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乘客数量和燃料成本。现在所有独立的航空公司都面临灾难：占日常总开支20的燃料价格翻了一番，乘客数量日渐减少，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照常运转。战争发生后的第一周里，维珍航空收到了3000个取消预订机票的通知。在路易兹银行我们可以透支2亿5千万英镑，不知道在他们来处理这事之前，公司还能挺多久。这些烦恼暂且抛到一边儿吧。
不晓得今天取消机票的乘客又要增加多少，不过，那些大型国有航空公司遭到的打击更大，因为没人愿意冒险乘坐带有国家标志因而可能遭受恐怖袭击的飞机。由于撒切尔夫人曾经准许美国的喷气式战斗机在袭击利比亚途中到英国加油，所以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都被认为容易招致恐怖主义的报复，在洛克比上空泛美航空公司大型客机里的炸弹已经表明这种报复多么可怕。英航虽然只是家普通的上市公司，却自称是英国官方航空公司，而这个称号第一次对我们有利。经历了第一周的空舱飞行之后，我开始怀有一丝希望：乘客们会谨慎地回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注意到，人们对于维珍表现出了些微偏爱。
1990年夏，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规模还很小。我们只飞往两个国家的4个目的地，每天我们都检查这4条航线的订票情况，看有没有任何吸引乘客回头的迹象。东京航线的情况最差，我们只获准每周飞4次，而且不是周日，可这天正是商人们最爱启程的日子，况且这条航线在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之前就一直亏损。整整一个夏天我们都在进行游说，希望开通的另外两次飞往东京的航班，不过和以往一样，这次又受到了英航的阻碍。我们飞往纽瓦克和洛杉矶的航线，乘客数量自从开战后第一周就开始减少，不过我们察觉到了一种倾向选择维珍而非美国官方航空公司的细微变化，最好的消息是我们飞往迈阿密和奥兰多的假日航线似乎基本未受影响。
在此前一个月，大家庆祝了我的40岁生日，琼在内克筹办了一场精彩的聚会，我却发觉自己闷闷不乐。我觉得西蒙已经对维珍唱片失去了兴趣，而我亦深有同感，每一次商谈合同都极为艰难，有时反复纠缠于一些老地方更让人感到乏味。尽管我们已经把维珍唱片做成了主要的独立唱片品牌之一，但西蒙的所有财富都维系于这一家公司，我明白他担心我的某个冒险之举可能会危及公司。西蒙对我谈论的其他项目毫无兴趣，他把维珍航空完全当成维珍集团的一个巨大负担，一门会被英航或者其他意外，如海湾战争，逼上绝路的生意。
进入不惑之年，我开始思考这一生中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建立了维珍航空之后，我发现，要随心所欲地迅速发展航空公司极为艰难，虽然我们度过了辉煌的一年，并当选为最佳公务舱航空公司，维珍航空却只限于在盖特维克机场运营。只有一条短跑道，又缺乏相联的航线，盖特维克无论在货物还是乘客方面，都不如希思罗机场有利可图，我们在盈亏的边缘挣扎，还陷入了与英航的持续竞争，而后者依然是竞争中的主力。
一想到我们奋斗只能维持维珍航空收支相抵，我便开始质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开始做点儿完全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想到了去大学修历史。当我跟琼谈提到这个主意时，她毫不留情地否定，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其实是个借口，好离家去认识漂亮女孩们。我还仔细考虑过去当全职政客，去研究一些诸如医疗护理、无家可归等重要议题，了解什么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然后为争取政治变革、贯彻实施而努力奋斗。
可是，所有这些念头，都因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抛之脑后，我们的航空公司四面楚歌，危机重重，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个人方式卷入了海湾战争。
“爸爸，你能帮我找找鞋子吗？”是霍莉。“哪一双？”“你知道的，就那双新运动鞋。”正当电视里世界因战争而分崩离析，正当半舱空空的维珍“c女航行者”号跨越大西洋，飞向拂晓时分的盖特维克机场时，我们一家人正聚在床上吃早餐。让霍莉和山姆做好上学准备永远都是一项令人发狂的测验，鞋子、袜子、背心、体恤、运动衣和贝蕾帽，这些都得从他俩头天晚上莫名其妙藏身过的地方搜罗出来。只有最富于灵感的奇思妙想，才能把那些玩意儿召唤出来。最后他俩终于拎起了所有的玩意儿，朝门口走去，这时，电话响了，是约旦王后努尔打来的。
我与努尔王后的友谊，是那次热气球飞越大西洋之旅带来的奇遇之一。努尔王后是约旦的格蕾斯？凯莉，她是美国人，曾当过空姐，身材高挑，金发碧眼，魅力四射。她如今住在安曼的一座围墙高耸、戒备森严的宫殿里。她听说了我们的气球飞行后就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教她和她的家人乘热气球飞行。我和汤姆一同去了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宫殿里，花了一周时间教皇室成员们如何乘坐热气球。在安曼，没有人见过热气球，当我们在人们头顶出现时，他们无不惊奇地仰望凝视。在意识到自己的国王和王后就站在柳条篮里的时候，人人欢呼雀跃，奔跑招手，整座城市完全呈现出一派喧闹景象。侯赛因国王、努尔王后和王子们在气球离屋顶3英尺时向下挥手致意。
萨达姆侵占科威特时，约旦国王侯赛因是寥寥几位拒绝谴责他这一过激行为的国家首脑之一，侯赛因国王指出，科威特原本承诺给予伊拉克许多油井，以作为对持久的两伊战争的援助，却又出尔反尔，否认这些诺言，甚至还在opec组织给它的产油配额上进行欺骗。
战争爆发后，大量外籍劳工从伊拉克逃到约旦，大约有15万难民聚集在临时帐蓬里，没有水，也没有毯子。白天炙热，他们毫无遮蔽；夜里冰冷，他们也无法保暖。一听到这个问
题，我立即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现在努尔王后的电话就是告诉我，尽管国际红十字会已在建立一个供水系统，但还需要10万多条毯子。
“已经死了一些孩子，”努尔王后说， “不过还没有演变成大范围的灾难。我想我们只有两到三天的宽限了，很快上百名难民将会死亡。”
那天我和维珍航空的同事们谈论如何着手找到10万条毯子并空运到安曼去，所有的人都团结在一起，我们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外事办的威廉？沃德戈雷姆和海外发展办的琳达？绰克，弄到了3万条毯子，哥本哈根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答应提供更多的毯子，我们主动表示提供飞机，于是红十字会就在全国性的电台广播中发出了呼吁。从那晚起，盖特维克机场开始堆积毛毯，此外，戴维？山斯柏利还答应提供几吨大米。
两天后，我们的一架747客机上的座位被全部挪走，取而代之的是4万多条毯子、几吨大米和医疗物资，飞向安曼。装载毛毯的卡车在机场排成了一队，返航时我们还带回了不少被困在约旦而想回家的英国人。
回英国后，威廉告诉我他接到了英航主席金爵士的电话，金爵士惊讶地看到，10点新闻播出了维珍航空的飞机飞向约旦的头条特写。“本该由我们去做那件事情，”金爵士对威廉说。威廉向他指出，恰好是我主动提供帮助，而维珍航空又正巧有架飞机可用。第二周英航也向约旦运去了一些物资，并带回来更多的英国同胞。克里斯汀告诉我，他们非常吃惊：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吸引英航提供帮助，然而，自从维珍航空的安曼之行以后，英航频频地表示愿意提供服务。看来，有时候健康的竞争甚至会造福慈善事业呢！
由于听说我们运去的一些物资并没有到达难民营，我决定去安曼待上几天，观察那些物资下一步的传递流程，直至它最后到达难民营。我又一次和侯赛因国王及努尔王后住在了宫殿，并与内务部长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坚持有必要严格监控这些捐助物资，使那些捐助者确信它们交到了难民手中。我还就海湾危机与侯赛因国王做了几次长谈，侯赛因国王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但西方国家希望外交斡旋失败，这样他们就可以借保护科威特来保证他们的石油供应了。待我回国时，约旦不会再出现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努尔王后告诉我，再也没有人因痢疾或脱水而死去，不久后15万名难民也慢慢疏散了。
几天后看电视新闻时，我见到一组不同寻常的镜头：萨达姆身边围聚着一群滞留在巴格达的英国人！在那些令人惊悚的画面中，萨达姆坐下来，示意一个小男孩过去站在他旁边，他把手放在小男孩的头上，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对着摄像机讲话，那男孩和山姆差不多年纪。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帮助这些人，如果那孩子是我的儿子，那么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把他带回家！记者们认为，这些人质会被当作“人体盾牌”，监禁在联军的首要攻击目标里。
我不知该如何把这些人质带回家，不过我知道维珍有飞机，如果我们能用什么法子得到准许飞去巴格达，就可以把萨达姆同意释放的所有人质都带回来。我突然想到，就像之前帮助约旦解决危机那样，我也可以采用同一个办法：提供飞机以帮助人质获释。
第二天我收到弗兰克的电话，他姐姐莫琳和姐夫托尼在巴格达当人质，托尼患有严重的肺癌，急需治疗护理。他打遍了外事办各个部门的电话，还联系了伊拉克驻欧洲的各位大使、甚至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可是似乎所有人都爱莫能助，于是他向我求助。
在空运毛毯去约旦中，除了与外事办建立了联系，我也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结下了友谊。侯赛因国王是西方政府与伊拉克进行接触的仅有的几个中间人之一，听说伊拉克亟需医疗用品，所以我想是否有可能藉此做笔交易，如果我们运入医疗物资，伊拉克则释放一些滞留当地的外国人。我打电话给努尔王后，讲到这个提议，她建议我再次来安曼和侯赛因国王讨论。
接下来的三天，我在安曼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度过，这三天让我洞悉，在危机时刻一个商人是如何起作用的。表面上看，我所能自荐给萨达姆的，不过是曾经带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坐过热气球，我又开着一个小航空公司，有4架波音747虽说再没别的人带侯赛因国王坐过热气球，但是拥有大型飞机的商人可多着呢。然而，这两个条件却把我推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处境：我成了绝少的几个侯赛因国王愿意对之倾吐心声的西方人之一，因而实际上得以直接接触到萨达姆。于是我开始草拟一封给萨达姆的信，告诉他我正在安曼帮助遣送移民回国，并组织一些医疗物品及食品供应，我问他是否愿意考虑释放部分在巴格达抓到的外国人，尤其是妇女、孩子和病人，为表示友好，我愿意空运一些伊拉克短缺的医疗用品，我还提到了弗兰克的姐夫和他的肺癌，落款是：“尊敬您的理查德？布兰森”。
然后我下楼到了会客室，侯赛因国王就中东问题谈了一个小时，他向我指出为什么并不机械地支持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原因：科威特人民已经分成了三个阶层，有40万科威特人特别有钱，200万穷困潦倒的移民工人伺候他们。在科威特没有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西方所宣称的“民主”几乎无法得到保障。
“科威特人对阿拉伯世界毫无贡献，”他继续说道。“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在瑞士银行的
帐户里，而不在阿拉伯半岛。我曾询问许多世界首脑，如果伊拉克侵略的是约旦，一个没有石油的国家，那么西方是否会来援救。每次得到的都是沉默。我怀疑这一点。“接着他大笑，”不过，我知道你会来的！是的，你会坐上热气球，率领你的维珍飞机，飞越地平线赶来！不过，说真的，这是一个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机会。科威特向萨达姆承诺，它将支付它在两伊战争中承担的那部分资金，因为伊拉克是代表它作战的，而它却背弃了这一承诺。起初，萨达姆只计划占领那些有争议但他认为属于他的油田，他之所以占领了整个国家，是因为听说科威特人在准备飞机的起降跑道，让美国人进来保卫他们，对于侵略沙特阿拉伯，他绝对没有兴趣。“
侯赛因国王的和平计划包括伊拉克撤回到边境，但保留那块他认为科威特亏欠伊拉克的土地，而后三年内，科威特应举行选举，来决定这些边境地区的人民是希望加入科威特还是伊拉克。他告诉我，西方几乎毫不知晓此前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进行了数月的谈判，科威特人是如何不断地拒绝履行他们的承诺，此外，科威特人也没有取消伊拉克因伊朗战争而欠下的债务，并且继续欺骗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超额生产石油而且廉价售出。晚餐结束时，侯赛因国王将我的信拿进了书房，翻译成阿拉伯语。他给萨达姆写了一封附信，派专门的信使送去巴格达。
回到伦敦后，我开始与外事办磋商，努力想弄到那些身陷巴格达的人们的医疗详情，以便能够“证明”他们是病人。然后又给其他外国大使馆打电话，预告他们可能会有一次前往巴格达的营救飞行，他们应当尽力提供患病“证据”来帮助一些本国同胞登上飞机。返回英格兰的第二个晚上，我收到了萨达姆的答复，他向我们许诺会释放妇女、孩子和患病的人质，但是他要求一位有地位的人士飞到巴格达，公开提出上述请求。我跟英国前首相、保守党人泰德？希思通了电话，问他是否乐意出面，他同意了。侯赛因国王联系上萨达姆，把泰德的名字传给他，萨达姆表示认可。第二天我们用飞机把泰德送到了安曼，在那里侯赛因国王将安排他前往巴格达。
又过了一天，侯赛因国王给我打电话：“先生，好消息，你可以启程去巴格达了，我得到了萨达姆的承诺，保证你的安全。”
为了这个电话，我们前面几天都在筹划，并且已经找到了一群勇敢的机组人员。我们也预先告知乘客，维珍的航班可能会出现延迟，我们也许不得不把他们转到其他航班上去，当我告诉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已得到飞行的准许时，他们显得忧心忡忡，一旦飞机在巴格达滞留超过几天，我们就会破产。
“政府已答应，如果飞机被毁，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保险公司，”维珍航空的财务处长耐格尔肯定道，“不过要是飞机遭到挟持，羁留在巴格达，没人会支付保险。还记得吧，英航已经有一架747在科威特失事了。”
四周一片寂静，大家在默默领会这话的含义。“有一个好处，”戴维一脸严肃地说，“他们说不定会把理查德扣在那儿，省得我们再经受他那些轻率计划的折磨！”人人开怀大笑。尽管我明白，这次飞行冒险我可把一切都押上了，但我也清楚，事到如今已无退路。
1990年11月23日上午11点，我们从盖特维克机场起飞，朝东飞过欧洲，我们都坐在飞机前部，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人质亲属，医生，护士，维珍的机组人员和一名代表新闻媒体的记者，身后还空着400个座位。好一幅怪诞的景象！舱外的白昼迅速消褪，进入伊拉克时已是晚上，我朝夜空望去，想知道伊拉克军队在哪儿，想象着在我们飞向巴格达时受到雷达的监视，在他们阴暗的屏幕上，我们就像一个明亮的绿色圆点。我有点儿期待见到几架战斗机飞过来为我们护航，可是一切都宁静依旧，令人不安。飞机轰鸣着颤抖着向巴格达飞去，12个月里第一架飞往巴格达的飞机，机舱里所有人都停止了谈话，我们正在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领空——联军预定的集中攻击目标，不知道袭击会在何时开始。
我走进驾驶舱，机长和两位大副正通过无线电对地面航空控制中心讲话，那是证明巴格达存在的唯一信号。透过挡风玻璃望去，前方一无所有，伊拉克实行了彻底的灯火管制。“我们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近了。”机长说。我审视着面前的屏幕，高度计随我们下降而降低，长时间的平行飞行让人产生错觉，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