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种姿态，因为邓名不是夔东的闯营众将，他是文督师的代表，他的一举一动会被百姓们认为是南明朝廷的态度。
现在，小地主阶层是明军岳家集团中的顶层了。比他们地位更高的缙绅阶层是地方乃至天下的实际统治者，虽然缙绅家庭的数量只有小地主的几十分之一，但获得功名的缙绅子弟人数比小地主的子弟少不了多少，就是一整代人中都没有考取功名的，也不会对家族构成致命的损害。
缙绅阶层对政治和天下局势的变动比小地主阶层还要敏感，高邮湖之战后，江西有很多缙绅就决心与川军的军官联姻——他们的联姻对象只可能是明军的军官。如果邓名的少尉军官肯娶这些家庭的女儿，那缙绅们根本不会在乎聘金的数量，如果明军支付一百两的聘金，他们就会还回来价值一百两的嫁妆。
可是邓名不允许军人与小脚妇女联姻的命令堵死了缙绅的路，一些缙绅在与明军进行交易后，还要求面见邓名向他提出抗议。很多缙绅都暗示：这只是邓提督家的规矩，是提督你们老朱家的家规，和别家没有关系，不应该覆盖到全体部下身上。但邓名却装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邓名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无论他如何苦口婆心地说明，别人还是不依不饶，现在邓名一听到这一类的暗示就感到全身无力，一点解释的念头都生不出来了。
邓名只是强调，明军常常要进行高强度的流动作战，因此不便于携带一批残疾的妇女。而且明军担心上行下效，要是高级将领和军官们带头娶了残疾的妇女，那对下面的士兵也就控制不住了。
邓名把路堵得严严实实的，缙绅们也无可奈何，但他们的胆子比小地主们大得多，马上就有人提出要让儿子——大部分都是庶子，隐姓埋名地到明军那边服役；部分对明军特别有信心的缙绅，甚至表示愿意让嫡出的小儿子去四川。
这些缙绅家庭的孩子个个都认字，他们平日里的学习条件比小地主的子弟强得多，家庭可以给他们提供用来练习书写的笔墨纸张，往往还请了专门的开蒙老师。
和那些在江南投军的正牌秀才一样，邓名表示他没有现成的军中职务安排他们，要是这些士人子弟想参军就得从头做起；但如果他们不想从底层做起的话，邓名非常欢迎他们去四川的书院教书，如果将来发生了战争，不到最后关头，保证不会将他们征召入伍。
部分缙绅同意了这个安排。正月初十，任堂继续办理收尾工作，邓名带着有家室的战兵首先出发前往湖广，同时带走了一百多个士人子弟，大都是出自乡绅级别的家庭。更高级的缙绅没有一个人向四川派出子弟，他们的孩子大都有名师指点，能够拜在声名卓著的大儒或是庶吉士的门下学习，邓名开出的条件对他们毫无诱惑力。
……
北京。
儿子历经艰险总算是平安地回家了，索尼提前让包衣准备了一桌子好菜，准备给老三压惊。
但索额图进门后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只是呆呆地坐在桌子旁，没有喝水也没有动筷子。索尼察言观色，挥手让服侍的侍女和仆人都退了出去，然后和颜悦色地问道：“老三，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对为父的讲嘛。”
索额图的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一通天人交战后突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双手撑地伏在索尼面前一动不动，鼓起最大的勇气问道：“阿玛，是您出卖了先皇吗？”
第二十一节 波澜（下）
顺治十八年的北京，新年一过就好戏连台。
尤其是五百被俘禁卫军返回后，皇宫和满城鸡飞狗跳，连台的好戏让外城的汉人也议论纷纷，满洲人的凶焰再也无法彻底压制住汉民的好奇了。
满洲人规定汉人无故三人以上聚会就算造反，其他各省对这条规矩的执行有松有紧，无法做到处处严格执行。但在北京，这条规矩执行得毫不含糊，所以顺治十七年来北京的茶馆、酒肆的生意一直相当萧条。
今年春节后果然是新年新气象，茶馆、酒肆天天爆满，由于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百姓聚集起来侃大山，各个茶馆、酒馆都紧急购置桌椅板凳，以供京师的老少爷们所用——现在生意最好的除了这些茶酒老板，就属木匠了。
北京城内法纪荡然，官府现在也没有功夫管这些一边喝茶、一边八卦的汉子，官员们早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今天孙大人又跳河了！”一个消息灵通的大汉冲进茶馆里，扯开嗓门嚷起来。
“这次跳下去了吗？”这个茶馆里的人闻言都停下了原先的话题，一起向那个报信的人望去。
这个大汉口中的孙大人正是孙廷铨，崇祯年举人、进士，见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后，孙廷铨辞官拒绝到湖广上任。满清入关后，孙廷铨再次从山东老家赶到北京，历任满清的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在帮助满清筹集粮草、镇压汉族抵抗方面多有功勋。
顺治毙命后，孙廷铨是第一个跑到皇宫边大哭，也是第一个上奏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的臣子（无论满汉）。在议顺治谥号的时候，孙廷铨极力主张按照汉太祖例，以顺治帅军入关、十分天下有其九为理由，谥顺治为高皇帝。由于努尔哈赤是武皇帝、皇太极是文皇帝，所以孙廷铨的离奇主张就是其他竭力拍马屁的汉人同僚都无法赞同，索尼、鳌拜二人最后也否决了孙廷铨的建议。
不过孙廷铨的建议无疑给太皇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廷铨作为汉臣参加了定策和议号会议，玄烨登基后他也被授予了大学士的恩赏。在邓名的前世，孙廷铨的家乡建立了他的纪念堂，给孙廷铨戴上了“国老”、“帝师”的头衔，给予了“刚正不阿”、“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杰出贡献”之类的评价——洪承畴、孙廷铨之流受到的待遇，让汪精卫、陈公博显得太可悲了。
参与定策、议制年号即是拥立之功，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资历，不过孙廷铨乐极生悲，才荣升大学士没有几天，禁卫军带回的消息就把所有参与制定年号的臣子都推上了风口浪尖。孙廷铨是汉人，不但参与了年号的制定，而且也有机会了解顺治亲征的路线细节，当然无法摆脱“私通邓名”、“出卖先皇”的嫌疑。而且前些天孙廷铨风斗也太劲，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架势舌战满汉百官，一口咬定顺治就该仿刘邦例为“高皇帝”，这固然为孙廷铨赢得了“忠臣”之名，但也招来了不少嫉恨。同僚们既羡慕孙廷铨获得的殊荣，又自问没法和孙廷铨一样不要脸，所以纷纷在背后骂他是“无耻小人”。
现在好了，大家不用在背后骂了，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指称孙廷铨怎么看怎么像那个大内j，而他随后的寡廉鲜耻行为只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罪行。
备受攻击的孙廷铨只好一死以示清白，几天前他就跑到城墙上，表示要投河自尽，在他满面悲哀地把遗表朗诵完毕后，早就闻询赶来的步兵衙门的官兵一拥而上，把孙大学士从城墙边抱了下来。不顾孙大学士“不要拉我！”、“让我死了吧！”的狂呼，硬是把孙廷铨从城墙边一路拖回了皇宫。太皇太后好言抚慰了一番，打消了孙大学士的死志。
皇太后的表态让官员安静了大概两天，这期间越来越多的内部消息被披露出来：什么蒙古人投降了邓名以后，转身就攻打皇营；还有明军对先皇的行踪、布置都了如指掌，整个突袭不到四个时辰就宣告得手——禁卫军俘虏的描述让北京官场变得更加混乱，见太皇太后暂时顾不上保护孙廷铨后，嫉妒他拥立之功的汉人臣子们就再次对他发起攻击，甚至有谣传说孙廷铨的儿孙还有几个在明军那边匿名效力。
孙大学士无奈之下，只好再次跑去城墙上投河。太皇太后当然不能让有拥立之功、历任三部尚书、顺治二年就投奔清廷的汉人大学士就这样挂掉。因此这次跑去城墙上听孙廷铨朗诵遗表的是御前侍卫。孙大学士声情并茂地读完，然后把它压在一块青砖下，接着还痛哭着向皇宫方向三跪九叩，这才起身踏上城垛。周围早就等得不耐烦的御前侍卫们大呼小叫着扑过去，把孙大学士和他的遗表一起又带回了皇宫。
至此以后，汉人臣子就明白太皇太后确实要死保孙廷铨，再也没有人继续攻击他。
可昨天御前会议上又一次爆发了大事件。安亲王岳乐和康亲王杰书并肩上朝质疑中枢的可靠程度。这两位亲王和其他王公一样都被保皇派认为是不安定分子，所以没有让他们参与议论皇帝和年号的会议。但“邓名早就知道康熙年号”这件事爆发后，亲王们反倒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位，对保皇派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本来刚刚确定辅政大臣执政模式时，索尼还欲擒故纵，带着鳌拜等人一家家亲王拜访过来，口称这个做法违反了八王议政的前例，他们这些奴才不敢僭越，所以来恭请亲王们出来主持。
不过没有一个亲王敢接这个话茬，他们知道谁敢在这个时候说一个“不”字，索尼前脚一走，御前侍卫后脚就要杀上门来，因此岳乐、杰书他们都皮笑肉不笑地把索尼、鳌拜他们勉励了一番，称这既然是太皇太后的意思，那你们好好做事就是了。
而随着“康熙年号”案的曝光，亲王们的底气足了很多，料定太皇太后不敢在这个时候耍横，昨天安亲王就盯着索尼质问道：“若不是汉人和邓名勾结，把先皇和年号出卖给他们，那还会是谁？难道是你索尼吗？”
索尼无言以对，而岳乐仍是不依不饶，又责骂想上来给索尼解围的另外一位辅政大臣鳌拜：“若不是索尼、也不是汉人，难道出卖先皇的是鳌拜你这狗奴才吗？”
安亲王话音才落，康亲王就附和道：“不错，这些汉人都有问题，你们信用汉人也是大错特错。几天前索尼、鳌拜你们不是说要恢复八王议政制度吗？本王这些天想了想，觉得上次拒绝了你们有些唐突冒失了，爱新觉罗家的担子，本来就不是你们这些奴才挑得起来的，这样吧，以后还是八王议政吧。”
杰书这话一出口，今天孙廷铨只好再来跳河，谁让他是风头最劲的汉臣呢。
不过今天孙廷铨还是没死成，又一次被御前侍卫救走了。
“看来这八王议政还是议不成啊。”北京的老少爷们议论着眼下的政治局势，作为大明三百年皇城的居民，每个北京人都有不错的政治嗅觉。
如果亲王派得势，他们也不会如嘴上所说的不用汉人，现在满清的统治想维持下去就必须借助汉臣的力量，这不过是亲王派打击保皇派的借口罢了。但具体到孙廷铨就不同了，他一贯拍太皇太后和先皇的马屁，是保皇派的旗帜之一，亲王们上台后就算还用汉臣也要收拾了他，以证明他们夺权行为的正义性；而太皇太后和辅政大臣们肯定要死保孙廷铨，不给亲王们反攻倒算的机会。
今天既然孙廷铨还是没能跳成河，那就说明现在还是太皇太后和辅政大臣控制着局面，亲王们虽然咄咄逼人，但终究还是没能把权利抢走——要真是亲王把权利夺去，太皇太后觉得孙子的位置都未必能保住，毕竟这个皇子人选也是讨论年号的那一帮人定下的——现在太皇太后和保皇派也管不了太多，只能一口咬定没有内j，情报多半是从某个丫鬟、包衣那里泄露出去的。
这样的热闹局面让北京人兴奋不已，亲王、重臣、阁老、尚书轮番出来演猴戏以娱乐百姓，还演得不亦乐乎。除了孙廷铨投河外，还有要跳楼的魏大人、要上吊的龚大人，天天都有新闻而且从来不带重样的。天桥那边连赌局都摆开了，孙大人、魏大人、龚大人个个榜上有名，可以赌他们能不能活，也可以赌他们能活多久，要是猜中了具体死法和具体死亡时间，就可以大赢一笔；就在赌局旁，还有摆摊算卦的道士，给两文钱就能给你分析一番眼前的政治局面：孙大人虽然天天嚷嚷着投河，但没准明天晚上就偷偷上吊了，拿出几文钱赌一把，输了不心疼，赢就能赢回几十两银子啊……
正因为京师的衙门各有一堆的烦心事，再也没有人来管汉人聚会了。北京百姓每天聊着八卦，猜着赌局，几十、上百人凑在一起传播着小道消息，要不是邓提督把皇上宰了，日子哪来得这般快活？
第二十二节 怒潮（上）
邓名驻扎在九江的时候，江西巡抚张朝没有去与他会晤，而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副手董卫国，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那就是与江宁巡抚蒋国柱秘谈。
这种封疆大吏的私下串通非常惹朝廷忌讳，但蒋国柱和张朝都担心朝廷会翻脸发动南征，既然这种可能性不能百分之百地排除，那他们就有必要制定攻守同盟。这种同盟会谈事关两个人的前程，他们都不放心用使者进行沟通，所以蒋国柱就秘密前往安庆府，与乔装打扮而来的张朝当面进行谈判。
这场谈判除了周培公没有第四个人在场，就是两人的心腹幕僚都被排除在外，双方一致认为开源练兵是当务之急，他们需要兵力来北抗朝廷、东拒邓名。在这天的谈判中，蒋国柱和张朝就商贸、税收达成了诸多协议，期间两人曾几次争执不下，但都被圆滑的周培公好言化解了。
现在周培公是两江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全权负责的海贸问题被蒋国柱给予很大的希望，让江宁巡抚编练更多忠于他的军队成为可能，现在周培公已经接近实至名归的江南第二人；而张朝同样希望借助周培公与邓名的关系让瓷器的统购统销顺利进行下去。本来给予周培公江西布政使衔只是一个拉拢的手段，其中很大成份是因为他背后的张长庚的面子，但现在张朝却甘愿给予周培公更大的权力，让他成为仅次于董卫国的自己的副手。
身兼两江两省布政使的周培公，能够站在两江的全面高度看问题，这次两位巡抚的会谈若少了这个润滑剂几乎就一定会失败。
在这次会谈上，周培公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两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南京和南昌都不拦阻另一方的货物，不征收额外的赋税，对内消除贸易壁垒，分享海贸和长江贸易的利润。当然，这都是对有官方背景的商人，至于那些中小商人，两江衙门都要征收厘金以充实南京、南昌的府库。这个策略不但能进一步增加两省的收入，而且还能打击竞争者，争取在和明军贸易谈判中的有力地位。
由于官商拥有诸多特权，所以南京和南昌都不会单方面给商人发放执照，所有的特权发放都要事先得到对方的同意。最后蒋国柱和张朝一致同意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从事此事，他们计划联名上奏朝廷，申请建立“两江剿邓总理衙门”，明面上的职能就是负责情报收集、侦查通邓的细作、向穆谭和类似的贪财好色之徒行贿以打入明军内部、制定长江贸易审核规则以防被明军利用，并且肩负一部分替两江藩库筹集经费的责任；暗地里自然是全权负责通邓，发放这种被南京、南昌共同承认的官方执照。
周培公将被两位巡抚共同保举为第一任剿邓总理督办大臣，挂两省布政使衔。两江剿邓总理衙门将要设在安庆，简称剿总衙门，它在南昌和南京都会下设办事处，简称南京剿总和南昌剿总。此时两位巡抚都认为这会是一个职能简单的负责收钱的衙门，周培公总理的权利也很有限，无论是蒋国柱还是张朝，甚至周培公本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剿邓总理衙门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怪兽，而周培公总理有朝一日又会变得如何权势熏天。
除了经济上的合作外，两位巡抚更关心的是政治权力的划分。在未来的剿邓总理大臣的斡旋下，张朝保证退出两江总督的竞争，并全力支持蒋国柱取得这个位置；而蒋国柱则保证在取得总督职位后，不干涉江西的人事权和财权，不插手江西内政，并竭尽所能维护张朝在江西的地位。
剿总衙门既然确定在安庆，两位巡抚都不可以向朝廷建议它改驻其它地方。
政治权利划?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