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早上一醒来，就决定再给他写一封信，将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他。这封信她写了整整三页纸，开头的称呼也不像原先那样亲热，改成了生硬的“亲爱的先生”，在信中，她批评他食言，答应为她在白宫找工作，可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兑现，同时还愤怒地讲述了自己在玛莎·斯科特那里受到的冷遇。她并没有想到要威胁他，可是为了让总统重视她的来信，她还是提醒他注意，她在1996年4月离开白宫时，是众人公认的“好女孩”，同时暗示他，父母已经再三追问，不明白为什么她没办法回白宫，假如被他们逼急了，她也只好向父母承认他们的这段关系。现在莫妮卡的解释是，“我只是想让他明白，不给我帮忙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她还第一次向总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假如她真的没办法回白宫，那么，总统至少可以帮助她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找一份工作。她回忆说，“这封信里，我确实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但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真心。我告诉他，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我的母亲，和她一样，他也是一个鸵鸟，碰到问题时从来不肯大胆面对，而是一味地将头埋进沙子里。我还在信中说，如果他不想让我回白宫，就直接对我说实话。”最后在信中她写道，她是一个听任自己的心声做事的人，之所以还会给他写这封信，这是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允许他补偿以前犯下的过错。
她将信放在一个大号信封里，上面写着“p先生收”，“p先生”是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暗语，指的就是“总统先生”（译者注：英文里总统的第一个字母就是p）。然后她在白宫的北门，将信递给了贝蒂·库里。这一次总统的反应倒是很快，几个钟头后贝蒂就打电话给莫妮卡，让她在次日上午9点半到白宫来。第二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这一天，美国各地都会放烟花、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终于在她的各种手段下，与总统见面了。但很快，威利的麻烦使特里普变成了她最危险的朋友，总统正在感受到强大的威胁。1997年8月初，《新闻周刊》刊发了威利与总统性马蚤扰案的文章。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马蚤扰的说法互相矛盾。
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冷冷地看着莫妮卡，目光从上扫到下，然后才喊她进去。正准备走进里面的书房时，贝蒂小声地对莫妮卡说了句，“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要哭。”然后她便回到秘书办公室，让总统与莫妮卡单独说一会儿话。他们坐在原先熟悉的位置上，总统坐在他的大摇椅上，莫妮卡则坐在他右边一把黑色的转椅上，接着，他用责备的语气说，“我有三件事要说给你听。第一件事，威胁美国总统是一件不合法的事情。”莫妮卡立刻愤怒地反击说，“我根本没有威胁你。”“第二，”总统根本没有理会莫妮卡的辩解，继续自顾自地说下去，莫妮卡注意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你寄给我这样一封信。”莫妮卡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她问他究竟有没有将这封信从头到尾读完，他回答说，他只看到第一段，就把它给扔了。他没有说他的第三点意见，而是对自己的前女友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讲，他说他根本就不应该用那种态度跟他讲话，他说他确实曾经帮助过她，他说她根本不应该将这种极端的情绪写在纸上，他还说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感恩。莫妮卡则反唇相讥，同样说了一长串话数落他的不是，其中问题的核心还是他没有帮自己找到工作。说着说着，她就完全忘记了贝蒂的叮嘱，流下了眼泪。
见到女孩子流泪，总统好像一下子心软了，他向她走近，然后开始拥抱她，轻抚她的头发，低声说着，“你不要哭了，好吗？”她紧紧依偎在他身旁，将头枕在他的肩上，正在缱绻之时，她却突然发现外面有一个花匠正在干活，于是她建议总统换一个地方。他们走到了浴室附近，他倚在门上，紧紧搂着莫妮卡，然后对她说，“莫妮卡，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你自己，因为你这样一闹真的会吓坏人。我了解你，可以劝你控制住情绪，可是别人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想？比如贝蒂，如果她现在看到你这样，你该怎么解释？”
他们开始渐渐放松了下来，轻声地说着话，他仍然用手揽着她，轻轻抚摸着她，这让莫妮卡觉得很浪漫，也让她体会到了总统对她的感情和需要。她说，“这一刻，在他的怀里，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这种感觉支撑着我走过了接下来的好几个月。他是那种可以让你感到满足、感觉安慰的男人，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他不断对她甜言蜜语，赞美她的美丽，为她描绘未来的一副美好前景，还适时地向她抒情，他说，“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你在一起。”莫妮卡回答说，“也许三年后就可以了，”她的潜台词是三年后，他将不再是总统，到时他就应该会有更多私人空间和时间。他的回答却并不那么令她满意，他说，“我不知道，也许三年后我会独自一个人。”接着，她开玩笑似的描绘了他们在一起的前景，说，“我觉得我们会是一对好组合，”他对此的回答是，“没错，可是你也得想想我们的年龄差距，等我到了75岁时，也许每天得有30次小便，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她坚定地说，“我们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听到这句话，他微微笑了一下。
莫妮卡谈到了他的婚姻，在此之前，这个话题几乎是他们之间的雷区，她告诉他自己的想法，“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认为你和你妻子之间存在着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也许是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她看起来实在太清醒、太强悍了。你是一个其实非常需要爱和关怀的人，而且绝对应该得到这些，可是她却不可能用一种纯粹的方式爱你、体贴你。我想，其实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不是她，而是你的女儿。”
现在重新说起这次谈话，莫妮卡说，“我只是将这么久以来，自己对他的感觉说出来而已。童年时说谎的记忆，宗教带给他的罪恶感使他会感觉，他不配拥有快乐。他有过一次又一次婚外情，这使他觉得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一种满足感，他反而因此而不安，觉得自己不配享有这一切。迪克·莫里斯（克林顿的前政治顾问）就曾经说过，总统一方面拥有‘星期六夜晚个性’，也就是说，他会像周末锐舞派对那样，疯狂地沉溺于他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又拥有‘星斯日上午个性’，他会在星期日早上去教堂做礼拜，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我很同意这种说法。”
这天的见面是一次激烈的情感碰撞，让莫妮卡感觉更加困惑，在他描述了她的美好前程后，她又一次地对他寄予厚望。那天下午她见到了朋友阿希莉·雷纳斯，对她说了这次见面的事情，她还对朋友强调说，在她的心中她依然相信总统是爱着自己的。现在她才明白，其实她永远都不会明白他的话，以及他说这些话背后的原因，她说，“除了他本人，没有人真正明白他说这些话的意思。他是惟一知道事情真相的人，那就是，他从来都不会说一句实话。”其实，那些比莫妮卡·莱温斯基明智的人，他们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比尔·克林顿的性格，民主党议员鲍伯·克里就曾经这样评论过，“克林顿是个异乎寻常出色的骗子，异乎寻常得出色。”
在她离开总统办公室前，莫妮卡对她谈起了凯瑟琳·威利的事情。莫妮卡一直很担心这桩事件，因为琳达·特里普前不久还告诉她，那个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还在不停地窥视她，想要从她那里挖掘到更多信息。莫妮卡担心自己如果不事先警告总统，一旦这件事东窗事发，总统会对她感到失望。在此之前，她也跟特里普谈过这个问题，特里普鼓励她将此事通报总统。于是，莫妮卡对总统透露，她在五角大楼的一个同事最近被一个《新闻周刊》的记者缠住了，他在调查关于凯瑟琳·威利的事情。莫妮卡试探着说，她不想让他遇到跟琼斯案类似的麻烦，她自己猜测，假使能给凯瑟琳·威利一份工作，也许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很圆满的解决。
总统想了一会儿，然后向莫妮卡证实，威利曾在上周找到了椭圆办公室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可是她说的情况与莫妮卡不大一样。威利当时说，迈克尔·伊斯科夫在不断追踪她，并且请亨内奇告诉她该怎么处理这件事。莫妮卡立刻判断出威利这是在说谎，因为她很清楚，早在三月间，威利就已经接受了伊斯科夫一个非正式的采访，而且还向对方提供了几个目击证人的姓名，其中就包括特里普。莫妮卡坚定地告诉总统，威利这是想两面讨好，因为她明白自己的指控并不能站得住脚，她在五角大楼的那位同事已经对《新闻周刊》的那位记者表示，威利并没有受到总统性马蚤扰。总统并没有向莫妮卡表明，当时他究竟有没有对威利上下其手，只是简单地说，威利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那一类型，因为她的胸部那么扁平。
总统不知道的是，莫妮卡刚刚走出白宫，就将这次她与总统谈话的全过程都告诉了特里普。特里普似乎只关注一件事情，那就是总统是否知道她的名字，当她猜想总统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谁，立刻显出了非常激动的神情。莫妮卡说，“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她也喜欢总统。很明显，她对他怀有一种非常秘密的感情，一方面，她想要进入我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嫉妒我与总统之间的亲密关系。”事实上，在向大陪审团作证时，琳达·特里普也曾厚颜无耻地声称，之所以她被赶出白宫，就是因为总统喜欢上了她，第一夫人因此大吃其醋。
就在几天后，在距离美国3000英里外的地方，莫妮卡再一次与总统相遇。他们一起参加了在马德里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莫妮卡是五角大楼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们一起参加了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晚会，在晚会上，莫妮卡不断与总统交换着会心的眼神。莫妮卡觉得很开心，这让她想起了过去与总统调情时的那段快乐时光。当她还在西班牙开会时，琳达·特里普打电话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出现在了一个叫“德拉吉报告”的网站上，这个网站是由马特·德拉吉做的网站，上面全是些下三滥的谣言。很明显，威利丑闻正在开始慢慢升温。之后，莫妮卡还先后随代表团出访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匈牙利、乌克兰和保加利亚。这次旅途结束时，她觉得自己已经累坏了，可是刚一回到家她就接到了贝蒂·库里的电话，让她去白宫见总统。
莫妮卡憧憬着这次相见，她想，既然独立日那天与总统相见，他们在一起说了那么多动情的话，而在马德里的时候，他们又进行了几次性意味浓厚的挑逗，也许现在总统与她分手的信念已经不像原先那样强烈了。7月14日，刚刚与总统见面，莫妮卡就失望地意识到，总统并不打算与她旧情复燃。她又为总统准备了一件小礼物，那是她在布达佩斯买的一个小玩意儿，一个木刻的字母b，也就是总统名字比尔的缩写，有趣的是，这个字母里面还刻着一只青蛙。在将礼物送给总统后，莫妮卡发现他对她的态度依旧很冷淡，很生疏。他们走进了附近的南希·亨内奇的办公室，莫妮卡坐在沙发上，总统则坐在椅子上，在莫妮卡的一再要求下，他才不得不坐到了莫妮卡的身边。
没有一句含情脉脉的前奏，总统直接切入正题，他问莫妮卡，独立日那天她说到的五角大楼的同事，是不是就是琳达·特里普。莫妮卡承认正是她。于是总统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律师这周曾经打电话给南希·亨内奇，他表示《新闻周刊》的记者伊斯科夫已经知道了威利与亨内奇接触的事情，并且指责白宫有意泄密。总统觉得很奇怪，因为只有四个人——他本人、亨内奇、威利和莫妮卡知道这件事，伊斯科夫是怎么弄到这条新闻线索的呢？他因此推测，肯定是莫妮卡将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然后特里普又把此事转告给了这名记者。莫妮卡承认了，可是她却撒谎说，当初她跟特里普说这件事时，曾经强调她是从贝蒂·库里那里听说的，而并不是总统亲口告知。总统于是若有所思地问莫妮卡，“你信任这个女人吗？”莫妮卡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同时她还特意对他说，特里普相当崇拜他，甚至还在办公桌前摆着他的照片，听到这里，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总统让莫妮卡尽力说服特里普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与她一起讨论一下，究竟怎样妥善处理这起事件。莫妮卡向总统表示，她会尽力一试，但又强调说可能会有些难度，因为上次特里普曾经受到过林赛的羞辱，而她又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可能不大愿意再与林赛说话。
回过头来看这次谈话，莫妮卡说，“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他们从中找到了无数例证，证明总统正在妨碍司法公正，他正在想方设法让我作伪证。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当时凯瑟琳·威利还根本没跟琼斯案扯上半点关系，我们并没想要影响案件审理，只不过是要避免《新闻周刊》刊登对总统不利的文章，仅此而已。”
可是，从那时起，莫妮卡已经对琳达·特里普产生了警惕，她怎么可以向伊斯科夫泄露信息呢？当两人当面对质时，特里普承认她确实曾经与伊斯科夫谈过话，可是否认她泄露了威利打电话给亨内奇的事情。容易轻信别人的莫妮卡这次也学乖了，她并没有向特里普提起7月14日与总统谈话的内容，只是力促她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
特里普听从了莫妮卡的建议，与林赛取得了联系，林赛建议特里普与克林顿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当面好好谈一谈，毕竟贝内特正在负责帮总统处理琼斯案，希望得知更多跟案情有关的细节，林赛安排好了特里普与贝内特律师见面的日期，时间定在了7月底。很明显，特里普对与贝内特见面一事感到相当紧张，因为担心自己的长相不大赏心悦目，她还特意去做了一次头发，然后见了她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最后，特里普向林赛表示，她的私人律师建议她保持中立，不要被牵扯进琼斯案，因此她不同意与贝内特见面。
莫妮卡气坏了。特里普既然为政府工作，她自然应该替总统效劳，她的职务就决定了她根本不可能是中立的。莫妮卡更不能理解的是，在伊斯科夫撰写的关于凯瑟琳·威利事件的文章中，特里普竟然出面发表了她的证词。
事实上，《新闻周刊》同样为了伊斯科夫的这篇文章提心吊胆，因此迟迟不敢刊登，直到7月底，琼斯的律师传唤凯瑟琳·威利，他们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地，他们认为，琼斯律师的这一举动足以证明威利与总统性马蚤扰案件的关联，于是，1997年8月初，这篇报道在《新闻周刊》上刊出。在这篇文章里，琳达·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马蚤扰的说法互相矛盾，1998年3月，在接受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采访时，威利还继续坚持她被总统性马蚤扰的说法，并且在节目中详细阐述了整个过程。
后来，克林顿总统否认了一切性马蚤扰的指控，他说，当时威利来见她时情绪很激动，因为她表示当时急需要钱，请求总统为她安排一份可以发薪水的工作，当时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椭圆办公室餐厅的桌子旁边，在他们说完话后，他确实拥抱了她一下，也许还亲吻了她的额头，但是仅限于此，没有其他举动。莫妮卡觉得总统的这番解释是可信的，她说，“现在我仔细研究威利事件，觉得其中有很多疑点。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