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产业的天赋，就像有人的善于经营企业一样，若是有人大量雇佣工人为他开垦大片的土地，邓名也不会反对，但是必须是和商行一样付工资的模式，而且不能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不能阻止工人辞职。
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任堂想了一会儿，对邓名说道：“卑职很理解提督的苦衷，知道提督希望成都府周围的人都能努力工作，解散战兵只保留那个‘常备军’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提督最好不要把这个定为律法，而是暂时的权宜之计。”
“为什么？”邓名猜到了任堂反对的理由，不过他故意装糊涂。
“因为收田租是天经地义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现在都府周围确实没有地主，他们都才获得土地，要耕种满十年才是他们自己的地。但我们周围的湖广、陕西都完全不同，如果提督把这个设为律法，那么就会引起地主们的不满。”任堂老老实实地说出了他的看法。
“我们现在又没有控制湖广或是陕西，等我们控制了以后再说不迟。”邓名心中暗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不过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任堂一点儿没有看出邓名的意思，仍忠心耿耿地说下去：“甚至不用等大明中兴，等提督收复湖广后，这条律法也不能推行，与其到时候取消损害朝廷威信，还不如根本不要把一开始就把它定为律法。”
“任兄想的太长远了，我只是把它定为都府的地方律法，什么时候说过要向湖广推行了？”邓名坚决不肯妥协，在成都境内没有实行户籍制度，不限制同秀才的工作范围，就是为了打破人身依附关系，邓名不肯把百姓变成自己的奴隶，又岂能同意其他人变百姓为私人奴隶？只不过现在邓名不敢说他的目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人身依附关系，只能先糊弄一下任堂。
“地方律法？”任堂彻底糊涂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明律当然同行全国，没有丝毫不同。
“对，就是只在都府管辖范围内有效。”现在邓名实际控制的也就是成都这一块，比如都江堰的刘曜、袁宗第的大宁，目前都是军屯奴隶制度，再比如李来亨控制的江陵等地是承认地主对佃户所有权的封建制，邓名根本无意立刻去改变。知道任堂拐不过这个弯子来，邓名索性就抬出千年以来封建王朝一贯承认的族权来当挡箭牌：“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按理说，死刑必须要县令断案，上报府、省，最后刑部再复核一遍，天子朱批才能杀人，对不对？”
“这个当然。”任堂听得连连点头。
“但寡妇偷汉，宗族就把人沉塘，这事每时每刻都发生，可有人上报过刑部？县令可过问过这些杀人案？”在湖广、南京等地，邓名听说过很多这种事，很多都是赤裸裸的谋杀，宗族贪图寡妇家的财产，就给这些无依无靠的女人扣上这种罪名，谋财害命；在湖北的时候，那些向李来亨推销寡妇的媒人，有一些也是这种情况，宗族不顾这些苦命女子的死活，把她们卖给异乡人，保证她们永远无法返回家乡，然后拿走她们丈夫的遗产。后一种同样是冷血和无耻的行为，但相比沉塘至少给寡妇留一条活路。
对这种杀人夺财的行为，明清双方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族权，从来不进行干涉。在成都范围内，邓名绝不允许任何人可以拥有司法权，不过这倒是一个用来对付任堂的武器，任堂被问得一愣，片刻后茫然地答道：“可这是族规，不是律法。”
“既然一个大姓都可以自行制定族规，那都府衙门为什么不能制定只在都府有效的规矩？”邓名得势不饶人：“这是事急从权罢了。”
这话顿时让任堂回忆起一段惨痛经历，邓名就是靠着“事急从权”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车轱辘话强行推行了同秀才政策，虽然已经有了忠言不被采纳的预感，任堂仍进行了最后的努力：“提督明鉴，若是虏廷造谣，说提督修改律法，不但会让皇上、朝廷、晋王迷惑，也会让天下的缙绅担忧，他们可不知道这是都府的地方律法，会误以为提督想夺去他们的佃户。”
“谣言止于智者。”
不出任堂所料，邓名顽固地拒绝了他的进谏，说什么也不肯承认地主——佃户关系。
经过明军的再三审核，最后成都只保留了一千三百人的常备军，邓名给了五个最重要的卫士一人一个少校军衔，其余的十五人都是上尉，加上原本的二十多名上尉，组成了成都常备军的最高层。其余的人军衔从下士到中尉不等，邓名在全力供应这支常备军饮食质量的同时，还每天都亲自给他们授课，和卫士们一起教常备军官兵读书认字。
每天上午都是文化课时间，除了认字外就是总结经验教训，与李国英、赵良栋的那一战虽然只有短短一天而已，但需要总结的得失非常多。到了下午，常备军官兵就进行针对性训练，把上午讨论出来的各种思路进行试验。这些实践会被记录下来，第二天就向全军推广，成为第二天上午讨论课中的一部分基础。
在邓名练兵的同时，对剑阁等地的侦察也在继续。
四月下旬，邓名屡次召开上尉会议，所有的常备军上尉都会列席，和邓名一起公开讨论下一步明军战略问题。现在这种讨论会经常进行，这几十名上尉在参加完会议后，就会把会议内容带回各自的单位中，与其他官兵一起讨论，然后再把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
“我军从剑阁出发攻击保宁、广元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高明瞻的战略，召集五千人的军队，然后动员两万民夫背粮食。不考虑粮道和补充，全军向广元进攻，夺取城池后靠缴获清军的库存维持军队。”虽然邓名通过审问俘虏知道广元等地非常空虚，不过这个计划还是让他感到不舒服：“好处是，我们需要征召的战兵、辅兵数目有限，对都府的生产影响有限，而且需要的准备时间短，征召令下达的十天内，我们就可以出发；坏处是，我们的攻击不能遇到任何意外，如果清军突然出现援军、或是遇上暴雨、或是守军抵抗异常顽强、或是守军不顾死活地纵火焚烧仓库而且我们没能及时扑灭，那军队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和高明瞻一个下场。”
经过几天的讨论后，常备军各级官兵都觉得这个计划有一些风险。清军在不久前刚经历了一场大败，短期内派不出多少援军，很难充实空虚的广宁、保宁，但谁也不敢说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李国英会不会突然放弃重庆全军退回保宁也未可知。如果可能的话，明军上下都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确保粮道畅通，我们需要首先恢复江油的仓库，整理都府和江油之间的道路，向江油运输足够多的粮食；然后修建从江油到剑阁的道路，再把粮食运到剑阁储存起来。”邓名说的第二种办法就是当初吴三桂在东川做的事，除了大型仓库和道路外，还要建立沿途的驿站和烽火台，保证后方的将领能够及时掌握前线的情况：“等我们在剑阁的仓库修好后，我们就可以送去战马，对广元、保宁进行持续的侦察，了解清军的虚实。这样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就不是赌博，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就算短时不能攻下，我们也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即使遇到最差的情况，我军也可以在粮草耗尽前退回剑阁，然后有条不紊地返回成都。”
后一种战略的好处很明显，但自行难度明显大得多，这两天明军还进行了简单的搬运和建设模拟，得到了一些粗略的数据：“成都到剑阁之间的道路已经多年失修，无法快速的运粮，我们大概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才剑阁建立起能够支持探马的仓库，同时还要不断地修路，让粮秣运输变得更顺利、损耗更小。清军的力量每天都在恢复，半年后保宁是不是还会如此空虚很难说，如果我们想在半年内攻打保宁的话，那五个月内我们就需要剑阁储存供一万军队食用一个月的物资……”修路、运粮、建立驿站和仓库，邓名对在场的军官们说道：“我们大概需要十万劳力日夜工作才有可能完成，大劳动量需要足够的粮食，加上损耗，这五个月内我们至少要提供一百万石的粮食。”
一百万粮食邓名倒是拿得出来，不过动员这么多劳力就意味着成都目前所有的生产工作都要停下来。
说完后邓名看到有些军官脸上已经露出泄气的表情，但大多数仍没有意识到什么，邓名在心里暗暗记下：“常备军整训已经有了成绩，但还不够，将来必须要让每一个军官都充分意识到后勤的重要性。”
任堂是所有人中第一个泄气的，在最初的几次战略研究会后，任堂就极力主张攻打保宁不可行，坚决反对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为代价，去赌半年后保宁依然适合进攻。在任堂看来，要不就冒险用少量军队突袭保宁，要不就干脆放弃这个计划，渐渐的邓名也开始接受这个意见。
“不过即使半年后保宁不适合进攻，我们修筑道路和这些仓库也不是没用的。”周开荒指出，如果能够在剑阁驻扎一支有战斗的部队，那就解除了清军从北方威胁成都的可能。
“但都府能长期在剑阁养这么一支军队么？剑阁周围没有人烟了，这支军队需要的东西都需要从都府运去，而且还花费这么大。”任堂最近一直主张要先消化胜利果实，可以先花费一两年的时间恢复生产、整顿部队、储备物资，然后再伺机出动。
这个建议得到不少军官的赞同，不过邓名总觉得很难。依靠从江南缴获的粮食，他可以向平民提供大量的口粮；依靠从湖广得到的武器，邓名可以装备和训练部队，暂时没有生产武器的压力；从李国英那里得到的农具，也可以用来扶持成都的铁匠商行……总之，邓名能够顺利地推行新政，让成都以惊人的速度从战争创伤中恢复，靠的就是巨大的战争红利。甚至可以说，现在是集数省物力于一隅之地，帮助成都的农工商复苏。但当战争红利耗尽后，成都的恢复速度势必要大大减缓，那时农工商各界不但得不到政府的全力支持，还要承担压力，帮明军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第四节 栋梁
除了周开荒以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剑阁对川西的安全非常重要，还有少量军官认为明军作为政府军，有责任收复故土并且坚守。幸好这种人并非很多，邓名很容易就打消了他们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念头，若是邓名切实掌握上百万人口，他也会尝试占据剑阁，至少在江油建立前哨基地。
“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恢复生产，在保证粮产量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训练士卒。”见一时大家都拿不出什么好的攻击目标，邓名就转入下一个议题：“我计划设立一个学习日，在商行里工作的工人，每五天必须放假一天。而且这天商行的老板还需要付工资给工人。”
建立明朝的朱元璋是个工作狂，也不认为天下人有休息的必要，规定除了他的生日、春节和中秋，其他日子都要工作。虽然这个规矩没有被他的子孙执行下去，但休息日也仅限于官吏，普通工匠依旧要日复一日的工作。而在邓名看来，间隔性的休息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对他推行全民军事训练也有很有好处：“在学习日这天上午，同秀才都要在常备军的指导下进行训练，我们不是说过，同秀才不免除兵役么？这每隔五天一次的训练就是兵役的一部分，不但工人要参加，商行老板也得参加，学习日官府的雇员除了值班人员其余人也要参加军训。”
清军的绿营也不是每天都进行训练，不同将领积极程度和粮饷充足程度都不相同，清军平均每隔五天出操一个上午，有的十天出操一个上午。就是赵良栋这样的名将，顶多也就是三天进行一次军事训练，训练强度和范围根本无法和成都的常备军相比。
“五天一次的军训，将以亭为单位，每次一个上午，常备军自行决定训练内容，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让同秀才能够听懂军事命令、认识旗鼓、学会队列变换。”绿营官兵延续明军的传统，他们在平时或许吃的不好，但在出操那天肯定能够吃一顿饱饭，粮饷的充足同样是制约清军训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近期没有什么战争风险的时候，各级将领总是倾向于减少训练以节约开支。邓名既然要进行日常训练，当然也不会不考虑到这点：“学习日我们向参加训练的同秀才提供三餐、每个人定额是四斤粮食，吃不完可以带回去；生病可以不参加，但需要郎中证明或是经过士官的检查，如果无故不参加视为逃避兵役，罚四斤粮食。”
现在成都工商阶层并不多，邓名制定城市人口的训练制度是未雨绸缪，更多的人还从事农业生产：“凡是种田的同秀才，农忙时学习日暂停，但差额要在农闲时补齐。都府治下的每一个同秀才，只要年满十八、不满五十，每年就必须参加七十天的训练，在达到这个数字后，剩下的休息日可以自由支配。”
相比把大量的粮食花费在修筑通向江油、剑阁的道路上，邓名觉得还不如用来进行军训。由于同秀才免除了劳役，所有的修筑工作成都都需要支付报酬，而且这对常备军也是一种锻炼，让士官能够借此锻炼控制部队的能力。
军事会议结束后，知府衙门来人找邓名，说有大批权如同秀才（俘虏）的代表在衙门前求见邓名。
“你们欺负人了？”正打算休息一会儿的邓名立刻冒出了这个念头：“有多少人来告状？”
“不是。”刘晋戈的手下连忙辩解道：“他们是来向提督道谢的。”
“道什么谢？”
“因为提督的仁政啊。”使者恭维道：“提督并没有把他们送去军屯，而是允许他们自行开荒，还给了他们不受肉刑等士人权力。”
权如同秀才都是外地迁移来的百姓，这个身份只是临时性的，等他们第一次向知府衙门纳税后就自动转成同秀才，因此除了一个名字外，和同秀才并无丝毫不同。可这次明军向成都送回大批贵州、陕西人，这些人同样是退役军人，不过他们的身份不是前明军辅兵而是前清军辅兵。一开始邓名的不少手下都想针对他们制定一些歧视性政策，但邓名不同意，以“一起为了发展”为借口，下令对清军退役士兵一视同仁。
“肯定是刘知府搞出来的。”邓名马上断定这是刘晋戈策划的形象工程，他有些生气地说道：“我忙了一天，哪里有时间去应付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情？还影响种地，本来他们就已经耽误了不少农时了。”
虽然邓名有些不满，但他还没法拒绝这个请求：“如果我不去见他们，这些人多半会心中不安，算了，我还是去一趟吧。”想到这里，邓名就穿戴整齐，带着几个卫兵赶去知府衙门——他原先的卫士都专职去常备军担任军官了，现在卫队都换成了三堵墙的人。
不过这个邓名倒是冤枉刘晋戈了，这次感恩活动确实是贵州和陕西人的自发行动，不过在听说这个消息后刘晋戈倒是非常支持，赏了提议人一些欠条，还派出卫兵维持秩序。
谭小庄就是代表团中的一个，他被送到成都后，本以为会再次进入一个军屯成为辅兵。和其他俘虏一样，谭小庄对未来的命运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反正一直都是这种生活，他相信自己能够适应得很好。只是一想起在贵州那短暂的自耕农生活，谭小庄还是有些遗憾，美好的日子短得就好像是一场梦。
所以当成都官府宣布了他们的待遇时，谭小庄其他俘虏一样，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依旧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而且成都的税赋还远远低于贵州。既然不需要承担沉重的亩税，谭小庄也一次性申请了十亩地，并梦想着明年能够把靠近自己土地的荒地再开出十亩来。
看到邻居有能力从都府买到铁制农具的时候，谭小庄还是很羡慕的，他眼下只能用木制的——作为一个不享有补贴和优惠政策的前清军辅兵，谭小庄的口粮都是向邻居借贷的，现在这些私人借贷年利息一般都高达五成，清军俘虏还要付更高的利息，谭小庄借的都是一年翻一番的?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