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定要考虑到，你建那么多高档板楼和独幢别墅，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富人到你陶里根来购房定居。本市的居民的确是比从前富了，但富裕程度和消费心理准备，是否已经足以把他们引到这些高档楼盘跟前来，下这样一个买房的决心？如果不能，这笔烂账就很难收拾。
“那你说怎么弄？”顾立源很不高兴地瞥了祝磊一眼，冷冷地问道。
“我还是上一回在市委召开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说的那八个字，打好基础，适度扩张……”祝磊答道。
“在会上你跟我打官腔：在这儿你还跟我打官腔？至于吗？！”顾立源已经非常不耐烦了。
“我在会上没跟谁打官腔，在这儿也没跟谁打官腔。再说，我即便要打官腔，也不能在你面前打啊。正如你说的，至于吗？”祝磊婉转地解释道，“我说的这八个字，也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经过我们经贸委研究室几位老同志集体讨论后得出的看法……”
“别跟我提你们研究室那几个老家伙。他们懂啥？嗯？”
“……”祝磊心里格登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听到顾立源用这样的口气说到经贸委研究室的那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他心里很别扭。但又不敢再说什么。怕说了什么，顾立源会更不高兴。但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件事关系实在太重大。他作为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主要的经济幕僚，有这个责任提醒一些什么。听不听是他们的事，说不说，那就是自己的责任了。
“饶老板搞这么大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资金一定会从银行方面贷……”祝磊尽量把语气放平和了说道：但刚才说了个开头，顾立源就打断了他的话：顾立源说道：“这事不用你操心。”
“他至少要五个亿吧？”
“我说了，这方面的事，不用你操心。”顾立源再一次生硬地打断了祝磊的话。他现在经常打断别人的说话，甚至不止一回两回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很不耐烦地把正向他汇报工作的部门领导一下“赶出”了他办公室。
“好。那我就不操这个心了：”祝磊淡淡地苦笑了一下。
如果换另一个人，顾立源很可能会跳起来。狠狠地训斥对方一通。但因为是祝磊，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不满和怒气。他知道这件事干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他希望得到支持。尤其希望得到祝磊的支持。他知道祝磊有时候考虑问题比自己更周细。但这时候他不希望听到反面的意见。他需要支持。需要援手。
“……老大（陶里根后期，机关里的同志和领导班子里的同志都这么称呼顾立源），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帕斯卡尔，他死的时候，跟你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大，也就三十八九岁。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灵魂有两个人口，一个是理智，一个是意志……”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祝磊缓缓地说道。他本来可以不再说什么了。如果他不再说什么，那天也就不会跟顾立源“干”起来了。事态也就不会急剧“恶化”，也就会像从前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以所有其他的人保持沉默，服从顾立源的意见来结局。但祝磊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和顾立源之间毕竟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无论如何也应把自己该说的、已经想到的危险性告诉他。尽责在己，成事在天。宁让天下人负我，也别让我负天下人——此刻，一种异常悲天悯人的感觉突然袭上祝磊的心头，让他暗自哽咽了一下。但他刚说出这半句话来，聪明绝顶的顾立源立即反问道：“啥意思？你觉得我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我是一个灵魂残缺不全的人？”
“立源……”祝磊忙准备解释。他预料要出大事了，心跳急速地加快。
“嘿嘿……”顾立源出乎意料地没有暴跳起来，只是冷笑了两下，默默地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祝磊，沉吟着说道，“你不用担心，饶老板对你构不成威胁。人家不想取代你到市政府机关来谋这一官半职。你也不必事事处处地在人家要走的路上设置这些不必要的绊马索……”
“顾立源同志！”祝磊的脸色一下变得极其苍白了。社会上有过这样的传闻，说顾书记要起用一批“老板”来从政，特别是要起用饶老板来主管市经贸方面的工作。对于这些传闻，祝磊当然不信。起用一些素质好的“老板”来从政，他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大概也是种种必然会出现的社会趋势中的一种。但短期内，要起用“大批”的“老板”来取代现有的政府官员执政，这恐怕是非常不可能，也是非常不现实的事。起码在十年二十年内，还不可能。或者说，还不会这么干。前些年，为了认可发展一些极优秀的“老板”入党，党内就有人吵吵了好大一阵。再让大批“老板”来执政，无论从时机或条件上来看，都还远未成熟。再说，当代的这些“老板”，大部分人对入党和当官真感兴趣吗？恐怕未必=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挣到足够多的钱，以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儿孙能过到足够富足的生活，大概还是他们惟一的人生目标。至于让饶上都来取代他祝磊，那更是无稽之谈了。对这种说法。他都不屑一顾。但今天这话居然从顾立源嘴中说出，还把它说成是他反对饶上都的房地产扩张计划的主要动因，这简直就是在侮辱他嘛。完全是在践踏他的人格嘛。
祝磊一下站了起来，脸色瞬间从苍白涨到通红。但几秒钟后，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希望这是颐立源气急之下的一个“口误”。在反复权衡后，他结结巴巴地只是问了这么一句：“你觉得我祝磊是这样的人吗？”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最清楚！”顾立源居然毫无收回原话的意思。
“那你干脆下令把我撤了算了嘛！”祝磊真受不了了。
“你以为陶里根离了你就真的不行了吗？祝磊，你在威胁谁呢？啊？你还有点样子吗？”顾立源竟然叫喊了起来：
“我应该有点样子，那么别人就不应该也有点样子了吗？”祝磊终于扯直了嗓门跟顾立源对嚷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早就应该跟他这么“吼”一嗓门的了：实在是憋得太久太久了：自己实在是沉默得太久太久了：没有人不让你嚷嚷啊，自己为什么要沉默，而且沉默得如此之久呢？骤然间，深感委屈的祝磊，眼眶居然湿润了起来。
“你……”很长时间还没遭遇过别人在自己面前如此“吼叫”过的顾立源，一下惊呆了。他愕愣了，转身就走出客厅去了……
应该说正是因为这一次“吵嘴”，才使得祝磊萌生了离开陶里根的想法。后来他就去了省财经学院重执教鞭去了。说句真心话，离开陶里根，离开顾立源，祝磊内心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随之而来，还伴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败感。但是，他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在“失落”和“失败”中，他真的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离开陶里根的那天，顾立源来送行了，还派他那辆大奥迪，专程送祝磊去省城。他没说什么。他也没说什么。两人都没再说什么。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顾立源还笑着说了句：“想咱陶里根的蘑菇了，捎个话，我让人给你送。要多少送多少。”祝磊也笑着答道：“行行行。我要是在财经学院讲台上混不下去了，就上大街上开个餐馆，专卖咱陶里根的蘑菇炖小鸡。”但奥迪车走很远很远了，整个陶里根都消失在那条清新明晰的地平线下时，祝磊的心却还在战栗。
顾立源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他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啊，怎么会保持不了那么一点必要的清醒？他怎么会答应饶老板去动用银行五个亿的贷款去做一个基本不可能有足够回报的房地产项目？他亲口答应为饶老板做贷款的担保，甚至还亲笔给银行行长写了这么一张便条。如果没有这张便条，后来的事情对顾立源也许会好办一些。但正因为有了这张便条，这笔五亿元的贷款就成了埋在顾立源脚下的一颗定时炸弹了……
这颗“定时炸弹”一直“闷”着，到顾立源去年被任命为代省长的时候，它终于开始倒计时了……正因为它的倒计时，才迫使那天顾立源匆匆赶到祝磊家去看望祝磊。饶上都用五亿元贷款建起的豫望小区，正如祝磊预料的那样，售出情况相当不理想。事后查清，饶上都并没有拿全部贷得的款项来建房。如果他认真建了，精心建了，楼盘的销售情况会好得多。特别是那些别墅，会吸引周边几个省的富商和富豪们来这儿购置他们的“第二套”、“第三套”住宅。这儿毕竟有绝妙的蓝天白云和黑土地，有诗画一般的白桦林，有金子一般纯净的空气，有去俄罗斯旅游的极大方便……但饶上都“挪用”了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去做别的事情。楼盘建得不甚理想，销售情况也很不理想。几家银行原先碍着“顾书记”“顾副省长”“顾代省长”的名分，对盛唐总还让着三分，到这时也开始警觉和着急起来，毕竟是五个亿啊，不断上门来追讨债务。最近甚至给顾立源打了电话，不仅希望“顾代省长”帮着出面做做饶老板的工作，也提到了那张便条。人家银行方面一直把它当作重要的担保凭证，收藏在保险柜里……
中央早就有规定，各地党政领导不得为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做担保。对国有企业不行，对民营的当然就更不行了。中央说不行，他怎么就还敢“行”呢？是的，那还是他在陶里根后期最不清醒时干的事情。陶里根离北京的确也比较远。但再远再不清醒，你总能整明白自己和中央的那点关系吧？
“……在这里，我真的不知道该责备谁。不知道仅仅是责备和怨恨，会不会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祝磊痛心地写道。
随后的一两年问，顾立源又建起两三个。高新科技园区“。陶里根再一次发生”巨变“：城区迅速扩大：这时，他收到了调任副省长的命令。但他知道，饶上都那五亿元的贷款仍然是一个能让他致命的”暗疾“。离开陶里根时，他找饶上都长谈过一次，要他停止多方扩张兼并，集中精力经营好旗下现有的那些企业，设法把账还上；又分别找各银行行长谈了一次。名义上是了解盛唐公司还贷的情况，实质上还是希望这些行长同志链把当初的那些担保便条替他”撤消“了。这档子事，他明里暗里，跟这些行长同志说过多次。但行长们也是用”太极云手“的招式在应付着他，哼哼哈哈地既不拒绝，也不答应，一直拖了下来=这一回他想利用自己去省里任职的机会，对这些行长同志稍稍施加一些压力，让他们替他把这事办了；并暗示，如果为他办了这事，他绝不会忘记这些行长同志。果然，身为”副省长“再出来说话，就是比。市领导”要强。行长们在稍稍犹豫后，便答应了，并立即去保险柜里取出那些担保的便条，纷纷将它还给了顾立源=顾立源因此大松了一口气，卸下人生最大一个包袱，离开陶里根，意得志满地去省城赴任。但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些行长同志，早把他来银行要求撤去便条的整个过程都在暗中拍摄了下来，并且将那些便条也都复印留了底。毕竟是五个亿。谁的脑袋能扛得起五个亿这一笔账？作为银行行长，他们当然是算得清这个算法的。复印件在法律程序上虽然不能算作直接证据，但它们作为间接证据还是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的，特别是已构成证据链的情况下，它们的加入，还是有重大“杀伤力”的。
顾立源在就任副省长后，对自己在陶里根那一段的工作和生活，认真进行了反思。这反思，应该说从那天他带着那张便条，走出银行大门，长长地吐出那一口担惊受怕的气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甚至还想到过，留着这张便条，用镜框把它装裱起来，悬挂在新居的客厅中央，“警钟长鸣”，让自己“永志不忘”。当然，这仅仅是想想而已，便条还是立即就被销毁了。他不会留着这个“祸根”。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的确让他严重地感到，自己必须反思和反省了，也下决心要当一个清醒的省级干部。
“……他到省里以后，出乎我的意料，竞很快主动来找我谈他的反思所得，谈得既沉重又诚恳，让我感动了好长一段日子……”
祝磊在材料中这样写道。
这反思和反省的结果，前边已经多次提到过，也就是大家伙都感觉得到的，顾立源到省里以后，变了，变得谨慎，细心，宽容，周到。
“现在重新回到我枪杀张秘书事件发生前两个多月的那天。那天，已经当上了代省长的顾立源突然打来电话，说要见我，而且要到我家里来见我。那天我感冒了，感冒得很重，正在市政府那个比较偏僻的新宿舍区家中休息着……”祝磊在材料中再一次这么写道。
……那天，顾立源的确有点着急了。他是独身一人去的祝磊家。虽然还是披着他那件黑呢大衣，头发却显得有点零乱，连鬓胡也没修得那么干净。
头天晚上，他在省城最豪华的五星级宾馆主持了一个高纬度地区开发利用能源的联席会议。与会的是该地区几个省的省长和主管副省长。这些年，能源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扯皮拉筋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因此，每年都需要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协调解决该地区各省之间产生的能源矛盾：会议由各省省长轮流做东。今年轮到了顾立源。省长们都很忙。这样的会。约定只开一天。有事没事，当天都得结束。所以，有时就会开得很晚。那天散会时，已经到晚上十点多钟了。招呼了各省领导去吃夜宵，他匆匆离去，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家五星级宾馆。上那儿会见饶上都。这位饶总已经在那儿一个豪华套间里等了他整整一天了。
最近银行似乎是听说了些什么，不仅在还贷问题上对盛唐加紧了催促，还传出话来，可能要对这笔巨额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当时签下的贷款合同，给了银行方面这样的监管权。）这几年，银行对盛唐方面能否按时还贷早已存有疑虑：他们不断派人去公司催促，同时也不时“请求”顾立源能帮着做做饶总的工作。这“帮着做做工作”的含义，当然首先就是希望能督促饶上都早点还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顾立源作为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能设法“指导”饶上都，改善公司经营管理状况，迅速改变目前这种多头出击、摊子铺得过大、经营管理又比较粗放，效益低下的局面。假如羊儿身上压根儿就不长毛，你又上哪儿期待着去剪那该剪的毛呢？银行方面是真心希望这只羊能多长几根毛的。顾立源跟饶上都谈过很多次，也派一些专家权威去盛唐帮着做过经营管理方面的“咨询”。但根本的一条，饶上都始终隐瞒着“抽逃资金”炒期货这件事。漏洞不堵，整个公司的状况怎么可能有大的起色？而饶上都原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足够的冲劲。敢于面对别人不敢面对的禁区，他以勇闯禁区为乐=他病态似的喜欢听那舞着柴禾棍打进“瓷器店”以后必然要发出的那一片稀里哗啦的碎片声。他尤其喜欢听那同时从街边响起的喝彩声和詈骂声：但是他却缺乏必要的耐心，也不善于通过一砖一瓦的努力。建起一家“新瓷器店”来赢得更高层次的掌声和喝彩声。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抽逃资金炒期货”的事不胫而走，促使银行方面加紧了“催逼”和“核查”行动。这使饶上都决定要认真技顾立源谈一谈。
饶上都这两年老多了，虽然脸色依然红润。但每每说上两三句话，总要深深地喘上一口。有人说他这是“装”的，因为他发脾气训斥手下那些经理和部长时，常常能连续不停地骂上一二十分钟，而不待歇一口气。但他们哪里得知，训斥完了以后，他一定会感到胸闷难耐，人也像是要瘫了似的。这样发一次脾气，他会难受两三天。这些年，体重急速增加，腰围持续扩张。房间里汽车里的空气总让他觉得不够用。不少五十岁前的嗜好，突然间都变得淡然乏味了。比如从前他特别喜欢看二人转，可是现在他听着那些打情骂俏的“荤口”，瞧着那些忸怩作态的“表演”，就觉得坐不住。他不是不再喜欢那些带色的笑话和民间的“荤口”，而是嫌他们太吵闹了，嫌他们有点没完没了地在那儿糟践他们自己，为了博得别人的喝?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