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会杀了我！这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粗鄙、最骇人的东西。”他没有完全顺从，但理解了莫妮卡的意思，保证缓和文章的调子，并在文章发表前通知朱迪·史密斯。然而，他文章里的故事泄露得太早了。
现在莫妮卡情况不妙，指控前景迫在眉睫，她的律师又是一个被嘲笑的对象，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了。又一个家庭会议召开了，会议决定委托比利·马丁整理一份能够接受好这个案子的律师的小名单。大家达成共识：新队伍的成员，必须是能在残酷的处境下机智应对和经验丰富的律师。伯尼一个也不知道，但莫妮卡曾经在《纽约客》上读到过一篇杰克·斯泰恩的傲人简介，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位独立检察官。马丁联系了斯泰恩和另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普拉托·卡切里斯——他认识他们15年了，两人都表示对这个案子有兴趣，前提是不与比尔·金斯堡合作。
在找到另外两位律师后，比利·马丁在朴素的华盛顿法院酒店为6月1日星期一租用了一间会议室。他安排了一次一整天的“选美比赛”，在其中莫妮卡可以接触她未来可能的律师，看看她喜欢谁，然后作出决定。
刚刚重建的“莱温斯基队伍”还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怎样把依然身在洛杉矶的莫妮卡偷偷送到华盛顿，而不被媒体或——更重要的是——比尔·金斯堡发现。托词是需要的。莫妮卡和朱迪·史密斯连夜赶到华盛顿，沃尔特·埃勒把他们从机场直接接到了酒店。就这样，就在身处洛杉矶的金斯堡以为莫妮卡和她的弟弟在加利福尼亚的某个海滩时，其实她、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马丁正在听杰克·斯泰恩、普拉托·卡切里斯和另外两位律师陈述他们的法律策略。
低调典雅、一头银发的斯泰恩是名单上的第一人。他对莫妮卡说，他相信，尽管在上诉法院遇到挫折，他可以帮她得到豁免权。接下来是普拉托·卡切里斯，一位和蔼但聪明的律师，他明确表示，如果他们想要的是为一定程度的豁免讨价还价，那他不是他们要的人。他不准备进入这个案子，除非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完全豁免，或者在审判时进行激烈的辩护。他觉得这是可以采取的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方法，并不无理由地把这一决定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在80年代对伊朗反对派丑闻的调查中，他曾经帮助另一位著名的辩护人、奥利弗·诺思的秘书福恩·赫尔争取到豁免权。
两人都给莫妮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一天下来，在接触和考虑其他的律师后，她被他们各种各样对付斯塔尔的计划搞晕了。当天上午她曾经打电话告诉她父亲，她觉得斯泰恩和卡切里斯是她要的人，他建议她坚持自己的第一感觉。于是，晚上11点，马丁打电话给这两位律师，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了一起为莫妮卡的案子工作。事实上，他们已经非正式地讨论过这个主意，认为他们并肩作战会更有效率。
第二天，6月2日，他们又见面了，玛西娅参加了这次会谈，伯尼也通过会议电话参加了。他对斯泰恩和卡切里斯说：“我想要的就是确信我女儿得到很好的照顾。”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在讨论了报酬后，两位律师离开了，以便一家人和他们的顾问们可以讨论这个决定，确信每个人都乐于接受它。此后不久，比利·马丁打电话给莫妮卡的新律师们，正式邀请他们组成她的新律师“梦之队”。
接手案子后，斯泰恩认为慎重起见，应该立即给斯塔尔打电话；他渴望让独立检察官在媒体得到有关这个新安排的风声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斯塔尔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于是卡切里斯打电话给他的一位副手鲍伯·比特曼，告诉他，现在他和斯泰恩代表莫妮卡。
与此同时，依然假装在洛杉矶的朱迪·史密斯给金斯堡打了电话。过去几天他已经威胁要退出，媒体不断升温的批评和他与莫妮卡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让他很愤怒。当朱迪和他交谈时，他又回到了这个话题，但她没有暗示新安排，担心他会立即把它泄露给媒体，他当然会说他辞职，而不是被解雇了。
6月2日作出公开声明前仅仅半个小时，朱迪和莫妮卡在一个长途电话中告诉金斯堡，她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他十分愤怒。他指责莫妮卡对他所做的一切毫不领情，威胁——如果说不是明确地，也是暗示地——要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来保护他自己、他的家人和他的工作。朱迪请求他“姿态高一点”，并参加他们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会宣布这是一个双方同意的决定。然而，金斯堡狠狠地挂断了电话，随后愤怒地打电话给伯尼，发泄了他对自己被抛弃的愤怒。伯尼的立场很坚定：“我感谢他的努力与他和他家人作出的牺牲。”他大方地补充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早先他确实来营救过我们。”
有关“伯父金斯堡先生”的最后评论也许可以留给玛西娅，她的观点虽然没有伯尼大方，却特别透彻。“他是一个被媒体关注度所诱惑的代言人，这吞噬了他的律师角色。对他来说，煽动媒体的火焰比照顾莫妮卡更重要。目标始终是豁免，因为很明显就牵连在内的双方而言，莫妮卡仅仅是一只牺牲的小羊羔。他对斯塔尔的愤怒让他不能再看到这个目标。最后的导火线是他给斯塔尔的公开信，它事实上宣布莫妮卡与总统发生了身体关系。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位置。”
过去几个月中，背叛莫妮卡的是她认识、信任和爱的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她几乎不认识或者视为理所当然而不重视的人表现出了一种耀人的正直：水门大楼的看门人拒绝让记者检查她的垃圾；车库管理员拒绝了一家报纸提供的5000美元，他们要求他向他们的记者泄露莫妮卡的行踪。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也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她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那里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支持和鼓励的信件。
律师更换过程挺顺利、专业的，纳斯尼尔·斯派兹也留了下来，而且一度连消息都没走漏。人行道上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中，莫妮卡静静地站在后面，斯泰恩和卡切里斯宣布了这个消息，它登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然而，虽然她得到了两位精明能干的领路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华盛顿丛林周围的路，但是依然没人能够保证会把她安全地带回家。她徘徊在法律丛林中，每天面对着指控和监狱的前景，在这个不确定的旅途中，需要很多帮助来支持她。
过去几个月中，背叛莫妮卡的是她认识、信任和爱的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她几乎不认识或者视为理所当然而不重视的人表现出了一种耀人的正直：水门大楼的看门人拒绝让记者检查她的垃圾；车库管理员拒绝了一家报纸提供的5000美元，他们要求他向他们的记者泄露莫妮卡的行踪。她对这些正直行径非常感激。“我从这件事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永远不要匆忙对人下结论。所有在水门工作的人都被提供了几千美元。（与收钱）相反，他们像对待另一个人那样保护和尊重我，为此，我会永远感激他们和经理克里斯·休普勒。”
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也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她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那里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支持和鼓励的信件。一位101岁高龄的老太太写道，莫妮卡不应该为这件丑闻受到指责，这给她带来了很多安慰。一位瑞典男子似乎真正理解了她和她的家人感受到的巨大担忧。他写道：“没有什么比知道你正面对着国家的可怕权力更恐怖的了。”令人振奋的是，甚至随着丑闻的蔓延，这样的友好依然继续。1998年的最后一天，在国王大道咖啡馆，一位年轻的男子送给莫妮卡一小束花，说：“新年快乐。你配得上它们。”
所有信件中也许最感人的来自4月寄给莫妮卡的一个包裹。里面有两封信——一封给她，另一封给她父亲——和一个小包。在第一封信中，这位匿名的女作者讲述了她自己的经历，她觉得这让她联想到莫妮卡正在承受的困难。给她父亲的小包里有一个昂贵漂亮的钻石和蓝宝石戒指，装在一个典雅的盒子里，发信人请伯尼把这个戒指戴到莫妮卡的手指上，提醒她，她有多么特别。她写下了她送这个戒指的理由：在她生活中一个同样痛苦的时刻，她收到了一个类似的戒指和相同的讯息。“一位完全陌生的人想要和我分享这件可爱礼物，她的慷
慨令人感动。“莫妮卡回忆道。她通过包裹公司追踪到这位女子的地址，给她写了一封感情诚挚的感谢信。
一些公众人物也表达了他们的支持。比如女喜剧演员凯斯·布克利，她天生耳聋，但由于直到二十几岁才被诊断出来，她被送进一所为精神障碍者开放的学校。在她的单人秀中，她向观众讲述了自己生活的磨难和艰辛——曾经被一辆救生车碾过，还不得不征服|乳|腺癌——引得他们时哭时笑；让表演变得更加有趣的是，她无法发字母“f”的音。
1998年6月，凯斯在一家洛杉矶剧院中表演。在与斯泰恩和卡切里斯签约后回到洛杉矶的莫妮卡、伯尼和芭芭拉去看她，当她谈论自己曾经面对的批评和敌意时，他们微笑着哭了起来。表演结束时，她向过去攻击过她的所有人发出了口头一击：“别惹我。”说这些话时，她朝莫妮卡使了个眼色，给了她一个飞吻。
表演结束后，凯斯下台问候她的观众，径直走向了莫妮卡。她亲热地拥抱了这个女孩，告诉她自己常常为她祈祷，这时两个女人都流下了眼泪。随后她把双手放到莫妮卡肩膀上，看着她的眼睛，笑着说：“像我做得那样做，莫妮卡。就当自己是个聋子。”
第十五章 创造历史但未改变
1998年7月23日清晨，当莫妮卡在洛杉矶她父亲的公寓中醒来时，她一度充满了期待，十分兴奋。这是她的25岁生日，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她期待与朋友和家人一起庆祝。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特地从波特兰飞了过来，她母亲和彼得·施特劳斯也从纽约来到了她身边。
考虑这一天计划的时候，她有些烦恼，因为她担心凯瑟琳和她的朋友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她们以前没见过——也许会处不好。这时，她接到了普拉托·卡切里斯的一个电话。他对她说，他想先和她父亲召开一个电话会议，然后再提供有关手头这个案子的任何细节，他的语气中透出一丝不祥的兆头。但这时候伯尼正在为一位病人动手术，所以他们不得不等待一个多小时。
在焦急的等待中，莫妮卡的第一反应是，斯塔尔故意等到她生日这天作出指控她的决定。自从5月的指纹检查以来，她受到犯罪指控的可能性看上去更大了；这种威胁一直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似乎甚至连她的新律师“梦之队”——杰克·斯泰恩和普拉托·卡切里斯——也无法帮助她摆脱显然是无法避免的指控。现在，在等待伯尼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她有充分的时间回顾一下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她的案子的起起伏伏。
6月初，她花了整整五天时间向她的新律师队伍进行陈述。他们相信，她是一名非常可信、直率的目击者，聪明而略带一些天真，与一个攻击性的机会主义者的近乎普遍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能够说服斯塔尔。在6月9日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和莫妮卡的律师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斯塔尔的副手鲍伯·比特曼强调，她面临的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很严重。他在一封信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这封信宣称，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在作出任何可能的豁免决定前必须对莫妮卡进行质询。
6月中旬，伯尼飞到华盛顿，与莫妮卡、她母亲、朱迪·史密斯和律师队伍在水门她的公寓中开了一次会。那时，所有来自斯塔尔的模糊迹象都暗示，他更倾向于指控莫妮卡。她母亲、姨妈、最亲密的朋友、以前在白宫的同事被迫在一个刑事案件中，而不仅仅是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反对她——这样一个梦魇似乎更近了。
在这个等待的游戏中，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曾经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那时马里兰州检察官宣布，开始调查琳达·特里普在没有得到莫妮卡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为她录音的做法是否违反了州法律。这个消息让莱温斯基一家人非常高兴。“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琳达·特里普晚上睡不着觉，担心自己会进监狱。”莫妮卡说，“因为那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激动万分，高兴得活蹦乱跳。当时我的感觉是，正义会取得胜利。”
在莫妮卡和她的新律师队伍等待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接下来的行动时，显然时间对于这位独立检察官非常珍贵。7月17日，斯塔尔创造了历史：他向总统发出了一张传票，命令他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现在，在调查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之前，他需要能从他潜在的明星证人那里得到的所有信息。
四天后，斯塔尔打电话给斯泰恩和卡切里斯，问他们是否可以在7月23日——莫妮卡生日当天——与他在马里兰他道德顾问萨姆·达什的家中共进早餐。在那次会谈中，很明显斯塔尔非常迫切地希望与莫妮卡进行一次交谈。不仅如此，在经过六个月的反反复复后，他似乎已经准备好给她一份豁免协议。她最坏的担心没有发生，相反，她最好的希望就要实现了。
会谈结束后，普拉托·卡切里斯回到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把斯塔尔的生日礼物传给莫妮卡。现在，在与她和她父亲的电话会议中，他说，他和斯泰恩相信斯塔尔准备给她罪行豁免权——也就是说，无须接受有关这个案件的任何一项指控——但是他们希望她接受所谓的“一日女王”提议，以便他们可以评估她的可信度。在“一日女王”规则下，证人告诉检察官他/她所知道的一切，而无须担心受到任何指控。卡切里斯还说，萨姆·达什——一位著名的民主党人已经介入了这个案件，这立刻会让每个人都舒服很多。在所有这些情况明了后，这位律师要求莫妮卡7月27日星期一去纽约与斯塔尔的副手们和达什会谈。他强调说，这必须绝对保密。莫妮卡则坚持，斯塔尔不能让那些在1012房间中恐吓过她的副手参加会谈。
这个消息似乎还不能提供足够的庆祝理由，但随后卡切里斯又打了一个电话过来，给了她另一件生日礼物。他从阿希莉·雷纳斯的律师那里得到一个口信，雷纳斯祝莫妮卡生日快乐，还说她爱她。“那是我能够想象的最好的生日惊喜。”莫妮卡说，“我以为她会恨我，因为这给她在白宫带来了很多麻烦。她依然是我的朋友，这实在太好了。”
莫妮卡按照她律师的要求行事，她笑得很灿烂，但在朋友们面前一点也没有提及即将到来的纽约会谈。他们离开之前，负责他们所谓“保密事务”的朱迪·史密斯为莫妮卡买了一个帕梅拉·安德森风格的金色假发作为伪装。为了隐藏身份，周日上午莫妮卡登机的时候除了戴假发，还戴了一顶棒球帽和一副眼镜，而且没有化妆。伪装工作取得了成效：在飞往纽约的五个小时旅途中没有人看他们第二眼。
当天下午他们在第五街的一个小公寓中与普拉托·卡切里斯、杰克·斯泰恩和雪妮·霍夫曼见了面，霍夫曼是答应在这个案件中帮忙的卡切里斯的一位女同事。与霍夫曼在一起让莫妮卡感觉很舒服，她在会谈中帮助她轻松而专业地通过了她的故事中最窘迫的部分。直到今天，莫妮卡依然对霍夫曼印象深刻：“她是一位极为智慧、尖锐、善于分析的年轻女人，她在这整个压迫性的、充满政治动机的调查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虽然与她的律师队伍的会谈给她带来了一些帮助，莫妮卡依然度过了一个紧张的无眠之夜，她知道第二天的会谈生死攸关。早上她再次和她的三位律师见了面。他们决定由雪妮·霍夫曼在最初的30分钟内提问，帮助她通过一些主要的话题，比如她的风流韵事的细节、她的伪证、她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