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要否认此事；他还说了些话，以便出事后，两人都会说没发生什么，没发生什么。莱温斯基小姐记得，这是在接到琼斯案的传票之前的时候说的。如此一来，她和总统否认彼此关系的协议只是笼统而言，早于莫妮卡的书面陈述。——不过，从此她开始对金斯堡很不满。
她的情绪复杂，知道虽然这合同能保证她和家人能免予起诉，但是她也远离了那个心爱的男人，那个向全世界否认他们有关系的男人。她还记得当时那藏着一丝苦涩的矛盾心理：“我感觉并不好，好像自己是希特勒的妓女，我想斯塔尔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他们要伤害我爱的人，我指的不只是总统和我母亲，还有和我关系密切的库里、魅力非凡的乔丹。”
如果说法律的热度正在消散，那么情感的温度也是如此。莫妮卡想见心理医生已经整整两周了，不过律师们担心如果去见医生，他们同斯塔尔谈判的本钱就会降低。现在，莫妮卡终于允许去见那个她后来称为“救我一命”的女人了，她和苏珊医生整整做了6个小时的心理咨询。苏珊不仅鼓励她挺过丑闻造成的心理创伤，还给了她两片抗抑郁症的处方药，帮助她渡过难关。
不过，最好的补品还是金斯堡。现在豁免权开始发挥作用了，律师终于允许莫妮卡和父亲通话了。过去几周，伯尼和芭芭拉听从金斯堡的建议，没有到华盛顿找莫妮卡，害得她以为他们过于生气而抛弃了她。一通电话马上平息了她的担心，父亲为很快可以看到女儿而兴奋。那时，伯尼承认：“我们一直生活在真空中，因为金斯堡担心如果和女儿说话，我就会被牵扯入内。”
2月初，莫妮卡登上去洛杉矶的班机时，相信过去一直笼罩她的要锒铛入狱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她大错特错了。
第十三章 斯塔尔王国
住在洛杉矶市郊布兰特伍德的人们，对于这样的景象早已见怪不怪了：排成长列等待着的警车车队，漠无表情的摄影师，从租来的豪华轿车中不情不愿跑出来的名人刹那间遭遇闪光灯无情地扫射。在1994年，布兰特伍德也有过那么一个被关注的时期，那是因为这是o·j·辛普森杀妻案案发现场，当这个“世纪大案”在市区的法院里审理的时候，超过一年时间，媒体常常在这条安静的街道上逡巡。现在，第二个这样的大案出现了，媒体再度随之而来。电视台工作人员和摄影师霸占着伯尼·莱温斯基邻居家前门的草坪，等着莫妮卡回家。
对于她来说，2月上旬从水门公寓离开的时刻简直是一个“噩梦”。为了逃避那些注视，她和比尔·金斯堡一起坐飞机去洛杉矶，生平第一次坐头等舱。摄影师和记者注视她的一举一动，记下她吃下的每一口食物。现实和新闻报道之间差异很少有这么大。《纽约邮报》就体现了这点，这份以保守著称的报纸用了这样一个大标题“令人疯狂的性感女妖回家了”。
一到洛杉矶，她和比尔·金斯堡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警察护送着飞奔出机场，在一整队机动部队的护卫下，一路警灯和警笛开道，终于到了伯尼的家里。甚至回家，也成了众人拍照的机会，好像这是在刻意显示莫妮卡也有一个家，也是一个人，也有着正常的情感，而不是一个从贝弗利山上专程下来引诱总统的小滛娃。
和往常一样，金斯堡依然是这些仪式的主持人，将自己那些难得的想法强加给媒体马戏团。不过，即使后来承认在这个场合中公共关系很有意义，父亲和女儿当时并不想表演。伯尼说，“比尔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当莫妮卡的车停下来，她会在外面的草坪上向你问候。我们感觉像是电影演员，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当金斯堡吩咐莫妮卡下车投入伯尼的怀抱的时候，她也同样表示不喜欢这些。“这是很私人的，”她说，“我不想把我的感情展现给全世界看，我们都不喜欢这样。不过，我后来客观地去看，这样父女团聚的场面，的确能赢得同情。”
即使如此，金斯堡也有点搞砸了场面，他告诉记者说，莫妮卡回到父亲身边，就像切尔西在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回家去看克林顿那样。这个评论让莫妮卡极为“讨厌”，她强调，“我知道对于总统来说切尔西是多么珍贵，她的私人生活是多么重要，我从来都不想以这种方式跟她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莫妮卡认为金斯堡很多言行都有问题，再加上他喜欢上镜，渐渐地，这个“伯父金斯堡先生”和他年轻的委托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裂痕。
然而那时，莫妮卡、伯尼、芭芭拉只是拥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分享着丑闻爆发后三个人在一起的最初时光。对于莫妮卡来说，“看到爸爸，就像在海上迷失方向的人突然看到远处的灯塔一样。我们哭作一堆。见到他让我感到踏实，我需要他。”一大群记者等在外面的时候，莫妮卡一家坐到餐桌前，一边吃着伯尼的拿手菜（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优秀厨师），一边试图理清楚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事。
他们没有详细谈论这个法律事件，因为他们怀疑这栋房子被fbi监控了，如果他们讲了什么不恰当的话，伯尼可能会收到斯塔尔的传票。“大家情绪都很激动，一起哭泣，互相给对方鼓励。”伯尼回忆道，“这是一次感情充沛的会面，因为大家都感到很痛苦，我们的家庭生活被如此恶意地撕裂。莫妮卡尤其需要和他的爸爸好好谈谈。”
莫妮卡在洛杉矶的大部分时间被关在房间里，虽然每天她都能躲过别人的目光，爬上楼上的天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芭芭拉发现，“那么多人站在屋子外面，太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了。”一天晚上，他们一家就完全领教了媒体暴徒们的力量。那天他们去附近一家叫做“洛杉矶农庄”的餐馆吃饭，等他们出来的时候，看到十几架摄像机和照相机在外面等着他们。
当伯尼去开车的时候，莫妮卡和芭芭拉试图走出这些机器的包围，天真地以为人们会给她们让出一条路。然而她们被焦躁的人群吞没了，一个摄影师牢牢地抓住莫妮卡不让她走。最后，伯尼一下子把几年体能锻炼积累的力气都使了出来，推开车门，她们才能够成功逃脱。“我可真是吓坏了。”莫妮卡说。
这还不是他们最糟糕的经历，第二天，他们的车沿着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被一辆满载记者的车给撞了，芭芭拉身体猛向前倾，受伤了。这时，本地knbc电视台的直升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拍摄，他们打电话报警，警察建议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呆在车里，因为这次车祸是记者们的一个策略，迫使他们离开车，让他们能够拍照。值得赞扬的是，本地的媒体评论员都为同行的所作所为惊骇不已。有人指出，莫妮卡遭遇的追捕比新近威尔士公主遭遇的更残酷粗暴。《华盛顿月刊》编辑查理·彼得谈到媒体的狂暴时说，“几个月以来，他们就像得了神经病一样，这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过分的报道。”
肯尼斯·斯塔尔和媒体一样，也在追逐着莫妮卡，想在她的生活中找到足以定罪的线索。在莫妮卡去洛杉矶之前，负责她案子的法律小组就要求她每天和斯塔尔代理人进行一次会面，这是赦免协议的一部分。
不只是媒体马戏团闻到了血腥味，斯塔尔现在磨刀霍霍准备动手。在莫妮卡出发去洛杉矶前，她和她的律师团同意了斯塔尔方面提出的，作为豁免协议的一部分，她要在那里每天接受他们4小时的面谈。
然而，文件上的墨迹还没干，斯塔尔就变卦了。2月4日，星期三，表面原因是因为莫妮卡拒绝指控总统要求或协助掩饰，斯塔尔撤回了他的赦免令。同时，他还要求和他的主要证人面谈。“没有什么比和证人面对面对了解案情更好的了，”他对记者们说，“问一些细节，把答案跟证据对比，如果需要，还会测谎。”
金斯堡又在四处奔走，他递交申请，要求执行豁免的书面协议。他知道斯塔尔的这个决定意味着策略的改变：他现在试图独立寻找特里普录音带上记录的故事的证据，他要把莫妮卡的家人、朋友和白宫的同事都叫到大陪审团面前。这不仅能证实他关键证人的可信性——现在依然可疑——也能让莫妮卡在将来的赦免协议中丧失一部分谈判资本。
斯塔尔的这个“挤压策略”，让莫妮卡滑到了绝望的边缘。她拒绝忍受他缓慢的法律折磨。她不知道，对于斯塔尔来说，这个决定不仅是一个法律事务，也带着私人情绪。就像评论员彼得·马斯指出的那样，“斯塔尔的办公室里的空气明显带着一种清教徒式的挫败感和怒气，自从莱温斯基拒绝携带窃听器，他们就决定一定要她为她的固执付出代价。”
当莫妮卡为她的性道德、她的忠诚和她的原则受到惩罚的时候，背叛她的特里普却受到了斯塔尔方面的宠爱，他们给了她一间安全的房子，还答应让她保留那份8万美元年薪的政府工作。斯塔尔手下的一个调查员鲍伯·比特曼告诉莫妮卡，当他们去特里普家里的时候，她如何给他们做美味的点心，如何端上满盘的糖果。如果他讲这些是存心想伤害莫妮卡，那么他成功了。
斯塔尔目光锐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个微笑的地方。他不满足于用一纸搜查令让莫妮卡交出电脑和磁盘以作调查之用，甚至要求扩大调查她的弟弟以及父亲。她的母亲已经彻底输掉了避免出庭作证的战争，她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条语言的雷区。她竭尽全力不伤害女儿，但是知道自己必须说实话。
斯塔尔开始动真格的了，第一步就是在1月底，两个fbi探员事先没有通知就去了迈克尔就读的大学。丑闻曝光的几天前，莫妮卡通过联邦快递给她兄弟送了一件毛衣。这些探员认为这个清白的包裹里面可能会有总统送给莫妮卡的礼物，她想把它交给兄弟保存以测安全。他们知道金斯堡是这个家庭的律师，他们还是去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在迈克尔的寝室里对当时才20岁的他展开询问。他们问他是不是知道莫妮卡的行动，其实是想探听他什么时候和她一起在华盛顿。当他们离开以后，迈克尔打电话给金斯堡，告诉他自己被迫接待了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律师非常生气，他告诉迈克尔，没有他的授权，他不必回答任何人任何问题。“我感到很害怕，”迈克尔说，“我想我大概把事情搞糟了，但是当fbi探员站在你家的门口，向你出示他们的警章的时候，你的本能反应就是如实回答他们的所有问题。”
斯塔尔目光锐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个微笑的地方。他不满足于用一纸搜查令让莫妮卡交出电脑和磁盘以作调查之用，还要求华盛顿的krars & afterwords书店提供1995年以来莫妮卡在这里所有的买书收据。“这是一种人权侵犯，”莫妮卡抱怨道，“好像在美国，除了莫妮卡·莱温斯基，其他人都拥有人权。我觉得我就像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一样。”为了进一步显示他们的力量，在斯塔尔办公室的授意下，fbi开始给伯尼·莱温斯基医生施加压力。金斯堡告诉伯尼，可能斯塔尔办公室或fbi会调查他的纳税申报单，这个行动经常被用来调查洗黑钱。当他们发现这些办法没有奏效的时候，他们又把目标转向他医疗方面的税务档案，他们说他们想详细查看他医疗保险的账单。伯尼相信，“所有这些针对我们家庭的折磨和威胁，都是为了强迫莫妮卡给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莫妮卡没有被赦免的机会，无法逃脱监狱的威胁。金斯堡让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应付任何不测。”
对于她弟弟和爸爸的折磨已经够坏的了，然而对于玛西娅的折磨又是另外一种样子。事实上，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将面临犯罪指控，是她们在丽池卡特被折磨的几天后。莫妮卡的律师金斯堡告诉她，斯塔尔的调查官决定“让妈妈过了。”意思是他们决定不指控她犯罪。“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吧，”玛西娅说，“我根本不知道磁带上录了些什么，事实上我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存在。”在莫妮卡身边的那些人中，玛西娅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当她离开丽池卡特的1012号房间，她就收到了一张传票。玛西娅意识到斯塔尔想利用她来对付自己的女儿。“他们发现了她惟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我。”玛西娅说，“要让一个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有什么比威胁他所爱的人更有效的办法呢？”
2月10日，在布兰特伍德，莫妮卡正在她父亲舒适的寓所里看电视，突然她惊恐地看到母亲出现在屏幕上，她被要求在大法官面前作证。莫妮卡太震惊了，在她出发去洛杉矶前，玛西娅的律师比利·马丁还向她保证玛西娅的出庭会被推迟。第一天，玛西娅看上去还能比较自如地应付她的出庭，但是到了第二天，她看上去狂乱又悲伤。事实上，她站在证人席上几乎要垮掉了，一个护士和一张轮椅已经为她准备好了。幸好最后她还是硬撑着自己走了出去。
莫妮卡既后悔又悲痛，她决定立刻飞去华盛顿安慰她的妈妈。临走前，她爸爸跟她在浴室外面作了一番长谈。那里是这个屋子里惟一不会被外面的人偷听的地方。伯尼热泪盈眶，动情地告诉莫妮卡自己是多么的为她感到骄傲，同时鼓励她要变得更强壮，以便安然度过横亘在前路上的那些审讯和磨难。莫妮卡的眼泪顺着她的脸颊留了下来，她回答道，“爸爸，你是我的直布罗陀岩石。”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这场丑闻还能让人得到什么的话，那就是让父亲和女儿再度亲密地在一起，过去几年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隐藏着一些误解和矛盾。莫妮卡认识到，“我爸爸那么支持我，这真是太好了。”同样，他们也知道，要完全修复他们的关系，还要作很多努力。
对于玛西娅·刘易斯来说，有些事情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2月上旬在大陪审团四号房间作证的经历，是她记忆中的一个伤痕。她知道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把女儿送进监狱。当她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好像来到了灵魂中最黑暗恐怖的角落。她很困难地讲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言，费力地吞咽着空气，好像潜入了深海中一个不可测的洞岤。
玛西娅已经彻底输掉了避免出庭作证的战争，她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条语言的雷区。她竭尽全力不伤害女儿，但是知道自己必须说实话。举个例子，如果检察官问她那条沾染了j液的蓝色裙子在哪里，她只能——同时她也知道，远在洛杉矶的莫妮卡会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就像那天在丽池卡特宾馆的1012号房间里激发莫妮卡斗志一样，她现在也想让莫妮卡明白，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也是可能的。
第一天，她对付过去了。但是第二天，2月11日，到达法院之前，她已经惴惴不安。早上，她就读到一条恶意的评论，里面说她在某方面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贝弗利山庄“攀岩者”，积极鼓励女儿和总统发生关系。其实，她花了两年痛苦的时光，来劝说莫妮卡结束这段关系。
第二天的反复诘问中，她被问到她祖母巴布什卡的家庭昵称“巴巴”，这个绰号曾经被莫妮卡用来称呼希拉里·克林顿。听到这里，玛西娅崩溃了。她解释自己的反应说，“这些人攻击了我整个家族，对我来说，家人是这个世界上我最重要的东西。他们跟踪我的姐姐、我的儿女和我。现在检察官居然提到我已经去世26年的祖母，我小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要出去工作，是我的祖母带大了我。
“他居然敢在这个邪恶的地方提到我祖母的名字，这太过分了。我想，他们不可能用一纸传票把我死去的祖母召到法庭上来，那么他们还能干什么？去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我害怕如果我从法庭上一走了之，他们会逮捕我，所以我垂下头开始大哭起来。你必须在23个陌生的陪审团成员面前讲话，讲那些有关你和你家庭的最隐私的事情。你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拿出来摊在这些陌生人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