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的。
他们幸福地结合了。杜丝娅辞掉了面包店的工作，因为拉菲克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外科医师，他羞于让自己的妻子站在柜台里同顾客吵架。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夫妻恩爱日笃。杜丝娅再也不发野了，她成了温柔贤慧的妻子和母亲。
尼尔娅讲完后爱玛接着讲。
故事之九
导演爱玛讲述。福音箴言道：“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爱玛的故事是这一箴言的注解。
我要讲的还是放浪艺术家们的事情。这些人以非官方文化著称，因为他们不介入官方艺术。克格勃对这帮豪放不羁的人大为恼火，时常抓他们一两个以示警告。
一帮非官方作家和艺术家决定，仿照苏维埃风格的名字创办一个幽默杂志。既然有“红色十月”集体农主，“红色庄稼汉”集体农庄，甚至还有的啤酒厂叫“红色酒厂”，因此，这帮人把他们这个杂志戏称为“红色不同政见者”。当然，许多幽默都是针对克格勃的，每个幽默都让大家笑破肚皮。但克格勃没笑，而是采取了行动。不久整个编辑部都被捣毁了。
克格勃的调查人员探出了这伙人的幕后策划者：两个艺术家，尤利和奥尔戈，还有两位女诗人，朱丽和娜塔尔娅。他们被捕了，但两个女的很快被放了出来，连她们自己都感到奇怪。
直到两位艺术家被押上了法庭，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俩主动承担了办杂志的一切责任。这并不稀奇。我们了解他俩，是很不错的小伙子，才华横溢，而且无所畏惧。但在法庭上他俩突然悔过，并声称办杂志纯粹出于流氓动机。娜塔尔娅和尤丽娅当时也出庭了，她们感到这两个朋友极为可耻，连连说：“这是什么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指望这两个小伙子会被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回家——显然像那样的坦白交待本会令克格勃高兴的。但出乎意料之外，他们被判了重刑——在严厉的劳改营中服役六年和七年。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那好吧，既然你们愿承认杂志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流氓行为，那就按流氓行为来处理吧。两人进的是刑事犯劳改营，在那儿为了生存他们不仅要同当局作斗争，而且还要同罪犯作斗争。
两人的辩护律师后来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真相以及两人在法庭上为什么会那样表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起初两人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他们被恐吓了一番，然后被告知，只要坦白交待便可获得自由，但他俩拒绝了。
后来一个老侦查员对同僚们说：“你们办这案子的路子不对头，应该懂得罪犯的心里，要使用另外的方法和手段。”
然后他拿出了他的新办法。那两个人又被带出来审问，并如此这般被告知：“像你们这样颇具骑士风度的艺术家怎么好连累女士呢？她们在看守所就已经得了感冒，试想，她们在劳改营中还能活得下去吗？”
换句话说，他们开始利用他俩的良心。一想到连累了两个女人，两个小伙子真感到于心不忍了。趁俩人束手无策之机，他们提出了交换条件：如果悔过并取消事件的政治色彩，他俩仍将得到同样的判决，不予宽大。事实上这样更糟：一旦承认事件的非政治性质，就得去刑事犯劳改营，而不是政治犯劳改营。而另一个方面，克格勃将释放两位女士。两位艺术家动摇了。他俩被准许会见了一次。经过协商，俩人决定为了搭救朋友宁愿牺牲自己的名誉。
要是为了自己能获得自由或轻判而悔过的话，他们才不会这样干呢——他们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但现在他们屈服了。起初，克格勃好像真的要兑现他们的诺言。等两个艺术家正式写了交待，那两位女士便立即被释放了，还给他俩看了释放决定。继而，当两个人提供了更多于己不利的证据后，又看到了两位女士的结案决议。他们信以为真，所以完全履行了与克格勃达成的协议。
但他们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判决之后两位女士中的一个还是被逮捕了，两位艺术家对此毫无所知。这次逮捕当然又有借口——他们在她家里搜出了反苏维埃诗歌。另一个恐怕也难逃罗网，只是目前她正在怀孕，把一个孕妇投进监狱想必是个丑闻，所以克格勃决定不冒这个险。
两个艺术家度日如年。没人给他们写信，没人肯帮助他们。大家都同声唾骂他们在法庭上的卑劣行轻，直到真相大白后人们才闭上嘴。
直到这时我才理解这句福音箴言的意义：“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我过去总以为他说的为朋友而死的人，而我不理解的是，它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世界上没有比死更坏的事情吗？但奥利戈和尤利一案使我对这句箴言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名誉、灵魂，去做阶下囚，而且不是以骄傲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而是卑鄙的流氓。起初连朋友都不理解，而且当她们被释放时还不知道有人为她们付出了多大代价。
尼尔娅一直以惊异的神色听爱玛讲述，刚一讲完她就大声说：“这都是真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故事我也听到不少。当时我简直不能理解，既然他们在法庭上如此不要脸，人们为什么还那样高度评价他们。现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现在怎样了？”
“他们都出来了。尤丽娅和娜塔尔娅已经嫁人，后来尤丽娅去了西方。他们四人至今还是好朋友。尤丽娅写了本关于她的朋友的书，以报答他们为她所做的牺牲。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听爱丽什卡的吧。”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了自己的英雄行为，那是在食品短缺的时候。
一天，我路过涅夫斯基大街，见耶利斯夫斯基商店门口聚了一大堆人，我问商店在卖什么，他们说是香蕉。
我立即排到队里开始做起了香焦梦。以前我只吃过两三次香蕉，而且我真喜欢这东西。
我常常梦想得到许多充满异国风味的水果。我从游记中读到过芒果、鳄梨，总试图想象它们吃起来会是什么滋味儿。我的香蕉梦有点儿不同，不只是想尝一只小香蕉，而是一次吃三四只，真吃饱。今天突然交了好运——正卖香蕉，每人能买一公斤。哎呀，我自己默默地说，祝贺你了，爱丽什卡，你的梦想要实现了。但愿我挨到时别卖完了。
站了两个半小时，幸福时刻终于到了。我从人群中挤出来，手里托着一袋一公斤的香蕉。我想在回家的路上就吃一个，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着马路上这么多人，吃这么稀罕的东西，太不好意思了。这可不是冰淇淋。
在我们家那条路上碰到了老朋友丽莎。她看上去怒气冲冲，眼里冒着火。
“你好，丽莎芙塔。你好像在生气？”
“你好，爱丽什卡。我那两个双胞胎明天要出院，她们得的是猩红热。我想打点儿新鲜东西给他们换换口味儿。今天真倒霉透了，转了半天什么也没猎着。”
我的朋友丽莎是从西伯利亚的阿尔塔来到列宁格勒的，过去一直同父亲住在一起，她父亲是个有名的猎手，她后来为求学来到列宁格勒。毕业后留了下来，并找到了工作。她总念叨食品问题：“在你们这儿买食品就跟我们阿尔塔打猎一样。想吃肉了就拎着枪去泰加森林中打一只野兽或野禽。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你们不拿枪，而是拿提兜儿，除此以外就看猎手的运气了。你还必须得有猎人那样的耐心。在我们那儿是蹲在隐蔽处等一只松鸡，而在这里是排几个小时的队等一只肉鸡。另外你还得有直觉能力，以便于你去的那个商店恰好有你要买的东西。就像在泰加森林中一样，走着走着突然觉得应该在那边那个角落等待猎物出现。”
所以，无论何时，一提起到商店买东西，她总是满口狩猎语言。例如，她总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猪肉香肠吗？我刚打了两公斤，我们一人一公斤。你什么时候来拿呀？”
丽莎的猎人直觉帮了她不少忙，朋友们没人像她那么能猎取食物。但显然她今天不走运。“你想吧，我为打橘子等了两个小时，可等挨到了又没有了。到另一个商店又听说苹果一小时前就完了。我跑了许多商店，最后连自由市场都关了。
他妈的，要是能给我的小崽儿弄点好苹果好桔子，我宁愿用五倍的子弹。“
丽莎所说的“子弹”指的是钱。她常说：“爱丽什卡。我的子弹没了，你能供我十颗八颗的吗？”于是我借给她钱，到开工资时她再还我。我俩发工资的时间安排的挺合适：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她领工资，第十天和第三十天我领工资。
所以没钱花时我俩可以互相借。
丽莎的双胞胎还不足五周岁，从一入托儿所就开始患病，幸好他俩总是一起得病，要不非把她拖垮不可。她上班时总是副脏兮兮的样子，因为孩子经常病，顾不过来。她丈夫是个好人，但帮不了什么忙。做父亲的不发给照看孩子的保健证，只有母亲才有。我望着丽莎，她为没买到东西而感到那样泪丧和不安。此时我心中油然升起伟大的英雄感，这种崇高的感觉驱使我决定把香蕉送给她。大包围时人们尚能共享一块面包，何况这只是香蕉。长期没有这东西也活过来了，再有一百年没有照样能活下去。起初我想分一半儿给她，但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一公斤全部给她。因为只有七个香蕉，你不可能分得那么匀。我得意洋洋的问她：“丽莎芙塔，你的双胞胎吃过香蕉吗？”
“还没有。他们听到过，那是在我给他们读吉卜林小说的时候。他们问我香蕉是什么样的，为了不吊他们的胃口，我说它就像土豆拌白糖。”
“哎，丽莎，把这几只香蕉给你孩子吧。一公斤，给我两卢布。”——我把袋递给了她。
丽莎接过袋打开一看，禁不住尖叫一声，声音之大半条街都听得见：“爱丽什卡。这对他们意义太大了。它将使他们立即好起来，会像免子一样蹦到房顶上去。等等，你自己不留点儿吗？”
“不，不用了，他们每人只卖给这一公斤，况且我并不怎么稀罕这东西。”
我真傻，真不该那么说，为此我后悔了好长时间。要不说不稀罕香蕉，我就可以要一只，但话说出去就不好意思再要了。不过，想到孩子们会那么高兴，我心里感觉很好。我和丽莎高兴地回家了，对今天的狩猎十分满意。
哎，你们认为怎么样？这算不算高尚行为，我多么喜欢香蕉埃女人们一致同意，爱丽什卡的行为无疑是真正的英雄行为。
爱玛说：“你瞧，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妇女多么幸福，是吧，佳丽娜？我们得到一件特别的东西足足能高兴三天，你还总抱怨政府。西方妇女的生活有什么幸福可言，我们姑娘们夹塞儿买到一件合适的|乳|罩会高兴得不得了，家庭主妇们节假日‘射’到一公斤薰肠能高兴半天，这样的乐趣西方人懂吗？
当然不懂。所以我认为他们生活很可怜，缺乏意义。“
“没错儿，他们体验不到我们的幸福。”佳丽娜笑着说，“但愿我们也体验不到。”
“我常想，”娜塔莎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这儿有没有一种食品或其它的东西供应从未断过。”
“我们来个比赛，”拉丽莎提议道，“看谁能说出一件货架上从没缺过的东西，而且是从不用东跑西颠去找的东西。我先说：火柴。”
“不对。去年火柴厂大修，他们又想不到从外地进货，我们每人配给两盒。水壶。”
“不对。有一次我到莫斯科买的水壶。”
“熨斗。”
“我们的奶奶过去常用的那种结实平滑的熨斗五年前就买不着了。”
“肥皂。”
“别提肥皂了。几年前有一次过新年，除了通常的蛋糕以外，我还给婆婆带去了一块洗衣服用的肥皂，可把她给乐坏了……”大家都笑了，因为举了一大串，发现没一东西没脱销过。
她们提到了墙纸、衣夹、发卷、毛巾、饭锅、茶杯、盘子、洗衣粉、啤酒、袜子、暖瓶，以及最基本的药品、奶瓶、鞋带、牙膏、床单、刀叉、钢笔、学生练习本、课本、运动衣、妇女和儿童的内衣、钉子、地板蜡、刷子、扫帚、墨水、复写纸、打字纸、烟、酒、避孕药、头发卡子、花盆、针线，等等，等等。
奥尔佳赢了这场比赛。她提出的是盐，女人们一致同意列宁格勒战后从未缺过盐。真的，吉娜评论道，有时这儿的盐还真不坏。
“瞧，我们运气多好。”爱玛又要开玩笑了。“我们总是匮乏，但由此带来了多少潜在欢乐。要是在黑市上买件东西需要多付出两倍的价钱，而你设法通过关系用平价搞到手，那才叫真正的幸福呢。”
爱玛给女人的幸福下的定义把大家逗乐了。然后她们开始讨论明天的话题。
“就谈幸福的女人如何？”
“爱玛已经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倒是可以谈谈女人的烦恼和不幸，这可大有说头。“
得了吧。这是谈不完的话题……“
“最好谈谈令人高兴的事，”爱丽什卡说。“还是以幸福为主题吧。幸福有许多不同的方面，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
最后大家同意了。
第十天
幸福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了她自己的幸福准则。
我小时候最悲惨的日子是星期六，每星期的这一天我跟妈妈去浴池洗澡。我们每次都去同一个浴池，就是梅奥罗夫大街街口的格里波耶多夫浴池。到了那儿先在街上排队，慢慢挨到院里，然后到二楼的女部。进了更衣室，要牌儿，按牌上的号码找锁……这些算起来要花一到三小时。
等最终进了浴室洗上澡时已是精疲力尽，累得我们连话都懒得说。妈妈总要给我彻底洗一下头。那时我留着长辫子，她之所以那么关心我的头，是怕我有虱子。那年月到处都有虱子，连浴池都很脏。接着她给我搓背，然后各人洗个人的。
擦洗完毕，我就跟母亲坐在石凳上用凉水冲一下身子。当然我自己还有事要考虑，有时我要朗诵课文，这是学校布置的作业，星期一要提问的。我现在背熟了，星期天就有时间玩儿了。
学校布置让我们学一首诗，一首赞美我们幸福童年的诗，好像说的是，假如列宁活着怎么样：他会把我们抱在怀里，面带微笑，亲切地问候我们。
“你们好吗，孩子们？”
我们会告诉他，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您的遗愿已经实现。“
正当我坐在那儿拼命攻读这些朴实的诗句时，突然旁边一位妇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漂亮，但身上刺着许多花纹。背上是一条帆船，一只铁船，一只铁锚，铁锚上缠绕着一条蛇，另外还刻着许多字。当她转脸时，我看到她的右胸上刺着微笑的列宁头像，左胸上的题词是：“生活中没有幸福。”我想那一定是圣贤语录，而且我也喜欢列宁像。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的小学生，我忍不住对她说：“对不起。阿姨，您左胸上的字写错了。‘幸福’这个词您少写了一个字母。”
她笑着回答我：“有什么区别吗？怎样拼写都没关系，反正还是没有幸福。”
妈妈拍了我一下，让我别打搅别人。
我回头又背我的诗，但那位女士的纹身总在眼前晃动。我琢磨着是不是我自己也这样在身上刺点什么。我真的喜欢列宁老爷爷的像。
时间到了，我们去穿衣服。换上干净衣服，妈妈就领我到小卖部喝汽水。这是最幸福的时刻，足以抵消所受的罪。开始妈妈和我一人一瓶不带果汁的汽水，喝完后再买一瓶，这回是带果汁的。我有权选择那种果汁：木莓、草莓或樱桃。当我把汽水瓶举到唇边，闻到水果味儿以及感到汽泡溅到脸上时——那是何等幸福。
我长大了，上了大学，备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成功和失败。但每当我设法摆脱某种不幸或完成重要而又令人不快的工作，我总是跟自己说：“那好吧，你现在可以喝一杯不带果汁的。”也就是说，我可以轻松一下。要是一杯带果汁的，那绝对是一种奢侈。一到这时我就会想起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