉送进妇产医院，等她生下个男孩后，兴冲冲地买了瓶白兰地跑回家，祝贺姥姥得了外孙子。
娘儿俩喝完了洒，女婿就睡觉了，丈母娘也回到隔离橱那边。
可到了夜里，她却爬进了女婿的被窝里。谁敢相信呢？他醉得稀里糊涂，又睡得昏昏沉沉，结果就骑到了她身上……然后他大叫一声，跳下床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