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毕竟不行，工厂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师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这么一家家工厂轮着转，初中三年，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工厂都劳动遍了。劳动之外也上课，老师们知道时间无多，总是像抢夺珍宝一样把那一点点上课时间抢在手里，精琢细磨。那些老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个风度非凡，课讲得好极了。就在劳动的夹缝中，仅仅三年，我们的作文写作能力已达到流畅无碍、几乎不犯语法错误的地步。数学更好，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蹲下身来就可与同学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画出一道道著名的几何学难题，吵吵嚷嚷地证明起来。
读高中我换了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女子中学，刚招男学生，校长是一位女老师，听说是一位著名右派的太太，英国剑桥出身。我们进校不久她已不能做校长，却仍然每天忙忙碌碌。我们只在一旁偷看，想找到这位老师在步态举止上的反动影子。正面相遇时，我们叫一声“老师好”，她立即回礼，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比其他老师回礼时看我们的时间要长。我们的目光立即躲开，心想这大概就是别有用心的眼神。
接替的校长也是一位女士，一身上布衣衫，抗日战争时在上海郊区参加过游击队，给我们作报告时全是很难听懂的农村口音，但她很少作报告，要作也就是几句，说自己没文化，要我们好好读书。她走在校园里，脸上没有表情，显得拘谨和胆小，但一见到学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满脸笑容。这位校长的好处是从来不干涉课堂内容，而老师们则趁机离开正式课文加入大量“课外辅导教材”。正式课文里，语文以报纸社论为主，英文以政治口号为主，而通过“课外辅导教材”，我们悄悄地学过了全本《论语》，背诵了屈原的《离马蚤》，甚至把那本当时不知怎么进来的essential english一至四册学完了。英语老师孙珏先生以异样的热情坚守伦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国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们也大体知道了美国口音是怎么回事。
今年母校校庆，我就是带着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重新踏进离开三十多年的校门的。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回忆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给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老师们所受的污辱，我即便是用文字复述一遍都觉得不舒服，可以笑谈的只有一件：我们的数学老师曹惠生先生以不关心政治而著称，在我们读书那会儿他已经非常讲究衣着和发型，连拿粉笔的手势都像音乐家拿指挥棒一样漂亮，惹得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女同学们老是红着脸傻傻地看着他发怔。“文革”一来，他就没有一点是处了，一连批了几年，最后终于又要他上讲台，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数学课教下去。于是在第一堂函数课里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概念引了进来：“我们上海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江苏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为四小撮阶级敌人……”他以为这样讲课总算是关心政治的了，没想到一下课就遭批判：“上级从来只说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你却闹出了四小撮，分明在为阶级敌人张目！”
这次我一进校门口就遇到了曹老师，才问候两句便想证实上面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曹老师正色道：“传错了。我当时不是说四小撮而是说五小撮，特别加了一个山东，因为前来听课的工人宣传队师傅是山东人，我怕他受冷落，临时加的。没想到他批我批得最凶。”
曹老师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但我居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想根本原因是当年天天盯着看，学生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还非常纯净，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会失去底本。当然这是对主课老师而言的，而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梯拐角处，企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企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如电击火溅，有时居然真的在半秒钟里回忆起来，大声呼出，于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微微颤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让老人失望。这时我想，做一个学生，什么错误都能犯，却万不能在毕业多年后面对一位年迈的老师时叫不出他的姓氏。
有一位老教师在操场角上注视我好一会儿了，赶紧迎上去，“李……”我正想亲热地叫他一声“李老师”，却又立即收口，因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绰号：李卜克内西。学生们都会调皮地给老师起一些绰号，大多是从老师的讲课内容中引发出来的，最要不得的是暗暗把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生物学老师叫做“草履虫”，真是大不敬。眼前这位老师是教世界历史的，讲到李卜克内西时发音特别顺溜悦耳，于是就有了这个绰号，他究竟姓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时我们这些才十几岁的学生就听到传言，说这位老师原是旧社会的一个著名法官，《六法全书》的编者之一，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这样一个大人物怎么落到中学教历史来了？我常常在课堂上好奇地注视着他的目光。他的目光，平静而忧郁，缥缈而苍凉。当时我已经对哲学发生兴趣，有很多问题弄不懂，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他才能帮助我。至今记得那天拦住他请教哲学问题时他那多重的惊讶，大大的眼睛看了我好半天，便一把将我拉到树丛边，快速地向我推荐了一本外国哲学书，而且告诉我在哪个图书馆可以借到。今天我重提这件往事，他竟然全部记得，而且说，他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时总想转告我，那本哲学书有几处错误。“我不姓李，叫杜羡孔，老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
老人们的情况，最应该多问又最不便多问。没见到几位当年最熟悉的老师，暗自忐忑，却只敢在热烈的场面中留半个心眼悄悄搜寻。多搜寻到一个，多一分惊喜。我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已于去年逝世，今天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地赶到校庆会场来找我，她是穆尼老师的女儿。她说，穆尼老师临终前几次留话，要把他的藏书全部移赠给我。我和同学们一听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近似图书馆的庞大收藏。穆尼老师终生贫寒，全是为了购置这些书；他的家庭几十年来一直局促在难于转身的狭隘空间里，全是为了堆放这些书。他藏书，不是为了著书立说，只是为了备课，备好一节节的中学语文课；而当他无法再用这些书籍备课的时候，也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把它们全都交给某个他认为成绩较好的学生。我当然不可能真去接受这份无价的馈赠，何况我现在连自己的藏书也已经完全无法对付，但面对穆尼老师的女儿我还是不能不心情沉重：毕业那么多年，我去拜访老师也就一二次罢了，而老师的遗言却突然使这架人情的天平严重失衡。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大多已无法弥补。
蓦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面走来教化学的姜青老师，我化学成绩不好，三十年后还保留着对她的畏惧。姜老师清瘦典雅，依然戴着那副眼镜，笑得那么高贵。“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说，“几年前，你还在做院长，我在一家饮食店里遇到你们学院的一帮学生，他们大声喧哗，不按次序，把先来的顾客挤在一边，而在他们的喧哗中又老是夹带着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过去要他们遵守秩序，并且告诉他们，做你们院长的学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们院长的老师，有资格教育你们——你看，我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我连忙问，结果如何，姜老师说：“这帮孩子不错，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说成骗子骂我一顿，没有，他们立即安静了，乖乖地排到了我们后面。”我安慰地笑了，想象着姜老师柔声柔气间的威仪，三十年前在化学课上就领受过的。
但是姜老师，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从学生我不小心出了一点小名，竟然有好几个从未给我上过一节课的人热衷充任我的师长，编造我的行迹，而且越说越离奇。我的名字，那个过去在课堂上老被你批评或表扬的名字，如今却长久浮动在各色盗版书的封面上，映现在那些我从未“指导”和“顾问”过的影视作品前，甚至还怪诞地成为筹款集资的旗号。为此，我十分理解今天已经五十出头的女同学们遇见当年老师时为什么会突然孩子般抽泣起来。你是我确证无疑的老师，看着我长大，我的名字只有在你口中叫出来才是最真实的。由你在公共场合宣布我是你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我也要感谢我的那些顽皮的学生，他们居然立即安静了，没有让我的老师难堪，因此也为我争了脸。我太知道他们，高个儿高嗓门，大大咧咧，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但基本上还是识大体、通情理的，只须轻轻一声断喝，便能领悟学生的本分。谢谢你们，我的学生。
长者
一
一九六三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与很多男孩子一样，我照例也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姓丁，一个姓张，成绩都很好，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任何一所大学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场边上商议，现在报考的大学分三类，一类为理工科，二类为医科，三类为文科，我们三人如果各报一类，二十年后一起周游世界，走到哪里都没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该多痛快！
这个想法很吸引人，立即通过，而且决定，一定要选每一类里最好（也就是最难考）的学校。那么，三类怎么分工呢？用三张小纸写上号码，折成小球往上抛，抓阄。丁抓到了第一类，很快打听明白，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张抓到了第二类，经过衡量也作出了决定，当时最难考的医科是第二军医大学；我抓到了第三类，可恨的文科，该选哪个大学呢？三个人都苦恼开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为什么三个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这种判断，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大能够理解。大概是觉得中文系里闹不出一个极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是觉得我们在中学早已把《离马蚤》、《论语》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难道到大学里再去做这种令人厌烦的事？张同学说：“我刚读过郭沫若的自传，连他也没有上过中文系！”丁同学说：“巴金也没有。”
那天的初步意向，我应该报考外文系，至于哪个大学的外文系最好，还要分头打听。
但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
没等他说完我就急着问：“那你们是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
“还没有作这种排列。”老师说，“你知道郭沫若先生吧？”
“知道。”我回答，心想昨天张同学才提起过他。
“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在这个大学高年级里发现了一个能写剧本的高才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学业，转到我们学院来读书。”
“你是说，连中国科学院院长也认为，科学技术没有戏剧文学重要？”我的班主任孙老师惊讶地问。
“我可没有这么说。”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合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学的这位高年级学生只能进入我们的一年级，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如果你来报考，”他把脸转向我，“他是你的竞争对手。”
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发呆，他又丢过来一句：“你的竞争对手还有巴金的女儿。”
果然还有巴金！昨天我们刚刚说郭沫若和巴金没读过中文系，没想到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学生和子女托付给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怎么能怀疑这两位长者的判断？我当即下了报考的决心。
戏剧学院是提前考试，一共考了九场，真把人累死。还没有等到发榜，全国高校统考开始了，我当然还应该参加。统考的第一志愿填了军事外语学院，因为听说这个学校毕业后能做外交武官、情报人员，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太刺激了。
不久传来消息，两校都录取了我，戏剧学院抢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档案。军事学院一位姓刘的军官坐在我家里不走了，反复给我父母说，我的英语成绩在今年考生中是第一名，学校决定非要我不可，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我和家长到市招生委员会吵，把档案抢回来。
我父母本来就对戏剧学院没有兴趣，但平生又不会争吵，只得不断写信给招生委员会。姓刘的军官又来了，说写信没有用，得当面去说。父亲对我说：“这种事由家长去说没有说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员会去一趟吧。”
上海市招生委员会设在同济大学，换了三辆车才找到。那天奇热，进校门前先在马路对面的小银行门口站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详着大门，猜想会见到什么样的人，盘算该讲什么样的话。进了校门后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阒寂无人的楼房间胡乱穿行，直到培养足了对军事外语学院的热爱，对上海戏剧学院的憎恨，才推开招生委员会的大门。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他就笑了，说你爸爸每天寄来一封信，现在都在姚主任那里，就让姚主任与你谈吧。就这样，我轻易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招生委员会主任姚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脸慈祥，笑眯眯地听我把准备好的那一套讲完，就把笑容收住了，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他的语气完全不容辩驳，好一位威严的长者，我看着他发了一阵傻，他也看着我，却不再讲话。结果是我点了点头，起身告别。
如果说郭沫若、巴金还比较遥远，那么，姚力却实实在在地以长者的力量把我推进了戏剧学院。
班级里三十个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组。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叫曲信先，他就是郭沫若推荐来的那一位；我的邻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儿。
二
不知是该怪学校还是该怪时代，我们入学后遇到的课程实在太差了，差到我根本不敢写信告诉在清华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的那两位小伙伴。
专业主课叫“剧本分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的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终于有一位稍有名气的陈汝衡先生来讲古典文学，他用标准的苏北口音教了几个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要我们学写古诗，待我们把作业交上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