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黄克诚立即调整了自己的情绪，精神昂扬，向前来迎接自己的人群招手致意。
到达长沙的第二天，来不及和亲朋故友们叙旧，黄克诚便走马上任，立即投入工作。
工作的重心该放在哪里？
黄克诚想到了1949年3月，也就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他那高屋建瓴的气势向全党郑重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已经将问题说得明白而又坚决——工作重点必须放在城市。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对于这一问题，黄克诚有自己的考虑。从全国范围而言，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湖南的具体情况来看，他认为在开头一段时期内，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农村。
这是因为：第一，湖南刚解放，人口近百分之九十在农村，城市人口比例很小。
第二，我上百万大军要经过湖南去解放华南的广东、广西和大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湖南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力支援前线，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运输和人力补充等问题。
第三，湖南山区土匪多，湘西是历史上著名的从来没有被肃清的匪区，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土匪合流勾结。我们急需进行清匪、反霸斗争，必须依靠农民支持。
第四，要发动农民，就必须做好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这需要花大力量才能完成。农村搞不好，农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清匪、支前工作都会发生困难。
这些任务都是紧迫的，繁重的，所以，黄克诚认为，在进入湖南后，开始一个阶段还应把领导重心放在农村。
然而，自己的这一想法会不会被认为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而得不到上级的支持呢？对此黄克诚是有顾虑的。
不久，黄克诚见到了中南局书记林彪。
稍事寒暄之后，林彪开门见山：“你对新区工作有什么看法？”
黄克诚立即把自己的一系列想法详细地向林彪作了汇报。
听罢，林彪浓眉微蹙，沉思片刻：“你讲的很有道理。”
说完，随即招来秘书。
林彪依然双眉微凝，一字一顿地向秘书说：“传我指示，中南各省当前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
然而，黄克诚对此还是有所顾虑：“这，会不会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呢？”
林彪听了，反而双眉展开，脸上浮起几丝笑意，嘴里略微哼哈了一声，然后缓慢地吐出了五个字：“因地制宜嘛！”
说完，林彪头向后面的椅背上一仰，微眯双目，从口袋里捏出几粒炒豆，悠悠地填进嘴里。
二十多年之后，林彪叛国身死，中央批判林彪。林彪让秘书发出的这一电文被当成了他违背中央总方针的罪行之一。
三十多年之后，黄克诚在谈到这件事时，曾在他的自述中这样写道：其实，这个观点或如有错，首先应该批判我，可是我至今还认为这观点没有错，大量新干部不懂政策又缺乏经验，把重点放在农村，老干部大力抓农村工作，尚且免不了有许多毛病，使群众有意见，不着重地抓，问题就会更多。
黄克诚从林彪那里得到指示以后，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林彪是奉令率大军南下的统帅之一，又是中南局书记，是湖南等省的上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他有发言权。
随后，黄克诚便按照自己原来的意图，雷厉风行地在湖南展开了工作。
黄克诚在湖南工作了一共三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他所领导和指挥的湘西剿匪，是件值得一书的事情。
湘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地方。近百年来，广泛流传着几句俗语：“湘西有割不完的大烟，数不清的枪，打不净的土匪。”
湘西是湘、鄂、川、黔四省的边陲之地，境内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有湘川、湘黔公路通往四川、贵州，是第二野战军入川作战的必经之地。
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迷梦，指令宋希濂将一二二军布置在大庸、溪口一线，同时收编了十几万土匪，编为三个暂编军、十个暂编师，盘踞在湘西各处，妄图利用这些土匪势力和游杂武装，依托湘西的崇山峻岭，扼险固守，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
黄克诚对湘西十分重视，他对准备进剿湘西的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指示道：湘西所处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对我们解放大西南关系重大，国民党虽然在这里只有一个正规军，但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活动很猖獗，是湖南的“盲肠”，对我军进军西南威胁很大。我们要打开进军西南的通路，保障部队入川作战的交通运输安全，必须消灭湘西的土匪武装，彻底割掉这根“盲肠”。
盘踞在湘西的十余万土匪，是国民党败退前有计划地留在湘西的所谓“大陆游击队”。他们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企图在湘西建立“敌后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准备策应蒋帮“反攻大陆”，卷土重来。
湘西土匪有四大特点：一是历史长远。早在三百多年前湘西就有土匪，尤其是近百年来，湘西的政治势力实为土匪所掌握，有些土匪竟世袭数代，许多家庭世代以匪为业。
二是相当普遍。湘西的土匪本来就很多，加之国民党实行养匪害民的政策，更使土匪遍于各地。老百姓说湘西有三多，枪多、匪多、大烟多。不少土豪劣绅强迫老百姓从其为匪，谁不愿意，全家都要遭殃。
三是反革命坚决。这些土匪本来就是封建势力的武装，其骨干力量是国民党的地方团队和散兵游勇，加之受国民党特务操纵，其反革命本质更加明显。
四是社会基础深。他们不仅有地主、恶霸官僚的基础，而且还受着家族、帮会和宗派势力的支持。
湘西的土匪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土匪到处杀人放火，j滛掳掠，无恶不作。有个叫张平的土匪头子，是个嗜杀成性的魔王。一首民谣唱道：天见张平，日月不明。
地见张平，草木不生。
水见张平，浑浊不清。
人见张平，九死一生。
张平要杀一个人，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而且手段相当毒辣，杀一人必抄斩全家，甚至株连九族。惨死在他手下的普通百姓不知有多少。
人民解放军初进湘西时，广大指战员看到一幅幅匪徒们造成的凄惨景象，听到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的血泪控诉，心里充满了仇恨，更加激发了为解放湘西人民而战的斗志。
面对残忍猖狂的匪徒们的暴行，黄克诚义愤填膺，他下定决心，要彻底扫清湘西土匪，为家乡造福，为湘西的父老乡亲们除害！
1950年1月，以黄克诚为首的湖南省委召开了党代会。
会议分析了湖南地区的形势，提出了1950年的工作任务：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动残余的土匪特务武装，有步骤地进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的政治统治和封建的经济剥削，开展生产节约、救灾备荒运动，为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并指出：剿匪是当前中心工作的中心环节，不解决土匪问题，任何社会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谈起。特别是湘西，剿匪更加紧迫和重要。
湖南省军区制订了周密的剿匪计划，要求我湘西剿匪部队集中兵力，第一步先消灭最猖狂、最反动的大股土匪；第二步军事进剿结合政治争取，消灭盘踞一地观望待机的股匪。省军区还进一步指示，在剿匪中，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军事扑灭、政治争取和群众捕捉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分时间、分地点、分环境，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务求把土匪消灭干净。
接着，湘西军区、四十七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向剿匪部队广大指战员发布了剿匪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具有光荣历史意义的剿匪战斗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决彻底地消灭湘西土匪，为人民解除痛苦，为我军争取新荣誉，为建设新湘西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随后，剿匪部队展开行动！
1月上旬，各进剿部队相继进入进剿地区，对大股土匪展开了全面的春季进剿。
在这次进剿中，我军头一仗是“八面山之战”。
八面山顶是块几平方公里宽的平地，四周均是悬崖峭壁，仅有几道岩梯可以上山，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通往八面山的各路口和岩梯都被土匪设了闸门、碉堡和堆积了无数滚木擂石。
匪军的司令部设在被形容为只有燕子才能飞上去的岩间山洞里，名叫“燕子洞。”
因此，土匪们吹嘘：“八面山是大陆上的小台湾”，“共军想打下八面山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也不断为他们打气。事后从缴获的电文中，看到台湾给他们发来的电报，允诺“在八面山空投支援。”
为了攻克八面山，我进剿部队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研究了攻山的方法，准备了许多绳索、软梯和长杆挠钩。
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训练，攻山战斗于一个夜间开始。
我攻击部队巧妙地避开了土匪把守严密的大门，从大小岩门之间的悬崖峭壁上用钩杆和绳索爬上了山顶。
次日凌晨，我攻击部队出其不意地攻上了八面山，消灭了把守路口的土匪，然后，攻占了匪首司令部，全歼这股土匪，取得了八面山之战的胜利。
从春季开始一直到该年年底，我剿匪部队在上级领导的正确指挥下，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终于将湘西匪徒全部肃清。
湘西解放了，百年匪患消灭了，“湘西土匪永剿不灭”的迷信被打破了。
广大湖南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感激万分，他们纷纷给部队和省委写信，赞扬说：“共产党真是伟大，人民解放军真是伟大，神仙办不到的事情，被你们办到了。”
在一年的湘西剿匪中，黄克诚一直密切关注着剿匪的进程，当捷报飞来时，黄克诚感到莫大的欣慰。
建国初期，在湖南所开展的“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黄克诚能收能放，处事得当，既没有放纵敌人，也没有滥杀无辜，从而很好地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对于新解放的地区来说，镇压反革命本是立即要做的事情。因为湖南基本上是和平解放的地区，情况就又复杂一些，反革命潜伏势力很大，尤以湘西为甚。有和土匪合流的，有在地方称霸的，也有以合法身份掩护，待机而动的。
建国之初，国家首先要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政令比较宽大，没有立即提出“镇反”问题。湖南当然也是如此。
然而，当时的反革命势力却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被军事胜利陶醉了，不注意它的存在了。
于是，一有机会，反革命势力就活动起来，而且越来越猖狂。形势逼人，非采取措施进行镇压不可了。
黄克诚，这个一贯不愿开杀戒的老将军，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新生政权，建议湖南省委考虑镇压。当黄克诚和一些有关同志商量时，许多同志习惯于从宽大方面考虑问题，有的同志则有点轻视这些反动势力，以为他们是小残余，不足为患。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同志想不通，认为开杀戒不符合中央精神。
抗美援朝开始，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人朝作战。
这一形势的变化，使所有潜伏的反动势力都大喜若狂。反动势力认为，他们的时机到来了，反攻有望，解放军怎么能打得过强大的美国军队呢？
随后，社会上的反革命势力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活动。社会上谣言满天飞，什么“国民党马上要反攻大陆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啦”等等，弄得人心惶惶。为此，许多群众反映，共产党怎么这样宽大无边呢？连这样公开叫嚣的反革命言行都不管、不杀，不是要酿成大乱吗？基层干部们也感到形势严重。这样，赞成镇压反革命的就多了起来。
但是，一些中层领导同志仍然顾虑很多，下不得手，怕犯错误。
此刻，问题的关键在中央下决心。
黄克诚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当时，同湖南一样，全国的反动势力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都蠢蠢欲动。
中央早就看到了这点。
1950年10月，中央作出决定，指示进行镇压反革命。黄克诚立即传达了中央指示。然而，个别同志仍迟疑不决，不相信中央有这个决定。当时，湘西的负责人周赤萍就是这样一个。黄克诚亲自到湘西去督促他镇反，对他讲道：“湖南反革命最多的就是湘西，开杀戒的命令是中央决定的，根据湘西的情况，估计总得杀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才能控制住局面，你就下决心干吧。”
周赤萍听说要杀人，顾虑更大了。他亲自跑到武汉中南局，找到当时中南局的负责人邓子恢问这件事。经邓子恢证实以后，他才相信确实是中央的决定。这才下决心严厉打击反动势力，打开了湘西镇压反革命的局面，回击了反革命的进攻。开杀戒之后，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就处死了不少人。这时，黄克诚意识到必须对镇反加以控制了，否则，就会搞成扩大化。1951年3月，黄克诚给邓子恢发电井报告中央说：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已个别出现了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经常工作，限制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
中央很快同意了以黄克诚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意见。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在电报中回复说：我认为黄克诚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的、精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展开者，则应当推动运动的尽快展开……
在向中央发电的同时，黄克诚已决定在省内加强控制，收缩范围。下令不许随便杀人，没有省委的批准，一个人也不准随便杀掉。
然而，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群众运动是很多人的运动，各有各的主观随意性，杀戒既开，又有点停不住了。
黄克诚亲自过问此事，严令禁杀，过了一个星期，才使运动完全停了下来。
停杀之后，计算总数，已经超过了黄克诚估计的数目。由于控制及时，湖南杀的反革命绝大多数是该杀的，是人民赞成杀的，可杀可不杀而杀了的，为数很少。
镇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清醒了干部的头脑。
中央决定“镇反”是完全正确的。湖南下决心这么一镇压、杀了一大批反革命，治安情况完全改观。肃清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湖南就太平了。
连湘西这个历史上最不太平的地方，也从此平安无事，政府可以正常工作，法令通行元阻，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总起来看，湖南的镇反运动，起先是推不动，后来慢慢动了，以后越动越快。真正动手开杀戒，不过二十天左右。由于黄克诚密切注视着运动，一看有过火迹象，便立即下令刹车，这才免于发生扩大化。
“镇反”运动之后，黄克诚又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