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拍什么片子，但我们就是他的作品。”
年底，我离开“新闻调查”，很快又离开评论部，去了“面对面”，再离开新闻中心，到了“肴见”，像草在大风里翻滚成团，不知明日之事。早几年大概会心如飞蓬。但现在对我来说，想起陈虻的死，这世间还有什么可怕。
我离开评论部时，白岩松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他的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里面写：“陈虻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
我翻到扉页，他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史努比常常来找我。他结了婚，当了副总，买了房。但不谈这些，也不问我工作，“比起身体，都是浮云”。就拉着我打球，吃饭，吟个诗，谈电影。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大门口还给我买半个红瓤翠瓜，拎在手上，就这么半拉瓜，还左手换右手，汗流浃背地走，说起当年办公室大姐想撮合我俩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
他也乐，脸皱出几个大括号：“可不也就过下去了么。”
我说：“你看你，现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长兄看顾遗孤的口气，“你现在已经挺好的了。”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
他说：“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诉你。”
我笑，觉得我俩都大了，或者说，老了点。
过一会儿他还是没控制住，说：“给你挑个小毛病行不？”
这就对了。
他说，看你前两天博客里写“我抿着嘴往那个方向一乐”，把“抿着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气的。立刻删了。
他说，哟我的意见还真挺重要。
“那是。”我说，“你说什么我总是先假设你是对的。”
他得意：“哎这话我爱听，那我教育你这么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现在对这世界特别失望。”
我说：“十年前咱们在‘东方时空’，你写过一篇文章《天凉好个球》，里头不是引过一句里尔克的诗嘛——‘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离开“新闻调查”之后，有段时间我主持演播室节目，有观众在留言里语带讥讽问我：“你不再是记者了，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呢？温室里的主持人？”
是一个记者，坐在哪儿都是。如果不是，叫什么也帮不了你。
不管什么节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贴在博客里听大家意见，陈虻当年希望我们每做完一个片子，都写一个总结：“这不是交给领导，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总结。”
观众一字一句敲下评论，一小格一小格里发来，不容易，像电台时期那些信件一样，我珍重这些。有一期谈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观众留言：“在采访中，当采访对象说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时，本来人家紧接着就要说农民的比例，但柴静非要问一句‘那农民呢’，故作聪明！”
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为我辩解，说这是节目节奏要求，或者需要这样追问的回合感等等。还有人说这位留言的观众：“你用词太刺激了。”
批评我的这位写了一句话：“当年陈虻说话也不好听，现在陈虻去世了，我们也要像陈虻那样对待她。”
我心头像有什么细如棉线，牵动一下。
他说得对，去打断谈话，问一个明知对方接下去要谈的问题，不管是为什么，都是一个“有目的”的问题，是为伪。
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进步就是幸福。我的太低，所以用不着发愁别的，接下来儿十年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从蒙昧中一点点解缚出来，这是一个穷尽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这点就踏实了。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有年夏天，台里通知我参加一个演讲，题目叫“为祖国骄傲，为女性喝彩”。上学时我常参加演讲比赛，通常几个拔地而起的反问句“难道不是这样吗”，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势：“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狗血一洒满堂彩。这么大岁数，我实在是不想参加演讲比赛了。但台里说这事已定。当天领导辛苦地起个大早替我抽好签，十四号。
第一位选手已经开始，我袖口上别着十四号的塑料圆牌子，左腿搭右腿，不知说什么好。旁边有位选手穿了件大红裙，凑耳过来说：“越配合，完得越早。”
我笑，觉得有理，混一混，等会儿就结束了。包里装着北大徐泓老师整理的陈虻生前讲课的纪录，正好翻翻看，有的话以前没听过，有的听了没听进去，有些听进去了没听明白，有一句我以前没注意，这当口看见刺我一下：“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
“不要堕落。”他说。
我以为我失去了他，但是没有。
叫到十四号时，我走上台，扶了下话筒：“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