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想，别往花哨里起了，就叫“奥运瞬间”吧。
片子需要个小宣传片，要一句广告语，我呆坐在机房外的蓝色塑料凳子上苦想。
在法国奥赛博物馆，我看过一张梵高的大画，画的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乡村阿尔。夏天午后，一个农民和他老婆，两个人干活干累了，躺在麦子堆的阴影里睡着了，白金的光，天空是被微风冲淡的蓝色。坐在地上看这张画，能感到麦子被太阳暴晒后的闷香，农夫农妇蜷着身体沉睡的安恬。
以前我老觉得艺术在庙堂之上，是什么吓人的东西，非要有高端的意义才成。看到这幅画，感觉它什么都不说，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这一瞬间。梵髙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我借鉴他的话，写了这句宣传语：“奥运之美，不仅在夺取金牌的一刻，还有那些蕴涵着人类精神的不朽瞬间。”
在机房录这句宣传词，宣传片嘛，总得有点腔调，我尽量让声音戏剧性一些：“奥运之美……”
录了好多遍，好像可以了，看一眼老范，她也说行了。出来的时候，录音的技术人员对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你。”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很冷静的。”他说。
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要去掉所有的装饰？”
我回到机房，再录一次，像平常说话一样。
录完第一句，他在外面对我伸拇指。
我自己听的时候，发现他是对的。
节目在一个小角落里播出，没有重播，也没有预告，我想肯定不会有人看到了。晚上接到钱钢老师的信，题目就是“你做的《奥运瞬间》好极了”。
我心一暖。
他在香港。一般人在他的境地，不是变得偏激，就是变得冷漠了，但这样缝隙里的节目他都看到，不光是我的，不光是“新闻调查”的，央视的节目他都看，不苛责，只要有一期好点的，一定写信来夸奖。地震时看到我们在杨柳坪拍的节目，他在信中说，当下的新闻人做事要“戒峻奇陡峭，置身高寒”，要“温暖平易”。他说奥运的节目与地震的节目“一脉相承”。
“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他说，要坚持自己的价值与信念，“一脚一脚地踩下去”。
pc门口小圆桌是各国媒体记者闲来喝杯咖啡的地方，有位国际大报的记者负责报道政治，问我报道什么，我说报道几个人的故事。他问我采访了谁，听完说一个都没听说过，你们报道这些乏味的事情干什么。
我向《纽约时报》的老编辑crk发牢马蚤：“他们根本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只说你乏味。”他看着愁眉苦脸的我，笑得咳呛起来，以老人的宽厚拍拍我肩膀，说：“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还有一位美国地方电视台的记者，头发快掉完了，穿一件廉价灰西装，我俩聊天，他说美国的报纸十年内都会消失，做电视的人也可能越来越少，聊到不得不走了，他对我说：“不用担心。”
我没明白。
他说：“因为你对人真的好奇。很多人已经……”他做了一个痴呆的表情。
我笑。
他安慰我：“什么都会变，但人不会变，好的采访者永存。”
这一年，地震和奥运把我扔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的赤手空拳的境地，但心也定了一些。我就生活在这里，没有完美新世界，没有需要等待的未来，没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过跟谁比较才能判断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朋友杨葵有次遇到年轻人发牢马蚤。他说：“别抱怨。去想为什么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时间里，苏联有阿赫玛托娃，我们只有《艳阳天》。”
他说做自己的行业，就要做点不求速成的事：“我知道我们只是人肉的梯子，这是我这代人的命运，我做不到更好了，但是，还是要做个样子出来给将来的人看——你要是比我还差，你就别干这行了。”
十年前，我在广院上学。有天课上放录像带，是日本的红白歌会，没字幕，就那么胡看，一堆小男小女在台上扑来扑去。
快睡着的时候，忽然掌声雷动请出了一个人。
是个穿和服的三十多岁的女人。
舞台一下就撤空了，就剩下她，和服是藏蓝底子白花朵。
她微鞠躬，唱了一首歌。也没什么姿势动作，嘴角一缕悲喜不分的笑。她的沉静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一直到十年后，偶然机会，牟森找到这个视频发我，说常常醉酒在街头嚎唱之，我才知道歌词：
从上野开出的夜行列车走下来的时候
青森站矗立在雪中
回去北方的人群
大家都默默无言，只听到海浪波涛的声音
我独自走上渡船，看见快冻僵的海鸥
不禁掉下泪来
啊，津轻海峡冬景色
在北方的尽头
陌生人用手指着：请看，那就是龙飞岬
被呼出的热气弄蒙的窗玻璃
擦了又擦，也只能看见遥远的浓雾而已
再见了，亲爱的，我就要回去了
风的声音在胸中激荡，眼泪几乎就要掉下来了
啊，津轻海峡冬景色
唱这歌的女人叫石川小百合，我找她的资料，二十岁左右她就唱过这首《津轻海峡冬景色》，视频里一副现代女性装扮，长卷发，七情上面，手摇身送，用尽擞声技巧，努力要吸引观众的眼睛。后来大概是经历了人生的滋味吧，才唱出这满纸风雪、哀而不伤的沉静，像这歌的词作者阿久悠说的，“不惹眼，不闹腾，也不勉强自己，要做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凝视人心”。
牟森还向我推荐过美空云雀的《川流不息》。她早已去世，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歌了，现在是一个鼓噪的年代，不是甘居寻常的人，听不到这青绿的细流声：
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细细长长的这条路
回过头的话，看得到遥远的故乡
崎岖不平的道路，弯弯曲曲的道路
连地图上也没记载，这不也就是人生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缓缓地，流经了几个世代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毫不停息地，只见天际染满了晚霞
生命就如同旅行，在这个没有终点的道路上
与相爱的人携手为伴，共同寻找梦想
就算大雨湿透了道路，也总有放晴的一天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安详平稳地，让人想寄身其中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四季的推移，只等待雪融罢了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安详平稳地，让人想寄身其中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无时无刻，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
第十六章 逻辑自泥土中剥离
进央视第一天陈虻问我：“你从湖南卫视来，你怎么看它现在这么火？”
我胡说八道了一气。
陈虻指指桌上：“这是什么？”
“……烟？”
“我把它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他说行，你等着吧，他肯定写尼古丁含量，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吸烟者的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者的多少倍。还是这盒烟，我把他拿给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人，我说，哥们请你写三千字。那哥们会给你写这个设计的颜色，把它的民族化的特点、它的标识写出来。我给一个经济学家，他告诉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大户，如果全不吸烟的话，影响经济向哪儿发展。”他看着我，“我现在把烟给你，请你写三千字，你就会问：‘写什么呀？’”
后来我知道，他经常拍出那盒烟当道具震慑新人。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
“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
新闻调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征地题材，各种口音，各个地方，各种冲突。节目组每天一麻袋信里，一半是关于征地的。
在福建涂岭，拆迁户不同意搬迁，开发商纠集人一起冲进家门，户主的儿子最终被砍死，头部中三刀——一个刚复员回来的年轻人，二十三岁，一脸稚气，胡子还没怎么长，腮边连青气都没有。我去时是五个月后，门框上还有深褐色的血手印。
采访时开发商已在狱中，我把死者照片拿给他看，他面无表情：“不认识。”
我说：“他跟你名字一样，叫蔡惠阳。”
他一脸意外的模样。
“这是你们杀死的人。”
“哦。”他说，“当时我昏过去了，不记得了。”
死者的家靠近高速公路，我们去的时候，路边都是白底黑字的标语，雨打风吹，墨淋漓地流下去，除了“冤”，看不出其他字样了。
开发商说：“我也是受害者啊。”
“你？”我冷冷看着他。
“我的钱早就给政府了，我一直追，一直追，他们承诺我村里人要搬的。我不还钱，别人也要杀我。”他说。前一天，镇政府的人告诉我，因为群众上访，政府把这个项目暂停了。
我对开发商说：“你这个项目都停了，你凭什么让人家搬？”
他两眼圆睁：“停了？”
“对。”
“没人跟我说停了呀？”他急了，“群众上访了，我们也可以上访啊。你政府跟我签协议以后一直没提供用地，又不退我钱，你这不是骗我吗？”
采访镇长，他说，跟开发商签的“两个月拆迁完毕”只是一个“书面上的表达”，开发商“应该心知肚明的嘛”，所以说停就停了。
我问镇长：“那有没有想过你们这种暂停可能激化开发商跟拆迁户之间的矛盾？”
他说：“我们从来就不要求开发商跟拆迁户去接触。”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和拆迁户的矛盾就像是一个炸药桶一样，如果这个时候丢进一根火柴会是什么样？”
他绕着圈子不正面回答：“群众要求缓一缓，我们就缓一缓嘛。”
几年下来，我要问的问题都烂熟了：“有没有张贴拆迁的文告？”“有没有出示安置补偿的方案？”“有没有签补偿的协议？”“有没有跟村民协商过怎么补偿？”……
我也听惯了各种口音的回答：“没有。”
但凡我采访过的冲突激烈的地方，没有一个是有省里或者国务院的土地审批手续的，全是违法征地。
“审批了吗？”我问。
“报批了。”镇长说。
“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
“是一个概念。”他连眼睛都不眨。
我只好再问一遍：“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镇长？”
“嗯，是两个概念。”
“那为什么要违法呢？”
“法律知识淡漠。”他还跟我嬉皮笑脸。
气得我在采访笔记里写：“太没有道德了”。
节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信件还是不断地寄来，领导说还是要做啊，但我看来看去，觉得按着这个模式已经很难做出新的东西了。零八年十月，张洁说：“反正现在编导们都忙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节目，你自己琢磨做一期土地的节目吧，不限制内容，不限制时间。”
我叼着橡皮头，看着白纸发呆。
束缚全无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头脑空空。我原来觉得，行万里路，采访了这么多人，还不够理解这个问题吗？现在才知道远远不够。我原以为好节目尖锐就成了，陈虻说：“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
他解释：“你的主题要蕴涵在结构里，不要蕴涵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
他说的是大白话，不会听不懂。是我已经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东西，又痛又快，好像从事物中间“穿”过去了，有一种非常笨重又锋利的力量。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找各种土地政策的书看，看到周其仁的《产权与制度变迁》，都是法律条文和术语，但步步推导酣杨淋漓“穿”过去的劲儿，一下午看来，简直让人狂喜。
我和老范去北大找周其仁。
周其仁说他不接受电视访问，拿过我的策划稿看一眼，里面都是以往节目的片段，他一分钟不到看完，挺宽厚：“已经不容易了，我给你三点意见。”
他说：“第一，不要用道德的眼光看经济问题。”
我动了下心，欲言又止。
“第二，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
我有点意外，我的节目里对他们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为什么说我妖魔化他们呢？
“第三，”他说，“不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
嗯，不要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我在纸上写下这句话……经济问题是什么？很简单，买和卖。我在纸上写：“那买的是谁？卖的是谁？”自问自答：“买的是开发商，卖的是农民。”
“那政府是干什么的？”
“政府……嗯……把地从农民那儿买过来，再卖给开发商。”
“你到市场上买白菜，需要政府中间倒一趟手么？”
“但地和白菜不一样啊，地不都是国有的么，国有的政府就可以拿去吧……是不是？”
“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不是国有，为什么农村的地，农民的地，要让政府来卖呢？”
我脑子里什么东西摇了一下，又站住了：“别胡想了，‘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句话是明明白白写在《土地管理法》里的，这里所说的‘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以农村集体的土地一旦变成建设土地，就要变成国有土地。你不是背过么？”
我想停下了，可那个声音不打算停下来：“这……合理吗？”
“怎么不合理？”思维的惯性立刻回答，“立法都是有依据的。这可是根据宪法来的。”
我心里那个非常细小的声音在问：“如果……”
“如果什么？”
“……”
“说吧，如果什么？”
“如果宪法有问题呢？”
去国家图书馆，查到一九五四年宪法，没谈到城市和城市郊区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再往后，一九七五年宪法、一九七八年宪法，也没有，再往下査……这儿，在这儿，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那个声音犹豫了一下，又挣扎着问出一个问题：“可是，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等自然资源属于国有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的土地非得国有呢？”
嗯……宪法里就这么一句话，无注解。
网上也査不到。
我问周其仁，他说他也持有同样的疑问。
我劝他接受访问，他一乐：“去采访陈锡文吧，他都知道。”
陈锡文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学界当时对土地问题争论很大，我不知道一位官员的解释是否服众，周其仁说：“就算反对他的人，也是尊重他的。”
我要走的时候，他又补了一句：“陈锡文是个有些eotional（感性）的人，不要让他扮演灭火的角色，让他顺着说，他能说得很多，很好。”
这句话后来很有用。
我在“东方时空”时已采访过陈锡文。采访结束后一起吃工作餐，一大桌子人，他说起丰台民工小学被拆，小孩子背靠拆了一半的墙站着百~万\小!说，等老师来了才放声大哭。他说到这儿停下，从裤袋里抽出一条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眼睛。
媒体这个行业，提起谁来，大都百声杂陈，但我认识的同行私下说起他，无一吐槽。有位同事说他采访另一个官员时，对方有点支吾，他还拿陈锡文劝人家，那位一笑，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陈主任六十了，我才五十，他已经忘我了，我还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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