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欢喜喜过元旦。一个时期以来，部队一直辗转作战，很少有时间休息，抽空打个吨也就相当不错了，趁这次过元旦，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休息好。
盘算归盘算，到哪里去弄好吃的东西呢？
黄克诚打发人在城里四处找寻，不长时间人都回来了，一无所获，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到。
黄克诚心里不是滋味，自己这个政委没当好，连改善一下伙食，这点最低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真有些对不起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的战士们。
就这样，部队在高兴欢快的气氛里，过了个窘迫之年。
黄克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多少年来一直不能忘记，而且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
部队虽然没有吃好，但是不久便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毛泽东又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会后不久，毛泽东亲自来到三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
黄克诚很久没有见到毛泽东了，只见毛泽东又黑又瘦，黑发及肩，衣着破旧，但是两眼炯炯有神，神采奕奕。
毛泽东又可以重新带领红军打仗了，这是一个令黄克诚兴奋不己的消息，一个他盼望很久的消息。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就曾经向彭德怀提议，让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如今，这一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在红军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黄克诚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的曙光，长期以来内心的紧张与忧虑终于松弛下来。
但是，黄克诚有些不满足，更有些不理解。为什么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避而不谈政治路线？为什么毛泽东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明确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问题在黄克诚头脑中缠绕了很久。直到半年多以后，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中央红军被迫先行北上，这个心头之结才解开。
1980年，年近八十高龄，饱经磨难的黄克诚，拖着久病之躯，在中央纪委会议上，意味深长地谈论起这件事：遵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
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就是博古、李德这两个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了政治路线问题，那伤害的同志就更多了，因为，当时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那就会搞得好多同志情绪不高，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完全团结一致。通往土城的山间小路。
雨雪交加，道路泥泞不堪，艰难行进的红军笼罩在灰濛濛的雾气里。
黄克诚自苗区木楼上眼镜被烧以后，一直没戴眼镜，碰上这种鬼天气，眼前模糊一片，磕磕绊绊行军，吃尽苦头。不过，他无心考虑这些，只觉得身上担子好重，因为师长张宗逊身负重伤，他一人挑起了红四师军政两副重担。而且，这次红四师担任掩护任务，干部战士们身心消耗很大。按说，黔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379、380页。
军是支杂牌军，装备差，士兵一手持大枪，一手持烟枪，人称“双枪将”，战斗力可想而知。不过，他们紧紧咬住红军不放，迫使红四师边打边走。而且，他们凭借爬山本领高的特点，一打就跑，然后又跟在红军后面移动，使得红四师每前进一步，都需要集中全力，以备不测。
1月下旬，中央红军在土城与前来“围剿”的川军遭遇，遭到优势敌军的顽强抵抗。
红四师奉命开赴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迎敌。
这时，红四师祸不单行，不仅师长张宗逊负伤就医，而且黄克诚也有病在身。他只得咬紧牙关，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打仗。土城是黔西北大道要冲，又是赤水东岸的重要渡口。敌人集中九个团的精锐之师，向中央红军发动猛攻。
战斗十分激烈，形势危急。
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督战，并且将后备军——干部团也调往前沿阵地迎敌，才使红军稍微松口气。
激战中，红四师连日行军打仗，个个疲惫不堪，恰逢朱德总司令前来督战，目睹此景，不免恼火，向躺在担架上的黄克诚发了一通脾气。
黄克诚明白，土城战斗打得非常艰苦，红军伤亡较大，总司令心里很不好受，看到四师这副样子，自然有些恼火。若在平日，总司令对待部下一向宽爱有加，决不会发火。土城一役，红军没有一味与敌僵持。毛泽东正确分析敌情后，立即率领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西渡赤水，红四师仍然肩负掩护任务。红军大部队刚开始渡河，敌人就逼上来了。黄克诚立即命令红十一团进行阻击，掩护大部队渡河。
红军顺利渡过赤水河，经过三天三夜行军，到达扎西地区，进行休整待机。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的编制，将红四师编为三个团，师领导同志下到团里任职，于是黄克诚下派到第十团担任政委，团长是张宗逊。
2月19日，整编后的红三军团会同兄弟部队及军委纵队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向东急进，准备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按照军团部署，黄克诚、张宗逊统一指挥红十团、十一团，作为军团右翼，向娄山关疾进。
娄山关。
连绵起伏的娄山山脉。
正前方的娄山关，异峰突起，怪石奇岩。大小尖山与中间的深涧，好似两扇大门，紧锁住娄山关的通道。
一条公路蜿蜒盘旋而上，消失在雾锁云封处。
娄山关驻有黔军一个旅，据险而守。
2月25日，太阳懒洋洋爬上山坡，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的战斗打响了。
黄克诚率领红十团、十一团迂回桥板，断敌后路，阻敌增援，配合主攻部队围攻娄山关之敌。
翌日，红三军团一鼓作气攻占了娄山关口。
黔军急忙派出六个团的兵力，向关口发起连续冲锋，企图夺回关口。
在这紧急关头，彭德怀一方面增派部队迎敌，一方面命令红十团向敌侧后发起攻击。
黄克诚、张宗逊率红十团突破敌人左翼阵地，将守敌击溃，尾敌穷追五十里之多。
进攻娄山关的敌人闻讯，乱了阵脚，一路溃败下去。红军乘胜追击，再度占领遵义城。
2月28日，残阳如血。
遵义城外老鸦山。炮火纷飞，弹坑累累，尸横遍地。山上树木光秃秃，寒风掠过，苍凉凄惋。
黄克诚也记不得打退敌人多少次冲锋了。得知敌人派兵增援遵义，并占据了遵义周围几个山头后，红十团立即赶赴城外老鸦山，阻击援敌。
老鸦山是遵义城西南的一个制高点，离城只有一千多米。如果敌人控制了老鸦山，会直接威胁遵义城的安全，危及城内红军中央首脑机关。
红十团广大指战员深知责任重大，在黄克诚、张宗逊的指挥下，首先向敌人占据的山头发起猛攻，一举攻下两个山头，同时控制了老鸦山主峰。
援敌疯狂反扑，敌我双方展开了山上山下反复争夺。老鸦山，已经成为敌人主攻方向。
在死伤累累，进攻一再受挫之后，敌人出动飞机助战，一次次狂轰滥炸之后，红军阵地上火光冲天，树木连根拔起，夹杂着泥石块，直飞半空。
战斗异常残酷，呈现胶着状态。在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反扑之后，黄克诚、张宗逊决定下山出击。
张宗逊知道黄克诚未带眼镜，跑山路冲锋很困难，就让他带领两个班留守，自己与参谋长钟伟剑率领部队追击溃敌。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杀向敌阵。
然而，敌我相差悬殊，当敌人发现追击红军兵力不多时，很快稳住阵脚，向红十团反攻过来。
敌人装备优良，兵力上又占据绝对优势，因而红十团逐渐顶不住，被迫后撤，损失较大，团长张宗逊再次负伤，参谋长钟伟剑英勇牺牲。
敌人又向老鸦山主峰簇拥而来。
这时，山上只有黄克诚带领的两个班，一挺重机枪。中央机关就在遵义城里，背后是乌江。如果阵地丢失，红军背水一战，形势极为严峻！黄克诚想到这里，指挥仅有的两个班阻止敌人进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敌人越来越多，攻势越来越猛，眼看阵地就要沦落敌手了。
黄克诚大喝一声：“山下就是遵义城，领导机关就在城里，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决不能后退一步！”
无奈，敌人太强大了，老鸦山主峰失守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军委后备队干部团赶到了！
黄克诚十分高兴，协同干部团重新夺回了老鸦山主峰。红一军团也及时赶到，包抄了敌人后路，打乱了敌人的阵脚。
黄克诚果断率领山上队伍，冲下山来，收拢失散的人员。在山下，黄克诚见到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回想起刚才冒险追击阵地失守的情景，黄克诚禁不住向林彪说道：“好险啊！”林彪不以为然：“你们当初守在山上就是了，不该去追击。”黄克诚分辨道：“敌人已经逼近遵义城，不把敌人赶跑，那怎么得了？！”
林彪若无其事他说：“敌人正在向你们进攻时，我们已经向敌人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经化险为夷，干部团到了你那里的时候，敌人败局已定！”
就在两人说话之间，果然敌人全线崩溃了。红十团完成阻击任务后，进入遵义城。
四川德昌县。
天气渐渐缓和起来了，绿树吐出新枝。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根据中央会理会议精神，红三军团召开干部会议，着重批判部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矛头再次指向了黄克诚。早在两个多月前，黄克诚便被调离了红十团，到军团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
事情还得从红十团进入遵义城说起。
黄克诚进入遵义城，便找了一大堆报纸阅览，研究分析半年多来的形势。
从报纸上，黄克诚了解到，自从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以后，中央苏区遭受敌人严重摧残，留守红军损失严重，许多留守领导人被俘、牺牲。
方志敏、刘伯坚等大批红军优秀领导人被俘、牺牲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而且还登了他们的照片，许多老战友比如陈毅、贺昌等下落不明，黄克诚对此十分痛心。他是个勤于思考，对革命忠贞不渝的人，由此他不禁为红军的安危深深忧虑。
于是，他就找到一位上级领导同志，向他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觉得中央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力量消耗很大，突围转移以来，主力部队已经折损过半，这些天来，一路苦战，两夺遵义，伤亡和减员进一步增多，因而，他认为中央红军再也经受不起这样巨大的消耗了，应当尽可能避免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珍惜、保存红军现有的有生力量至关重要。
他向这位领导同志建议：指挥作战时，红军应该注意掌握时机，进行通盘考虑，尽快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
这次谈话被反映上去以后，引起了上级领导的误会，以为黄克诚对革命缺乏信心，再加上他一向被认为有“右倾”思想，所以，上级认为他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红军领导工作，就把他调离了红十团，在军团司令部赋闲。
不久，在黄克诚一再恳求之下，他被任命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黄克诚高高兴兴赴任了，只要有工作干就行，他可不在乎官职的升降。
不过，黄克诚这个侦察科长，当得异常辛苦。一个高度近视又没了眼镜戴的人，搞什么侦察工作！经常闹出笑话倒是次要的，关键是经常遇到险情。
有一次，他去搞侦察，竟然误入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差一点被敌人打死。后来他还风趣地回忆说：“敌人好几挺机枪一齐冲我开火，居然都没有打中，我还是活着回来了。”
即使这样，黄克诚毫无怨言，每一次都尽心尽力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在毛泽东的巧妙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来到四川南部会理。
合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长林彪竟然打电话给彭德怀，公开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当着红一军团其他领导聂荣臻、左权等人的面，表示了他对毛泽东的不满！
其实，四渡赤水期间，由于红军行军异常艰苦，今天过来，明天过去，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部队指挥员中也出现了埋怨情绪，林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对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不理解，十分不满，对于整天翻来复去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因而他向政委聂荣臻点名抱怨了毛泽东：“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还行？！”
于是，会理休整期间，就出现了上述一幕。
彭德怀一听，当即拒绝了林彪的提议。
但是，林彪没有就此罢休。几天后，他又写了一封给中央的信，提出要毛泽东下台，让彭德怀指挥作战。
为此，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评了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的确，二十九岁的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个娃娃，毛泽东原谅了林彪。
不过，他却以为林彪那封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于是严厉批评了彭德怀。
彭德怀心胸坦荡，对此没有解释，只是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会上毛泽东还批评了刘少奇，因为他在贵州时，曾向中央建议，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刘少奇这番看法曾与黄克诚交换过意见，两人意见相吻合。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理会议严肃批评了林彪的信，重申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
林彪一手掀起的风波很快波及到黄克诚头上。
这样，红三军团从会理来到德昌，便开始了对黄克诚的批判。
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乎主持召开了这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即洛甫）亲自来做报告，批评黄克诚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大家对他展开批评。
黄克诚又一次在三军团干部会议上受到批判。
关于这件事，王平上将在回忆录中有过一段评述：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光是我，恐怕对绝大多数领导来说都是个谜。
我只是听有人讲，在行军休息闲谈的时候，有人问：“红军这样走不知要走到哪里去？”黄克诚说：“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我想为这类事也不至于点名批判吧。当时许多同志都怀疑，黄克诚定是当了会理会议的替罪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他们不好点彭德怀的名，就拿黄克诚来开刀。
在遭到批判的时候，黄克诚沉默了。这是第几次被指责为右倾，恐怕他自己也记不得了。
批判会后不久，黄克诚被免去了侦察科长一职，来到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
恰好，教导营归红十一团指挥，团政委王平曾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对他很尊重，从不向他下命令。
黄克诚多次向王平说：“你对我不要客气，归你指挥，该下命令就下命令嘛！”
王平说：“你是老首长，怎么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