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的变化，我和小小仔细回想了一下。东林出事前，整个人的确有相当大的变化。他以前不爱跟我们说他外边发生的事，更不爱说对这些事的感受。谁要主动打听，闹不好了还会挨他一顿赳。但那一段，知不道为啥，他特别爱说。以前他也很少着家。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多解释，你们都应该特别能理解。但出
事前一段，他只要回省城，就很少上外头去转悠。老在家里憋着，憋得我心里都直发慌，有时就往外赶他，希望他上外头去转悠。当时我还给赵总队打过电话，请他能不能抽点空儿，找他聊一聊………“
“那会儿，赵总队特别忙，也没想到后来会出那样的事。所以，他俩一直也没聊成。”劳小补充道。
“对这一点，赵总队觉得特别遗憾，特别对不起劳支队长。”邵长水忙代总队长道了个歉，虽然赵总队并没有授权他这么做。然后他又提示般地问道，“你们还记得他跟你们说了些啥吗？那一殷时间，他心里到底有啥不痛快？在陶里根到底谁招他惹他、跟他过不去了？”
“我俩归纳了一下，那段时间。他跟我们说得最多的是这样二个方面的事情。”劳小从桌子上一个旧铅笔盒里取出一张纸条。她照着那纸条上写的，一条一条阐述着。“第一，他跟我们讲了许许多多有关顾立源和祝磊的好话……”
“讲他们的好话？啥内容的好话？”邵长水忙问。
“那可太多了……”劳小一边回想着，一边本能地看看自己的继母，那意思好像是要继母在这时帮着提醒一下似的。
“主要还是讲，他完全没想到这两个年轻干部在陶里根创业初期居然有那么不容易，那么有干劲有创意，又那么的能吃苦……总之来说，都是些好话：”泉英说道。
“……他为什么要跟你们讲顾代省长和祝磊的好话？”邵长水又问道。
“这，他就没跟我们解释了。”小小说道：
“总是有感而发的吧。”泉英解释道，“你们应该知道东林这人，是很容易被感动的。原先人家是让他去调查问题的，结果一去，听到、看到了不少好事儿，就回家来大发感慨了呗：而我们有一些年轻干部，当初起步时，的确是挺出色的。为国为民干了不少的名堂。您看我们学校里刚提起来的那两个年轻校长和书记，就是这样……”
“行了行了，您就别说你们学校里的那点破事儿了。咱们接着往下说。我爸说得比较多的第二方面内容是，当官真好……尤其是在下边当乡长镇长县长和县委书记。真是要啥有啥想啥来啥。”
劳小看了一眼那纸条说道：“第三……”小小又看了一眼那张纸条，继续说道，“第三，他真正能体会到这些年下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领导干部会出问题，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他说，真不能完全责怪他们本人。这跟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有关系的。谁到那样的环境里都得变，都有可能出问题。”
“他说‘那些个发生变化的干部’，是泛指的，还是有具体对象的？”邵长水敏感地问道。
“嗯……”泉英犹豫着不知是该照直说呢，还是应该有所保留。
“干啥嘛。都到这份儿上了，还吞吞吐吐啥么！”小小着急了，撇开纸条，呵斥了她继母一声，便对邵长水说道，“当然是有所指的。”
“指谁？”
“顾代省长呗。”
“小小！别乱说。”泉英一下脸都变色了。
“啥乱说？！”小小的脸也变色了，“邵叔叔他们来就是要搞清楚爸最后阶段的思想脉络和行为指向，搞清楚他到底得罪过哪些人，招哪些人不待见来着。这才能查出是谁谋害了他。”
“那我……我们……就更不能乱说了……”
“谁乱说了？我爸告诉我们，他在陶里根的确了解到顾代省长在那儿当头头时，曾经干得非常出色，也可以说非常杰出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但后来这人变了。也许在许多方面他仍然是非常优秀和非常杰出的，但在另一些方面，他的的确确变了……变得跟原先那个顾立源很不一样了……”
“小小！你给我闭嘴！你知道你在瞎说些什么吗？”泉英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没说我爸是顾代省长杀的。”
“小小！”泉英一下冲到劳小面前，大声叫道，“你给我出去！出去！你要是不出去，我就不谈了。”这个温文娴静、向来颇能忍辱负重的中学女教员，在关键时刻关键场合还是显出了她“为人师表”的决心和坚守“原则立场”的本色。她知道邵长水他们是代表公安厅方面来找她谈话的。她知道他们是在侦破东林这个案子。她知道自己应该讲真话。她知道讲真话的人到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她知道，即便因为说真话遭遇什么坎坷，根据为人的一贯道德守则和社会法规，她仍应该不顾一切地向着代表组织而来的邵长水他们说出真话。几十年来，她也是这样去做的，也是这样教导着自己一拨又一拨的学生们的。但是……但是……但是……今天面对着东林的遗像，眼看着那些花圈上的黄白色菊花一天天枯萎，这屋子里再也不可能响起东林那坚实而轻快的脚步声……她觉得要自己说出真话竟然是那么的艰难。过去每每遇到这样重大的事情，总有东林为她拿主意，总有东林出头露面去处置。俗话说，天塌下来有大个儿扛着。现在“大个儿”不在了：她心里一下空了。她知道这空档是永远也填补不上了。她恍惚=她不知所措。她害怕……她哆嗦……她知道，东林的死跟这个家以外的那个社会、跟那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异和动荡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她不是怕死。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一切。她不知道哪一天会有怎样的一辆卡车，一双同样罪恶的手在门外等着她和小小……
……足足有几十秒钟的时间，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和同样倔强不肯退让的小小面对面地僵持着：后来还是邵长水他们把小小拽出了屋子。泉英才颓然跌坐在椅子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无比歉疚地对邵长水他们说：“太对不住你们了：让你们见笑了……”
“没事没事……”邵长水忙安慰道：
“泉嫂，您不必害怕，有话只管照直说，厅里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您一家人的安全：”跟邵长水一起来的那位女同志也上前来安慰道。
“我不是害怕……不……不是害怕……”泉英站起来勉强地笑道，但连日的悲痛，寝食失常，再加上刚才那突然的爆发，使早已处于心力交瘁中的她再也支撑不住了。摇晃了两下就倒下了。邵长水等赶紧把小小叫进屋，几个人一通忙乱，把泉英送到附近的医院，经过大夫仔细检查，说是并无大碍。只是悲哀过度所致。回到家，把泉英安顿着躺下，从家里翻出些红枣枸杞银耳之类的补品，赶紧给炖上，又嘱咐了小小不要再跟她顶嘴，并留了电话号码，一旦情况有变，让小小赶紧通报。
但没料想的是，邵长水等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不久，就接到小小的电话，说是要跟工作组的同志“谈谈”。
“还是先照顾好你母亲，别让她再增加思想负担……”邵长水在电话里劝说道。
“是我继母让我来找你们的。”小小在电话里答道，“她觉得刚才挺对不住你们的。耽误了你们这么重要的事，实在不好意思。”她告诉邵长水，她已经在八十八号传达室里了，“我在用手机跟你们通话哩。”
小小告诉邵长水，他们从劳家走后，她继母冷静地想了想，把小小叫到床前，先检查了自己刚才的态度，然后就让小小立刻去找“工作组同志”，把被她中断了的这场谈话“赶紧继续进行下去”。她对小小说：“你想说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吧。我想，这也是你父亲希望我们做的。当然，你要慎重。因为我们提供的任何一点情况，都可能影响工作组下一步的工作，影响到他们能否准确破解你父亲之死的谜团。事关重大。至于别的……我想，只要我们自己实话实说，别的……别的……暂且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继母真是个好人……”邵长水感慨道。
“是的……”小小眼圈略略地红了，“一会儿，她还会亲自来找你们谈的。她说有些情况我不一定知道，她也不想让我知道。所以，她要单独找你们谈。”
“那敢情好。不过你继母她身体这么虚弱，还是我们上家去跟她谈。”邵长水忙应道，并小心翼翼地问道，“刚才在你家时，你说到你父亲在事发前经常会跟你们谈到顾代省长……”一边问，一边注意着小小神情的变化，惟恐问话不当，把她给吓住了。
“是的，他特别感慨，一方面确实感到顾立源很优秀，很突出；感慨在陶里根那样的小地方能涌现一个像顾立源那样优秀的领导人材，确实是件百年不遇的好事；同时他又感慨在陶里根那地方当官，要不变也很难……”
“为什么？”邵长水发现小小很愿意把谈话深入进行下去，便赶紧问道。
“他说，在陶里根那地方当官，那才真正是‘味道好极了’。那味道好到能让你忘了自己到底是谁，用一句能用的俗话来说，就是能让你完全找不到北。到后来。你要不变都难。我父亲说，在那种环境下，把谁放在那儿，放到那样的位置上。都得变，只不过是变名变少、量变还是质变的问题而已……”
“他详细跟你们讲了顾代省长在那段时问里到底发生了哪此变化没有？”见小小并不回避顾立源这个敏感话题，邵长水便又试探着从这方面追问了一下=
“那倒没有……”小小立即回答道，但叉赶紧解释，“不是我不愿跟您说，他真没有跟我们详细讲这方面的情况。您要知道，他干了一辈子的公安工作，特别讲究什么内外有别、不该说的绝对不说……那段时间里，他在家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已经让我和继母特别吃惊了……”
也许是看到邵长水不无有些失望，小小便忙补充道：“有一句话，他跟我们讲过多遍……”
“是吗？哪句话？”邵长水果然马上打起精神追问。
“他说，陶里根这地方就是格涩，别瞧淘里根偏僻遥远，它还真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但也是个毁人材的地方……”
“比如说……”
“比如说，陶里根那地方的人太会伺候领导了。就拿电视台来说吧，在顾立源以前，有一任市委书记是陕西人，电视台就老播秦腔。后来有一任书记是江苏人，电视台就老播锡剧，有一任书记是福建人，电视台就改播高甲戏。整个把电视台变成市委书记个人爱好的点播站了。到顾立源上任。池们得知顾立源在大学里还是校内一个诗社的成员，一度曾热衷过诗歌朗诵，于是在综艺栏目中，不断安排诗歌散文音画配=文化系统也在各区县各街道各学校各社区组织诗歌朗诵小组。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陶里根市内拥有的诗歌朗诵团体，数量之多。活动经费之充足，演出之频繁，绝对能比全省的总和还要多：而听着那鸟语一般的锡剧和高甲戏和酸不溜丢的诗朗诵，陶里根市民居然没人提出任何异议。就那么忍受了。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他不忍受。又能咋的？再比如说，顾立源在兼任市委书记和市长以后，太忙，市委常委中居然就有同志主动提出，‘为了保证顾书记有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去运作大事，以后讨论研究一般问题的常委会议，就不必牵扯他的精力了。我们几位研究商量一下，初步做个决定，再向他做个汇报，再由他最后拍板就行了’。久而久之，顾立源推翻市委常委会决议的事就经常发生了。书记凌驾在常委会之上的事，在陶里根就成为‘正常现象’了。其实，最早，这不是顾立源自己要求的。当然，因为你是一把手，你可以拒绝和反对。但，一把手也是人啊！谁经得住周围的人年年月月日日地在自己耳边说，你行的，你可以这样的，你应该这样的……谁经得住周围的人都在向他低头、向他‘下跪’？在我们社会中，没有一个法条是在强硬地保障和保护下级和普通民众可以对当官的说‘不’字的。没这样的保护和保障，谁敢说不字？谁又敢不下跪？一个当权者，听不到不字，而眼前的人膝盖和脖梗又都那么软。这种情况延续一年可以，两年可以，十年八年下去，他怎么不发生根本的变化？怎么不会认为自己就是奥林匹斯山顶上那个法力无比的天神，是可以‘无所不为’的呢？他说，一旦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可以‘无所不为’的以后，离‘为所欲为’就只有一步之差了……”
说到这里，劳小停顿了一会儿，好像在整理自己的思路似的，然后她又接着说道：“我爸说，在陶里根这种现象很普遍，有些特权不是领导们原先就伸手要的，而是大伙主动给的。越给越多，越给他就越想要……到后来，顾立源偶尔地出席一次常委会，常委们都会起立欢迎。顾立源当众批评常委，能说出这样的话：”你自己瞧瞧，这是人干的事吗？‘在陶里根这已经成了一个’习俗‘，一个’传统‘，在党政机关里是这样，在一些民营企业里，甚至可以更加地变本加厉。那些私营老板在自己的企业里绝对实行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管理方法。
就拿我爸所在的远东盛唐来说，大小会议室全挂着老板饶上都的大幅肖像，就像当年挂马恩列斯毛的肖像一样。饶上都自己都看不过去，三番五次要求手下的人把他的大幅肖像撤换下来，但撤了好几年，一直撤不下来。在盛唐公司，不管大会小会，您去听听，所谓开会，实际上只是饶上都一个人在说，别人在听在记。我爸还给我们举了个例子，那是说他自己的事。他说，那天，刚宣布他担任保卫部经理，到中午，他正在收拾自己的办公桌。就有人轻轻地敲敲他办公室的门，然后探进个脑袋来微笑着轻轻问：“劳经理，还没吃吧？我替您打饭去？‘吃完饭。很自然地有人就把他的碗筷拿去洗了。上面没规定你必须替经理打饭，更没有规定你必须替经理洗碗，有些规定甚至还反对这么做，但是在陶里根，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只要你刚当上个组长，马上就会有人来’伺候‘你。在那些民营公司里，你瞧那些员工看老板的眼神，完完全全是木然的绝对顺从的和毫无自我意识的……党的干部还有党在管，可谁来监管和约束这些民企老板。谁来约束他们中肆意侵犯员工利益的行为呢？当下有人想站出来说说这些老板，而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权威还大声叫嚷。你们这样会损害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可是他们想过没有。这样下去，久而久之会发生什么？啥事都怕久而久之啊……是的。钱是挣了，楼是盖了，高速公路绿地也是比从前多了，小汽车开得呜呜的，久而久之下去会怎么样呢……”
说到这里，劳小又停顿了一会儿。
“你父亲还跟你们说些别的什么吗？”邵长水问。
“在一段时问里，他翻来覆去地就跟我们说这些……”小小答道。
“你不觉得……他这样……这样……有些不正常吗？为什么老说同样的话？”邵长水谨慎地试探着。
“我觉得他很正常。”也许小小听说了外头关于他父亲事发前精神有些不正常的传闻，她对这样的说法就特别敏感，也特别反感，反应也特别激烈，“他是性情中人，要关注起某件事，就会比一般人更投入。那些人红嘴白牙瞎编我父亲精神不正常，那绝对是在造谣污蔑！他任何时候都很清醒=我了解他。他比我们许多人都清醒。”她满脸涨得通红，两眼灼灼地闪烁着湿润的光。邵长水当然不敢再就“正常不正常的问题”跟翅掰扯下去了。没等跟小小谈完，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个中年妇女要找“邵组长”。
“不会是我妈吧？”小小忙叫道。
邵长水赶紧上大门口去看，果然是泉英嫂子。
“您瞧，说好我们上您那儿去听您谈哩。怎么就跑来了呢？‘’邵长水赶紧把她迎进办公室。然后，劳小又稍稍地坐了会儿，就知趣地告辞了。
“小小说的情况，对你们有用吗？”泉英问道。
“有用。有用。你们说的任何情况，我们都有用。”邵长水忙应道。
“我不想让小小掺和我这谈话，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