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主任已经说了，下一步的事，你等通知。”赵总队很干脆地说道。
邵长水的心整个儿地一凉。一震。事情怎么一下就闹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连工作都不给安排了？不至于呀。他怔怔地看了看眼前这两位领导，似乎要从他们的神情中探查出一些如此严厉的真正原因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一两分钟，李敏分又问了句：“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他怔怔地答道：“没了……”李敏分又追了句：“真没了？”他仍怔怔地答了句：“没了……”他俩就让他回去了。
回到家，慧芬居然还没睡，还在大房间里不安地等着他。
“没事吧？”她忐忑地问道，一边赶紧给他拿来拖鞋。换了鞋，他一声不吭地往床上一倒。慧芬便在床沿边上呆呆地坐下，既不敢探问领导把他叫去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也不便随意说些软话来安慰，只得忧心忡忡地看着两眼发直、一个劲儿地只知呆望天花板的他。
“你睡吧。明天上班还要起早。”过了一会儿，邵长水说了这么句话。
“那……你也睡吧……把外衣脱了……”慧芬赶紧起身，想为邵长水打开被子。但邵长水却没动弹。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床上坐起，直奔壁柜而去。不知他要在壁柜里搜寻什么，总之，上下左右所有犄角旮旯里全搜索了一个遍，好像还是没找到，便转过身来，瞪大了眼睛，急急地问慧芬：“你到底让赵总队和李主任从家里拿走了几件东西？”
“两……两件……”慧芬结巴地答道。
“到底拿走了几件？”他提高了声音再问。
“两件。就是你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那两件东西。”慧芬答道。
“那，我夹在这个小镜框后头的那件东西呢？”他举起一个小镜框，大声问道。小镜框里存放的是他们家一对宝贝儿女的照片。当时女儿十一岁，儿子一岁。他还给照片题了个名，就叫“十一和一”。这是长水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慧芬不说话了。
“你把我夹在这镜框背后的那片东西，也交给那两位领导了？”邵长水真有点急了。
“没有……”慧芬艰难地答道。
“没有？那东西呢？”邵长水忙问。
“东西……”
“东西你给我放哪儿了？”
“东西我烧了。”
“烧了？天呐。你烧了？你！”邵长水一下冲过来，好像要一把揪住慧芬的头发，痛揍她一顿似的。但冲到慧芬跟前，他却绝望地站住了，悲怆地看着惊惶失措的妻子，极度无奈地摇着头，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嘴里却只是喃喃地数落着：“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干吗不跟我商量一下？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什么吗？”
那天，在陶里根，带着劳爷写下的那两个血字回到宾馆房间，邵长水愣愣地呆坐了好大一会儿。他完全想不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突变，完全想不到事情整个儿地会有如此尖锐和激烈的变局。一个“奉命”秘密地来调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问题的老公安突然死了，他说自己是被谋杀的。从小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和“花篮里花儿香”长大的他，心灵受到的震撼可以说无法形容。同时，内心也一直在翻腾，考虑回省城后，怎么向组织汇报，要不要如实报告劳爷本人对这起事件性质的判断。从良心上、从职业道德和规范上来说，他应该如实汇报，也必须如实汇报；从感情上，从职业本能和直觉上，他确信劳爷不会在临死前还“做秀”、“造假”。也许有人会做秀造假，但劳爷不会。是的，现在谁也说不清劳爷这个血淋淋的判断背后到底还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更说不清他老人家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又何在。但有一点是应该能肯定的：他在自己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这两个字，一定包含着他这几个月来秘密调查所得的全部认知和切身体验。这两个血字也可以说是一个老刑警用他一生的良知和生命勇气写成的，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白。虽然说得简单而残酷，但其内涵，和半个多世纪前牺牲在法西斯绞刑架上的那个捷克民族英雄优利乌斯·伏契克最后喊出的那一声：“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是同样的深长和沉重。邵长水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如实汇报就完全愧对这位老前辈和自己头顶着的那颗国徽。但经验告诉他，如实汇报，一定会引起各方面的震动。就像祝磊是不是自杀的一样，劳爷是不是被谋杀的，必将引发极大的争议。引发这些分歧和争论的原因，有技术层面上的，但更多、更重要的恐怕还会是政治上的。如果将来案子能查清确是谋杀，那啥事都没了，万一查不清呢（这是很可能的事。要知道，迄今为止，命案的破案率在有些省，只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那肯定会惹下大麻烦。有人就会对当初主张这事是谋杀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而最早明确说出劳爷是死于谋杀的人，就是他邵长水。
他倒不怕凶手和隐藏在这些凶手背后的策划者和指使者们恨他。警察不让这些混蛋们恨，还能叫警察？他只是担心由此会失去领导和组织的信任。作为一个老公安干警，他深知，一旦失去组织和领导的信任，那就等于政治上“毁灭”。因此，到时候，他必须拿得出过硬的证据来证明，这“谋杀”一说，不是他邵长水“居心叵测”和“哗众取宠”的发明，确系出自劳爷自己的判断。应该说，这一点，连劳爷都考虑到了，否则他不会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也要在他的手掌心上留下这样两个血字。留这两个血字，就是为了让邵长水拿去作证的。回到宾馆，邵长水对着这两个字，琢磨了好一阵子，因为血字在手掌心上无论如何也是持久不了的。怎么才能把这两个字留存下来呢？照相？录像？倒是可以留下这字迹的影像，但都不足以证明这两个字确确实实是老爷子自己写的，没法证明这两个字确实是劳爷用自己的血写成的。琢磨到最后，邵长水才想到用一种透明胶片把这两个字从自己的手上“粘拓”下来。这样，不仅留下了字迹，还留下了包含着劳爷dna成分的血痕，同时也留下了他自己掌心的掌纹……这样，在需要它发挥作用的时候，这张透明胶纸就能起到它应该能起到的那种关键作用……
但是，慧芬却不问青红皂白，把它烧掉了……
慧芬啊慧芬，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
“你……你啥时间烧掉的？”
“……”
“你张嘴啊！”
“赵总队和李主任上我们家来把那两件东西取走后……”
“他们来取他们的东西，你干吗要烧我这个东西？”
“长水……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些日子，外头关于劳爷的死，议论特别多，谁都明白这案子不是一般的复杂，牵扯到上层许多关系，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刑事案。咱们苦了这么些年，好不容易从深山沟里调进省城，好不容易让咱两个孩子也有了个省城户口。你就是不为别的着想，只为咱这两个孩子今后的前途着想，也不能在这案子里陷得太深了……”
“我愿意往里陷吗？啊？你跟我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明白，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是由不得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情已经落到你头上了……”
“落到头上了，你可以别管那么多嘛。你非要较那个死劲儿，把所有的事都整得那么明白？在省城办案，跟过去在小县城办案不一样。在小县城，我们对付的，纯粹是一帮子地痞流氓恶棍。在省会这样的大城市里，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就可能搭上许多特别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些关系也红也黑，红里带黑，黑里又可能带一点红。在这圪瘩，你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非得把所有的事都整明白，就可能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没有一点关系，你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还能在省城这么个大地方待得下去吗？”
“你觉得我邵长水是全凭关系上来的？”
“我没这么说。”
“你没这么说！说你糊涂，说你啥也不懂，你还不服气！你知道这张透明胶片为什么不能烧吗？你知道这张透明胶片上留下的痕迹对我、对我们这个家、对你口口声声要保护的这两个孩子有多么重要吗？可你把它烧掉了！也不问问我就把它烧掉了。你想一想，你有多浑啊！”
随后，邵长水把这张透明胶片在今后证明自己的“清白”方面的重要性，细细分析给慧芬听了。慧芬终于不再“强词夺理”了。她开始害怕起来。她惶惶，不知所以。完全说不出任何话来了。但“沉默”毕竟不能弥补她已然造成的这个过错。邵长水一时间真不知道该怎么狠狠地“训斥”她，“数落”她，才能解了自己的心头之气。
但，训斥也罢，数落也罢，解气也罢，不解气也罢，同样都不能再使那份已经被烧掉的“证据”重新复原了。
此刻的邵长水，真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你……”他咬着牙，狠狠地瞪了慧芬一眼，转身向门外走去。他不想再看到她了——起码在今天晚上，在自己心头的怒火还没有平息之前，他要一个人找个地方好好待一会儿。却没料，刚走了两步，就听到身后响起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到慧芬一声战栗的叫喊：“你别那么性急嘛……”再回过头来看，只见慧芬手里捧着一个双耳釉下彩寿星献桃罐，脸带愧色，喘喘地看着他。
“啥意思呢？”他愣愣地问。那罐子是他们家平日存放零碎杂物的。还是结婚那会儿，她从她们家抱过来的。
慧芬见长水站住了，便慌慌地抱起罐子，向桌面上倒去。稀里哗啦，从这个大肚子的老式仿古罐子里倒出一堆东西。然后又“啪”地一声，掉出一本旧版本的“刑事侦查学”教材。一见这本“刑事侦查学”教材，邵长水心里格登了一下。因为从陶里根回来后，他就是把那张透明胶片夹在这样一本教材里的，然后才又转移到那个小镜框后头去的。不等他发问，慧芬哆嗦着双手，已经把教材翻了开来。邵长水看到，那片拓有“谋杀”两个血字的透明胶片，安然无恙地躺在那略略有一点发黄了的书页中间。他心里一激动，冲过去，一把把慧芬抱住，紧紧地搂进怀里，好大一会儿，什么也说不上来，只是不住地念叨着：“你啊你，你跟我在整啥名堂呢？你跟我在整啥名堂呢？你没烧啊？那你跟我演的哪出戏呢？”
慧芬却只是不作声，好半天也没能止住身上那阵战栗，然后便伏在长水怀里，心酸地低声哭泣起来。
七 木刻楞屋子里的灯光
交了检讨，领导再没找邵长水的麻烦，也再没让他插手劳爷的案子。祝磊“自杀”的事情，似乎也没下文了。邵长水当然也不会主动地去过问。公安干警跟军队一样，即便周围早已枪林弹雨，但没有命令，你仍然不能瞎往上冲。于是，对于邵长水来说，这事儿好像是就这么过去了。紧接着，公安部向全国各厅局下达了“命案必破”令，集中力量侦破多年来没能破得了的一批“命案”。厅党组立即响应，部署执行。经省委省政法委批准，省厅随即成立“命案必破指挥部”，由主管刑侦工作的焦副厅长亲自挂帅，调集全省刑侦队伍的精兵强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刑侦总队毫无疑问地作为这一会战的基干力量，被推上了第一线。邵长水也临时被抽调到指挥部，作为焦副厅长和赵总队的主要助手，忙碌在破案前线。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可以说是忙晕了，经常要同时奔波在几个大案之间，参与研究、确定侦破方向，部署侦破力量，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分析总结最新规律，拟定供领导选择的下一阶段工作最佳方案等等等等，忙到了根本就分不清什么叫“忙”和“闲”的程度。“陶里根之行”在他心里留下的那点撞击和创痛因此也渐渐得以平复。只有一件事，他依然耿耿于怀，那就是领导上一直没给他定岗定职。他不知道个中原因究竟何在？是因为自己最后阶段犯的那个“错误”，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没法去估摸，也不敢去探问。但要说领导不信任自己，不重视自己，怎么又会把自己放在眼前这场大会战的指挥部里，当主要助手在用着呢？
想到这儿，他又稍稍地安心了。但每每地只要一想到定岗定职的事，他又难免会心烦意乱起来。就这样，一会儿安心，一会儿又不安心，一会儿平静，一会儿又不平静，在这交替嬗变的折磨中，终于过去了十来天。“劳爷”的死最后被定性为车祸致死，只是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肇事司机因酒后驾驶，致人死亡而逃逸，已被正式逮捕。但跟“谋杀”无关。劳爷的遗体随即也被火化。焦副厅长和赵总队长代表厅党组和总队全体同志去看望了劳爷的家属。劳爷最后供职的那个盛唐公司给家属发放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抚恤金”，并且出资在省城著名的福德园公墓里为劳爷购买了一块墓地。骨灰安葬的那天，原计划只是由盛唐公司和刑侦总队去几个领导和员工、干警代表，协同家属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安葬仪式。却不料，呼呼啦啦地一下到了五六百人。仅自发来跟劳爷告别的干警就有二三百人，他们一律穿着深灰色的警服。
仪式进行过程中，又一直播放着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搞得现场气氛相当的凝重。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现场几乎没有人哭，却充满着一股难以化解的疑虑和悲愤情绪，像层层浓重的乌云锁住了大雪覆盖的群山。人们默默地拥抱劳爷的妻子和他那惟一的女儿，用力地却又无奈地握着她们的手。既然事故的性质已经定了，人们当然无话可说。但谁能相信，劳爷之死真的是由这个浑蛋司机酒后驾驶无意间造成的呢？在邵长水走上前向劳爷的墓鞠躬致意时，在场所有的那些干警几乎都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他。他们都知道，他是惟一亲历了劳爷出事全过程的人，而且，劳爷还是“死在他怀里的”。他们还听说了，他在汇报中曾向领导“反复强调”过，劳爷是被“谋杀”的。此时，他们把目光都投向他，心情是复杂的，但共通的一点，似乎是都想从他此刻的神情中，能看出一点他对这个事故结论的态度，以印证他们自己心中的那点怀疑。但他们失望了。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邵长水，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神情是悲哀的，但也是木然的。他默默地鞠躬，默默地注视着那墓碑，再默默地合着那昂扬悲壮的曲调，又慢慢回到那深灰色的队伍中……
安葬仪式结束的当晚，回到家，邵长水没有吃晚饭。准确点说，是端上了饭碗，却怎么也吃不下去。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曲调一直在他脑海里回响。眼前也老是晃动着劳爷妻子那张悲苦乏力而又苍白无助的面容。他们为什么如此不重视劳爷自己对事件的感觉和判断？我们当然不能以他本人的感觉为事件定性的惟一依据，但也必须慎重地对待才对。他是什么人？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刑警，深入陶里根达数月之久，已经“深深地陷入其漩涡之中”，对那里的许多事和人有了极难得的切身感受和认识。他由此而产生的某种预感和判断当然是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的。怎么可以如此轻易地就加以排除和否定，又仓促地去做出另一种结论？肇事司机当然不会轻易交待幕后的真相。
他不交待不承认就完事了？多少疑难大案都是从当事人的“不承认”、“不交待”中拨开云雾重见天日的嘛。为什么轮到这档子事了，就如此轻易地“顺水推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呢？！！说到底，怎么能让一个干了一辈子刑事侦查的老警察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呢？匪夷所思。完全匪夷所思啊……他多次想拿着那片血字“拓片”去找总队和省厅领导，但每次都自己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