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发上生闷气，毕庆堂问她怎么了，学生们淘气不听话吗？谭央从吴妈的手上把女儿接过来，没好气的说，“不，我要谢谢你呢，这样的工作哪里找啊？国画课一个月两节，薪酬却比教导处的主任还高！我问了学校里的其他老师，据说啊，教会学校原来没有国画课，还据说啊，前些日子有位老板给学校捐了笔钱，翻新了教师宿舍。”
毕庆堂闻言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哈哈直笑，指着谭央，“啧啧，你是太不知足，我要是你，我就装作不知道！”谭央颇为不快的埋怨他，“你这么手眼通天，还做这么圆融的事做什么，不如给我办所学校，我当校长好了！”毕庆堂逗着谭央怀里的女儿，心不在焉的说，“办学校是赔钱的买卖，我才不干呢！”谭央把身子侧过来，“囡囡要睡了，你别又把她逗精神了，”略顿了顿，谭央又气恼的说，“反正我是不会再去做那份工作了，和在家为你带孩子没什么区别，还要受着你的恩惠。”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毕庆堂呵斥道。谭央见毕庆堂真的动了气，也自知自己的话有些没轻没重了，便嘟着嘴，低头看着小言覃，嘀咕着，“我刚刚遇见了一个同学，她说圣约翰大学的医学院要补招五名女学生，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同她一起去报了名。”
因为一早毕庆堂就对谭央说了，上大学可以，学师范学会计学国文都行，别的免谈，省得大学没上完，人倒是学野了。听见谭央这个新主张，换了平时，毕庆堂一定嚷嚷，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不去，不是女孩家学的东西！不过这次俩人口角在先，毕庆堂又是一向很知进退的人，便像模像样的敷衍着，“好啊，那东西深奥的很，我的小妹有抱负啊。”其实心底里也是觉得，招那么少的人，谭央也不一定考得上。
毕庆堂每天从公司回来便会从谭央怀中接过女儿，谭央得空抽身就去楼上温书，在那时的上海滩，在这样阔绰的家庭里，尽量不用佣人自己带孩子，他们夫妇应当算是很称职的父母了。按照在同里乡下的风俗，谭央叫女儿“囡囡”，毕庆堂也就跟着叫，倒成了孩子的||乳|名了。
有时夜半时分，毕庆堂一觉醒来发现枕边无人，隔壁的房间还点着台灯，灯罩的玻璃坠子颤悠悠的映在走廊的红地毯上，莫可名状的华美冷清，谭央披着毯子坐在言覃的摇篮边，一手摇着刷了亮油的白漆摇篮，另一手拿着书，借着台灯的淡黄|色微弱灯光读着书。
谭央，这个小女子身上深藏的坚韧与顽强令毕庆堂都时时讶异。于是八月下旬的那个下雨的黄昏，毕庆堂回家还没来得及换掉脚上沾了雨水的皮鞋，谭央扑上来搂着他的脖子雀跃着说自己被圣约翰大学补招录取了的时候，毕庆堂也并不觉得十分意外。虽然对她学西医并不见得十分赞成，可毕庆堂还是笑着对谭央说，“小妹，这是你应得的，是老天有眼。”
女人的自强独立不是喊在嘴上的，不是你要被尊重被重视嚷嚷着便能实现了。无论什么样的时代，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人们所钦佩的，永远是懂勤勉知上进的人。
有时候，男人愿意养你是一回事，而你心甘情愿的被养，又是另一回事。这样的道理，谭央不一定说得出，可她隐约能觉出那么个意思。
八月底，眼看着就要开学了，三年同窗离别在即，毕公馆里谭央的电话倒是多了起来，一干同学约好这天晚饭后一起来看谭央。其实谭央的大多数同学的去向毕庆堂都知道，例如那个章湘凝考进了东吴大学，要去苏州上学，凡此种种吧，可是有一个人，他很想知道，又不想听到，还不愿问到，更不屑于去打听。这个人，这天也来了。
二三十个男男女女里，徐治中走在后面，大家笑时他也跟着笑，大家称赞毕言覃时，他也跟着附和两句，可毕庆堂总是能一眼就看到他，人往往就是这样，你想表现的合群，太牵强往往就适得其反了。毕庆堂张罗着准备些点心水果招待这些同学，再来客厅时，发现独独缺了徐治中和谭央，从窗子向外看，发现他们坐在外面草地的藤椅上。客厅里的同学们见这情形倒是提心吊胆的替毕庆堂尴尬起来。
在客厅里，毕庆堂还拍拍手，谈笑自如的对大家说，“他们贪玩的很，你们尽管先吃，不要给他们留。”可转身出了客厅门向外走去的毕庆堂却是阴沉着脸，也不知他们在说什么，看见毕庆堂走过来了，俩人都住了嘴，毕庆堂的心中更是不悦。倒是谭央看见毕庆堂走来了，开心的很，眼睛里亮晶晶的，满是期盼，“大哥，吃的都准备好了？”她含着笑，温温柔柔的问。毕庆堂心中有气也不好发作，看似无心的问，“聊什么呢？这么开心？”谭央有些顽皮的笑了，抚了抚自己月白色碎花旗袍上的褶皱，心不在焉的说，“我有些饿了，这就回去吃。”说罢，紧走几步向房子走去，把毕庆堂和徐治中扔在了这里。
两个人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可毕庆堂到底是场面上的人，热络的问徐治中，“怎么？快要开学了吧？”“是，明天就坐火车走了。”“不在上海读书吗？”“我叔父在北平，所以考了那里的国立北京大学。”“噢？北平？很远呦。”毕庆堂有些意味深长的说。“是的，很远。”徐治中无奈的重复着。
晚间，他们走后，毕庆堂无意间翻着同学们拿来的礼物，其中有一本相册的扉页上这样写着“相信某日再相逢，一切返璞归真，心平气和的我们，赏雪吟诗、把酒言欢，活出生命的真谛，愿友谊地久天长。——徐治中”毕庆堂品咂着字里行间的意味，心中有些同情，是掺杂着喜悦的居高临下的胜利者的同情，“铁胎宝弓手中拿，满满搭上朱红扣……”他合上相册，咿咿呀呀的哼唱着。
这天夜里，躺在床上，毕庆堂假装生气的问谭央，“你们都说什么了？”“什么说什么？”“你和我装糊涂对不对？”谭央笑着攀着他的臂膀说，“我不能告诉你，我怕你会骄傲。”毕庆堂扳着她的下巴，用暧昧的语气要挟着，“臭丫头，和我来这套，不想活了？”“不想活了又怎样？”谭央有恃无恐的和他抬着杠。毕庆堂一个翻身把谭央压到身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嘛，我是有办法的。”
说着，他慢慢滑过谭央睡衣丝质的领口，手探进去抚摸着她柔软丰盈的部位，不经意间带过敏感的顶端，毫无防备的，谭央低吟一声，下意识的去抓他的胸膛，毕庆堂身体微微一颤，气息粗了起来，在她耳边吻着，低声说，“小妹，生了囡囡，你的身材，越发的迷人了。”浑身瘫软的谭央嗯嗯呀呀的应着，那股压抑已久的火燃起来，毕庆堂也顾不得温柔了，扯开自己的衣服，挺身而入，几个贯穿后他强忍着停下，不安的问，“小妹，怎么样？不疼吧？”谭央紧紧搂着毕庆堂摇头轻喊着，“大哥，大哥”。这一刻，他与她是最契合的伴侣，最恩爱的夫妻……
欢情过后，他们相拥在一起。“大哥！”毕庆堂闭着眼握着谭央的手答应着，“怎么了？”“我们，会不会再有孩子啊？”谭央忐忑的问。毕庆堂的手微微一僵，笑道，“那是老天爷说了算的。”“我不和你说笑，我是说真的！我害怕，这眼看又要上学了。”毕庆堂吻着她的鼻尖，漫不经心的说，“不想要就不要嘛，没什么大不了。”
谭央有些哭笑不得的说，“哎呀，那又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啊，我听方雅姐说啊，有种东西……”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后来伏在毕庆堂的耳边说，末了，她又问，“大哥，你说好不好？”毕庆堂紧锁眉头，不悦的说，“你想让我那样？你知不知道，那东西戴起来，很不舒服！”谭央微微叹了口气，倚在毕庆堂的怀里，“我喜欢孩子大哥你是知道的，我就是怕不那样的话，又会很快怀孕，我想再为你生个儿子，可又不想这么快啊。”毕庆堂拍着谭央的肩，也不说话，就在谭央已经气馁的时候，他忽然开口道，“好，可能用习惯了，就不会觉得不舒服了吧。”
谭央在圣约翰大学的学业进行的很顺利，西医学，需要天分，更需要勤奋，好在这两样谭央都多少有些。两个学期很快过去，在这一年里，言覃长牙了、会走了、会叫爸爸妈妈了；章湘凝的家中为她定了一门婚事；徐治中只是发来过一份说自己一切安好的电报，寒暑假都没有回上海；赵绫和李赫明显的更忙了；方雅开了一家舞厅。大家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不大不小却多少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轨迹。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炸毁中国东北沈阳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由此开始。9月28日，北平2o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一个民族的命运由此改变，铺天盖地的巨变却好像并不影响毕公馆里小家庭的幸福生活。傍晚，谭央往女儿的嘴里喂着苹果，毕庆堂坐在旁边瞄了一眼报纸对谭央说，“这些学生就是沉不住气，着急宣什么战？还真把东洋人当回事儿啊？日本屁大点儿地方，咱们一人一泡尿就能把他们淹没了！”谭央一向不关心时事，也不接话，毕庆堂接着喃喃自语，“对了，百货公司里的日本东西先不能卖了，省得麻烦，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再卖也不迟。”
十月初，从北平来了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毕庆堂先生及太太，写信人的署名是徐治中。信里面简短的说他通过蒋梦麟校长的举荐，南下去黄埔军校接受教育，信末了写着——慨尔赴国难，为四万万同胞而战，勿念。毕庆堂看罢，埋怨徐治中书生意气。谭央拿着信怔忡良久，她这一刻才惊觉，原来东北的日军侵略离自己离上海，并不远。
十月末，有人从西边捎来一箱手工做出来的木头玩具，是老周给干女儿言覃做的，箱子里还有张便条，说他可能要去北边了，收拾小日本去。
赵绫组织学生运动，风声紧的时候还带着孩子在毕公馆躲了两天。谭央不知道接下来她的生活中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她开始注意报纸上的新闻了，为那些遥远而又迫近的人和事。
41（39）吗啡
那本来就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他国的侵略不过是对那个乱世的推波助澜罢了。上海是时代的中心,却又脱离于那个时代而单独存在，这里的男男女女习惯于用报纸了解时事的风云变幻,可最终回过头来,最关心的还是生意买卖、摩登潮流，以及自己的小日子,毕庆堂和谭央便是这些男男女女中的一员。
对于学西医的医学生来说,解剖课是一个转折,从此迈过、由此开去便是另一番境界，是破茧成蝶的过程。
这一年十一月，初冬的晚上，毕庆堂把睡着的女儿小心的放到床上,随即来到书房敲了敲门笑着倚在门框上,“大学士，该睡觉了，时候不早了！”伏案用功的谭央抬起头，愁眉苦脸的合上了书，靠在硕大的椅背上，“哎，下周一就开解剖实习课了？”“嗯？”毕庆堂投去问询的目光。“看真的死人的尸体，我，还是心里犯嘀咕的。”谭央有些难为情的说。毕庆堂哈哈一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怕呀？怕就不要去了。”
谭央没理他，泄了气似的低着头将书收好放到书包里。毕庆堂来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笑着轻声说，“没什么，有了第一次就好了，反正我是看惯了、不怕了，这世上根本就没鬼神，你记住就是了。”谭央点了点头，想问什么却欲言又止。毕庆堂狡猾的笑了，对她说，“你猜不到！”两个人相视而笑，相处久了，有些话不用问不用说便了然于心，这便是默契了。
毕庆堂掏出香烟装上烟嘴，慢悠悠的点上烟，轻声说，“那一年腊月里，我十岁，喽啰说有笔大买卖，我父亲和几位叔叔就下山去了，我等了很久，后来趴在聚义厅的椅子上睡着了，再醒来就是大半夜了。四周黑漆漆的，喽啰们全都回屋睡觉了，从他们住的房子走过能听见高高低低的鼾声，唯独，不见我父亲和几位当家的叔叔。隐隐约约的，我能看见后山的林子里有松油火把的亮，我循着羊肠小道往那边走，都快冻僵了才走到跟前。”
“我们的父亲、你表叔、陈叔、老马，还有许二叔，他们六个人在一个大坑前，谭叔叔坐在坑边喘着粗气，许二叔正往坑里泼着煤油，坑里有好些尸体，有人的、有马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死了的样子和睡着是不一样的，死于非命，真的很难看，他们都穿着绸缎的衣服，红的、绿的，被煤油泼湿了，松油火把照着，显得特别的鲜艳。我父亲把手里的火把扔到坑里，腾的一下子，火就烧起来了，一向温文尔雅的谭叔叔当时疯了似的喊，你们都不想活了吗？我被那情形吓哭了，大家才发现我，谭叔叔回过身背起我，头也不回的走了。”
“那个场景、那个味道、那种诡异的气氛，我这辈子都不会忘，我连着一个月做噩梦，总是那晚的情形。经了那次，再后来走南闯北我再也没被什么吓到过。”毕庆堂眯着眼，眼睛没了焦点，想着属于他的故事。谭央在他身边坐下，手放到他的手上，“那是哪一年的事？”“慈禧太后死的那年。”毕庆堂不假思索的回答。“噢？一九零八年？父亲说他就是那一年离开山东来到同里的。”
一周后的一天，下了学，谭央捧着书走出校门，毕庆堂背着手站在校门口。“咦，大哥你怎么来了？”“怎么样，第一次见死人，怕不怕？”两个人相视一笑，毕庆堂伸手去拿她怀里的书，“走吧，”说罢挽起她的手，夕阳的金黄|色余晖照到他深灰色的双排扣西服和她黑黄格子的棉布旗袍上，出奇的舒心熨帖。
1932年国民政府为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计划改为由东向西以利长期作战，并将国际社会的视线引向中日冲突而在上海主动发起了一场战役。1月28日，日军海军6战队沿上海租界占领淞沪铁路防线，中国驻军十九路军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1月31日，日本援军抵达上海。也就在这天清晨，毕庆堂将还在睡梦中的谭央叫起来，他们抱着女儿下了楼，家里的两辆小汽车等在楼下。毕庆堂和陈叔带着几箱金条银元坐在前面的车上，谭央带着女儿坐在后面放生活用品的车里。车灯在厚重的晨雾里打出柱形的光，弥散在上海这个并不安宁的清晨中。
言覃盖着鸭绒被躺在谭央的腿上，匆忙中，她手边只拿了一本《西医药理学》打发路上的时间，她不知道毕庆堂要带着她和女儿去哪里，大家都在议论当局不关心百姓的死活，可有这样一个做惯了强者的强势丈夫，她的担心倒成了杞人忧天似的多余了。
刚从上海出来的路上，就遇见了一排排装着军人的军用卡车，战前的公路是紧绷着的千钧一发，一触即发。巡逻的吉普车的将他们的车拦下来盘问，都是毕庆堂在前面应付着，坐在谭央前排的随从手中握着枪，丝毫不敢懈怠。车又开了一阵，路上逃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还有一些因战乱天灾而无家可归的灾民。毕庆堂下了车，坐进了后面谭央的车里。
谭央看着坐在她身边的丈夫，觉得心也跟着踏实了起来。“东西都在前面呢，你怎么跑到这个车里来了？”毕庆堂笔直的坐着，右手在衣兜里始终没拿出来，警觉的盯着车两边的人群，“这无法无天的年月，灾民发起狂来，抢了钱倒是其次，”说着他踢了踢座位下面的箱子，“抢走了奶粉饼干，囡囡吃什么？兵荒马乱的，金条算个屁！一家人在一起，有口吃的就行了。”
言覃在睡梦中吧唧着嘴，不识人间疾苦的酣睡，一岁半的孩子，粉雕玉琢的惹人怜爱。谭央紧握住毕庆堂的左手，下意识的将头轻倚在他肩上。“你也睡吧，”毕庆堂在她耳边温柔的说，谭央点了点头阖上眼，困倦袭来，兵荒马乱中，她在他的肩头沉沉睡去。
腥风血雨中弃家而去，哪管关山万里，他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醒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