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记者回去后，无意跟他聊起，所以他来了。
带张南生看过父母，我和他少不了要去喝上几杯小酒。我打算在医院附近随便找个餐馆，他却把我拉上出租车，来到市中心一家高档酒楼里。我说：“你当编辑发财啦？”他认真地道：“你请客！”他好像不高兴，我给他弄得难为情。
酒过三巡，张南生打开话匣：“那天，在我家，临睡时，我跟你说了一句话，还记得吗？”我当然记得：“你说，我虽然是演员，但演技不如你。我心服口服，怎么不记得？”他缓缓摇头：“不是这样的，我错了，演技你照样比我强。”他的态度相当严肃，不是开玩笑。我很奇怪：“干吗突然提起此事？”他又是大摇其头：“有次，我们报道一家民营企业，这家公司从经营模特开始，发展到艺术教育，接着涉足房地产，一步一个脚印，三个项目最后都成了全省名牌。更难得的是，这家公司的创办人，是两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其中一人，当时还是大学生，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他没说完我就知道了，我反问道：“你究竟想说什么？”他长叹一声：“唉，我以为我放弃名牌大学、放弃大城市、放弃优越的工作，故意制造新闻，跑回老家沽名钓誉，已经隐藏得够好了！现在看来，和你相比，天差地远，我那点演技算得了什么？蒙我们村的农民、蒙记者、蒙当官的可以，你却骗过了所有人。谁能想到，一个小地方剧团的演员，居然是坐拥千万的富翁？而且，至今也没人知道你的目的何在？你说，你的演技是不是比我高明？你说，你该不该请我吃这顿饭？”
如果在父母转到高干病房之前，他跟我这么说，我一定以为他吃错药了。而现在，我无法解释，一笑置之，我真希望我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可惜我没有。自斟自饮了一杯后，我说：“我只想在台上演出，从没想过在台下演出。”
“你内疚了吧？”张南生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也内疚，我是夜里偷偷离开村子的，在北京那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是一个大骗子。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他手指酒楼外拥挤的行人，“你看，这么多人，表面上没多大区别，但他们是不同的，有的是清朝的，有是民国的，有的是反右四清时期的，有的是文革的，真正二十一世纪的人，恐怕不到三分之一。我做戏，骗不了这三分之一，但还是能骗过大多数，而且，这个大多数绝对接受我，不会认为我是骗子，我只不过把一部分人拉近二十一世纪。我的方法是投机，可我强过那些指责我，且自以为是的精英，他们不屑与我为伍，永远居高临下，仅仅把落伍的大多数当写文章的内容，或挑战政治的工具，从不打算为这些人做点实事。看看电视上、报刊上，春风得意的精英们，满嘴‘弱势群体’，把自己打扮成‘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其实，恰恰是他们造成了‘弱势群体’的产生，他们才是真正的欺世盗名之辈。所以，我现在问心无愧了。”
张南生的慷慨陈词，与我“扮演”的那位“韦公子”惊人的相似，尽管他不是高干子弟，但他何尝不是以精英自居？我讨厌精英，所谓精英，不管是政治、经济、学术、各行各业的，身上总带有浓厚的权利色彩，和当官的是一丘之貉，都是为了控制别人，方式不同而已。跟我同甘共苦、同床共枕三年的人想控制我，我也不答应，何况是可恶的精英了。他不内疚的经验，我无法借鉴，相反，发现与精英坐在一起，我的酒再也喝不下。
告别时，张南生说：“你变深沉了。”我说：“我在演戏。”，以后，我没再跟他联系。
转眼三个多月过去，医生同意老爹、老娘出院了。大哥、大嫂开来一辆车，把他们接回家赡养。我在省城的使命结束了，昨天，老爹临走前对我：“好好回海口打理酒店，不用着急，我死之前你能还清这笔债，就是我们全家的伟大胜利。”
老爹的话提醒了我，应该去干什么？我要回海口，不是去打理酒店，而是货真价实把美食城买下来。肖露露按“商业原则”给我的卡，买下十个美食城都绰绰有余。张南生说的对，我是个富翁，虽然我自己从没意识到。小时候，我在厂里捡到十块钱，请了几个同学，痛痛快快喝了一次汽水。我老爹知道后，差点打烂我的屁股。当时，十块钱非同小可，工人阶级又开始走下坡路，失主不难找到。老爹把我当小偷处理，他赔了人家的钱，还要我上门赔礼道歉。有了这次教训，我后来成了拾金不昧的好学生。肖露露给的卡让我想起那十块钱，可是，我既然用来给父母治病了，为什么不能花在别的地方呢？反正不要脸了，最多被她看成烂人一个，大不了，永远不再见她。
我订了去海口的机票，只在省城多停留一晚，千不该万不该给宜佳打电话，我想跟她道别，谁知不到十分钟，她就出现在我面前。
“我接你回来的，当然要送你。”宜佳要送我去机场。美女相送，我还能怎么说？见了她那辆的进口车，我还手痒痒，主动坐上驾驶座。
开车上路，我问道：“李梅现在怎么样啦？”模特们去医院探望我父母，没见到李梅，当时，也没心思打听。宜佳说：“你不知道呀？李梅前年去了澳洲，她和小玉结婚了，去年生了个女孩。”我和玉米子几年没联系了，在剧团收入太低，哪敢跟他打越洋电话，去了海口又把他的电话号码丢了。不过，我还是为他高兴：“这小子，真的说到做到，他们不打算回来当海龟了吧？”宜佳道：“谁说的？小玉还要读研究生，李梅说等他毕业就回来。其实，小玉每年都回来一两次，倒是你，好像把我们都忘了，电话也没一个。”
话题转向我了，我后悔打听李梅，还不如瞎扯一下省城拥挤的交通，或聊一些明星绯闻也好。我点燃一支烟，故作轻松地说：“我要是有一辆这样的车，肯定天天来看你，就怕你男朋友吃醋。”宜佳斜眼看我：“这辆去过怀城，还不止一次，有时一个月就跑几趟。”我心跳加快，很不自然地笑笑：“你、你不是开玩笑吧，你、你去怀城干什么？”以前我就发觉她有暗恋我的倾向。她却说：“是啊，我去怀城干什么？这是公司的车，本来我也不知道有人经常开去怀城。碰巧有一次，大概是前年吧？那人喝醉了，非要开这辆车，我怕她出事，想把她送回家，她却逼着我开去怀城，路上，她跟我说，她每个月都去怀城看戏。那晚，我们十一点多到怀城，戏早就散了。她不肯回去，叫我把车停在怀城剧团大门外，静静地坐着。没多久，你、你跟一个女的出来了，她说，她要看的戏才开始。我们悄悄跟在后面，你把那女的送进一所学校才……喂，右转，你看路呀，到机场了！”
我机械地把车拐进机场路口，停在候机大厅门外。宜佳接着说：“这两年，你不知道跑哪去了，那人再也不用这辆车，她一直开那辆又老又破的雪铁龙。”我又点燃一根烟，冷笑道：“哼，我果然逃不出她的掌心，是她叫你来的吧？”宜佳冷漠地白了我一眼：“那天和她去医院后，我再也没见过她。算起来，我将近一年没看到她了，要不是你来，估计她也不会露面。”我大感意外：“她这种胸怀大志的女强人，怎么可能扔下公司不管，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宜佳认真地说：“我不开玩笑，你说的对，她早就扔下公司不管，她说做得不开心了，再做下去也没意思。现在，路阿姨当头，我负责模特和艺术学校。开始她又回到少年宫当义务辅导员，后来，什么也不干，整天去旅游。”
我无话可说了，默默抽烟。宜佳盯我半响，突然哭了：“雷哥，你知道吗，苏柳听说你在这，想回来看你，我不让她回来，也不许她给你打电话。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和肖姐成这个样子，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受不了女人哭，扔掉烟头，提行李下车，宜佳跟我再见我也不回头，待她开车走远，我一屁股坐到台阶上。
在候机大厅门外，吹了一小时风，非但没感觉冷，反而浑身燥热。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胜利者，五年前我离开，不管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不过是为了跟一个女人赌气，这场漫长的赌气，好像是我赢了。既然我赢了，为什么还要离开？我知道，我这么认为非常窝囊，但这个结果，确确实实是我想要的。尽管有时候，我并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五年来，我在台上演出、台下演出，观众越来越少了，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或许，我的演出也只为了一个人，而这个人似乎在等待我谢幕，把我带回真实。演出早就应该结束，就看我怎么谢幕？
我在手机上，重重按下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号码。
“你好！”
听到这声“你好”，我回了一声叹息。她真的在家等我，从她的呼吸我能感觉到她知道是我。要命的是，我笨嘴笨舌的毛病又犯了，换了好几个姿势，长吁短叹了半天，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时，机场广播开始点我的名字，我行李也不拿，跑进候机大厅，将手机举向空中，正好广播再次响起。
“雷山旅客请注意，飞往海口的班机就要起飞了，请你马上办理登机手续。”
马后炮
这部小说打完最后一个字，自己倍感意外，三年前开头时，我所想象的，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诗人白玉苦瓜评论《有我是谁》时说，该小说里什么都有，惟独没有爱情。言外之意是，我不敢、或不擅长写爱情，我的所谓爱情，大多在床上发生，实在亵渎了这一神圣的事情。而这部小说，恰恰做了我不擅长做的事，所以我意外，也担心。
其实，我也不大清楚我擅长写什么？每次动手敲击健盘，直接原因是消耗掉一个个寂寞长夜，至于写成什么东西、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会赢得多少的功利？写完以后才有空闲去浮想联翩。最为烦恼的是，写完以后，我立即变成一个读者，除了纠正一些错别字句外，再也不能以一个作者的身份去做精雕细刻的改动。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渔夫，说不定大受鱼儿欢迎，因为，我不知道我编织的渔网是否漏洞百出？
不能说这部小说毫无生活基础，尽管百分之九十是虚构的。
在我生活的小城周围，曾经散布着十几个三线厂矿，如今，有的搬迁，有的破产，幸存下来的屈指可数。这些厂矿的子弟，从小和我一块长大，但他们和我是不同的，直到今天，几个厂矿子弟站在街边，不到两分钟，你就能将他们区别出来。最明显的不同是，他们都会讲本地话，但相互之间一定用普通话交流，口音南腔北调，北京的，上海的，东北的，湖南、湖北的，广东、江浙的。加上他们的穿着打扮、生活习性都比较讲究，俨然一群生长在小地方的“城里人”。这部小说的主角雷山，就是我熟悉的这种人。他不安分，爱幻想，读书用功、向往外面的世界，不希望像父辈一样被遗弃在大山角落里，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
原来，我想象的雷山绝对与爱情无关，女人仅仅是他生活中的过客，现在，女人决定了他的命运。不过，我仍然不敢说，他与爱情有关，只能说，与女人有关。之所以对爱情不自信，源于我有过两场失败得一塌胡涂的恋爱，说白了，我爱人家爱到死去活来，最终，却被弃之如敝屣。为第一个女人，伤心的流浪了一年，第二个女人，更是好几年醉生梦死，不惜放弃铁饭碗。这一点，雷山和我是相同的，也算不上丢人，被女人改变命运的男人，这世上应该有不少，况且，谁能说得准自己的命运本来是什么样子？也就谈不上被谁改变了。
相比《有我是谁》和《狩猎时区》，这部小说基本跳出了官场、商场，不再有贪官、j商，也不再有血腥味，换以文艺圈为背景。从这个层面上讲，算得上是小小的新意吧？只是，有一点令人十分郁闷，从始至终，我挖空心思想写得轻松一点，阳光一些，尽量往喜剧的路子走。可回头再看，才发现不管我怎么漂白，天空还是那么的灰暗。
我承认我内心叛逆，但比较许多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唱起主旋律，我以为我顶多算是稍稍走调。然而，之前，费尽心机写了一部纯主旋律的《绝地风暴》，已经证明我唱主旋律是非常的蹩脚。那还是我经过在新疆对上百人的采访、数千公里的采风、整整耗时一年才完成的。倘若《绝地风暴》是一张渔网，相信鲸鱼也能钻过它的漏洞，而这部小说重新开始，我估计我依然迷失在《绝地风暴》之中，所以，我拼命去漂白，所以我跳出了官场、商场，所以，我向以前我害怕的情场靠拢。好在我敲击健盘并没有多么崇高的目的，也就不在乎这部小说是否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了。
我是在为自己找台阶，趁还能找得到台阶。更不幸的是，文艺圈子的爱情，无异于破烂事，八卦新闻每天有，谁都耳熟能详，弄成一部小说实在没必要。或许从商业角度讲，这部小说有先天缺陷，选题是失败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可是，从动手到完成，我没有过一丝悔意。
“脿子无情，戏子无义”，我无法考究这句话源起于何年何月，但我相信一定历史悠久了。我们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尊重艺人的传统，把侯保林等江湖艺人请进中南海演出的年代，恐怕算是有史以来艺人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了。不过，别误会，扯出这句话，并非这部小说是为了帮艺人打抱不平，我没那么大的能耐。坚持以文艺圈为背景，主要是我曾经熟悉这个圈子，多年前，我本来就是个艺人。也许是怀旧吧？一直想做点什么纪念我学艺、从艺的岁月。说起来又十分可笑，当初我学艺的目的只是为了混进大学，因为艺术院校的高考分数要求很低，用不着寒窗苦读，幸运的是，我办到了。那真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以我要纪念它。恰巧前年有机会涉足影视，接触了形形色色的艺人，对这个圈子又有了新的认识，小说便慢慢水到渠成了。
既然是与女人有关的小说，女人自然要唱重头戏。但女人似乎是男人永恒的难题，至今，我也无法了解抛弃我的两个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惹不起就躲，用上第一人称，避开女人复杂的内心。只是sex我无法绕过去，对于这一方面，记得有一位女作家指责过《有我是谁》，充满着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可能因为她的指责，这部小说感觉中规中矩了许多，不过，我也不敢保证令她满意。毕竟，sex不单单属于男人，女人照样有需求，表现出来，不是蔑视、偏见，是一种公平。
都说结局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此观点我同意。在《有我是谁》和《狩猎时区》中，结局都比较狼狈，看似留个想象空间，其实是黔驴技穷。这一部篇幅较小，不到二十万字，可以稍微从容一点，但也不是大好，不过总算有一个结局了。
言而总之。这部小说和这篇马后炮差不多，迷乱中开始，迷乱中结束。而今，自己像一个厨师，菜做完了端上桌，坐在门后点燃一根烟，静静等候食客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