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节 软硬（下）
清军老老实实地呆在营里，严格执行各项封锁制度，逃亡来明军这边的人数量不断下降；而任堂和穆谭也可以继续他们的运输大业，全心全意地把更多男丁送上船。现在明军完全控制的江面，已经不需要再考虑安全问题，因此任堂就把俘虏都编队排号，一旦有船只返回立刻登船，满员就驶离，让效率达到最高。
看着又是满满一船人驶离明军的码头，任堂对身边的穆谭叹道：“这几万人回去，应该对粮价有所帮助了吧。”
成都大片的无主荒地使得百姓只要想拥有一片土地就可以，除了少量的老板和特别精通手艺的人外，大部分工人即使在商行打工也只是农闲时的副业，或是为了攒钱储备种子和农具以便去开荒——至少现在成都的观念还没有多大改变，几乎每个人都盼望能有一块属于他自己，将来可以留给子孙们的土地。如果不是邓名不允许囤积荒地并在去年规定了注册但是继续抛荒土地的罚款规则，有不好商人都想在经商的同时储备一些荒地——反正以前是十亩一百元，他们完全承担得起；除了这些商人外，完全没有心思去当农民的就是那些商行里的顶梁柱，这些师傅手艺好、薪水高，所以没兴趣去干土里刨食的工作。
而大量自耕农的出现，就导致粮食储备急剧增加，去年成都自生加上邓名从江南运回来的大量物质，就让官府和大部分农户都有了两年的存粮。今天麦收后，大批单身汉都发现他们二十亩的出产够他们敞开胃口自己吃上几年的，官府也没有收购太多粮食的欲望。不过那时距离邓名规定纳农税的时间（九月）还远，所以农民就都把粮食储存起来，如果有不太离谱的收购价，他们也会酌情出售一些。
现在距离九月越来越近，任堂、穆谭这种有见识的高级官员，都可以猜到收稻后的粮价波动，又是大批新粮入库，而大家又急需欠条来纳税，传统的谷贱伤农问题就又会出现。其实早在五月的时候，熊兰和刘晋戈就和邓名说过此事，因为邓名已经不再要求熊兰维持粮价，所以到底会跌倒什么地步去谁心里也没有把握，而刘晋戈甚至询问邓名，若是粮价低迷得完全没法看的话，是不是可以部分采用实物征税？
不过邓名不同意，因为一旦恢复实物收税，欠条的信用就会收影响，他宁可到时候头痛医痛地想办法，也不愿意承受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邓名觉得现在成都农民生活水平还不错，就散粮价低也不必担心吃不饱，完税后大概依然是粮食多得一个单身汉发愁如何吃光的问题，而且过惯了苦日子的农民肯定会有储备余粮的行动，不会发生集体抛售粮食的状况；而且邓名还指出，如果农民觉得出售粮食太赔，他们可以先去打份零工，通过类似预支工资的手段来筹集九月的保护费。
以任堂想来，这批俘虏送回成都和叙州后，肯定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等于是雇佣他们的老板出钱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缓解一下成都的粮价压力。
“现在可能是好一些，不过说不定是饮毒药止渴啊。”穆谭却有不同的看法。
“饮鸩止渴。”任堂纠正道。
“嗯，就是这个意思。”在工厂做工的人不生产粮食，但现在积极进厂的除了女同秀才——这是出于减免聘金的目的，就是大批刚到成都的新移民。新移民抵达成都时有可能已经误了农时，身无长物也买不起任何生产工具，所以他们就先在厂子里做工，同时侦查周围的土地、河流，暗暗琢磨好自己要在哪里安家，等到了合适的月份就辞工，倾其所有购置农具去开荒。
以前无论是从湖广来的，还是贵州人、云南人，基本就是这个套路，而工厂里的工人空缺也总是由新来的人填补。在穆谭看来，这些陕西和山西人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去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拥有一点技术的工人很快就会开始离开，新人填上他们的岗位，然后花一年的时间教给他们手艺，等到明年他们一样还在秋收后趁着粮价便宜购买上半年的存粮和种子，开始经营他们的自己的土地。
“今年是混过去了，但是明年就会有更多的土地，更多卖不出的粮食；今年这批人就又会离开，然后去开垦出更多的土地来。”
穆谭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任堂同样不知道，传统上应该劝农桑，但现在成都的情况相当反常，穆谭觉得可能就和刘晋戈说的一样，只有等成都拥有了几百万劳力粮价才能稳定下来而不会想现在这样大起大落——也就是等一波波移民把所有更低都占满了，才能趋向稳定，随着人口增加就会再次回归传统的精耕细作——而那怎么也是几十、上百年以后了，而川西政府则会继续在这粮价的颠簸中上下起伏。
“为了消耗粮食，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工人，要给光棍们说亲让他们家里多张嘴吃饭。”现在成都和叙州的普遍看法就是如果不恢复实物纳税、不抛弃欠条制度的话（也不能考虑用银子替代，那个可能更糟，甚至无法靠大量印刷来缓解危机），那必须要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发动战争，以推迟粮价崩溃，农民无法承担赋税的那一刻的到来。
这个理论模式中央银行行长熊兰和税务局局长秦修采去年联合提出的，模型非常简单，就是假设每年新到的男性人口都在第二年去开辟新田，而每个男性二十亩地即使是粗放经营，产出大概也能至少够八个人吃的，即使大量养猪也无法降低到四个人以下。因此也就是说每年成都新增人口都是男性的话必须是去年的四倍，然后下一年又得再增长四倍，直到把所有能开垦的荒地都填平了才算度过危机，为了避免欠条体系的崩溃必须在占满成都所有耕地前一直保持这样的移民加速度。大批农民能够纳税，商人手里的欠条也就不至于尽数变成废纸，而熊兰、秦修采和他们的幕僚团还进一步指出，若是新增人口中有大量女性，那就能减缓新田开辟速度——女性在秦修采模型中被设定为单纯吃饭的人口，随着时间增加还可以生产更多不出产光吃饭的成都居民——比如若是新增的移民中有一半是女性的话，那第二年的移民压力就不是前述的四倍而是两倍。
邓名对这个经济模型不以为然，虽然他不懂如何去建立一个合理的模型，不过即使用邓名现代美术生的眼光，也觉得这个等比例的秦修采模型实在是太简陋了。不过考虑到这是第一个含有数学理论的经济模型——再简单的数学也是数学嘛，邓名还是极力称赞了熊、秦二人一番，而这个模型也就成为了成都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共识，上个月书院的陈祭酒意识到粮价的危险性后，甚至开始在小学生的算术课上传授熊兰——秦修采模型，随着这个模型深入人心，其后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也一起印入了成都官僚和知识分子集团（现在又加上了陈校长的小学生们）的脑海中：那就是加速掠夺人口，保证至少一半甚至更多的女性人口输入，但男性也必不可少，因为需要他们填补工厂空缺，而这些新来者正好可以生产更多的农具和武器，前者卖给离开工厂去开垦的工人挣钱提供军费、后者用来武装军队去进行明年的人口掠夺战争——依旧是非常简陋而且僵硬的模型。
虽然任堂和穆谭的带兵经验比熊兰和秦修采强得多，但这两个人对经济都一无所知，邓名见过现代经济模式对这种有免疫力，而他们两个和陈佐才一样，首次见到这种含有数学原理的模式后钦佩得五体投地，越看越觉得完美。尤其是穆谭，更是把这套“掠夺减缓危机—掠夺制造危机—加大掠夺减缓危机”的理论奉为金科玉律，认为整个经济世界都因此而不再神秘。
“提督打重庆有什么好处？这种大胜仗固然暂缓了危机，但是今年每有一个男人进入成都，我们明年就需要四个，我认为我们应该去打山东。”穆谭认真地说出了他的看法。
“为什么是山东？”
“因为我听那些山东人说过——就是投奔你们舟山的山东人说的，山东的姑娘长的十分高大，饭量能是浙江姑娘的两倍，吃苦耐劳、能生能养……吃饭多、能干活、善于生龙凤胎，这是多好的姑娘啊，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全盘接受熊兰、秦修采理论的穆谭，很自然地也采信了他们给出的解决办法：“而且山东有很长的沿海地区，距离苏松也不太远，山东的官员也没有和提督议和过。”
“说的不错。”任堂赞同地点点头，轻叹一声：“我们在重庆耽误得时间太多了，提督应该赶快去江南，不要再和李国英穷耗了。”
第三节 压力（上）
将近九月，邓名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李国英在重庆附近根本没有什么军屯。这时明军前锋发现了沿江而下的清军援军，为首的正是王进宝。见到明军的部队后，清军迅速下船转为步行，从嘉陵江的另一侧向着重庆进发。仅仅一天之后，明军就发现清军后方还出现了五颜六色的军旗，显然是汉八旗的监军部队。
孙思克带着部队撤退向保宁，沿途抛弃了所有不必要的装备，付出了丢弃全部牲口和残余无甲汉兵的代价，总算是把八旗兵基本完好地保住了。遇到王进宝乘船而来的部队后，孙思克的汉八旗得到了补给和修养的机会。孙思克让袁佳文弼带上几百个状态尚可的八旗兵作为监军，跟在返回重庆的前锋部队后面，如果王进宝能立功的话，孙思克和袁佳文弼也可以分一份功劳。
“孙思克和赵良栋手下大约有一万五千披甲兵，其中半数都是新兵，最精锐的部分是赵良栋的亲兵和他们带来的边兵。现在赵良栋还没有到，孙思克身边兵马的战斗力应该较差。”邓名从俘虏口中已经了解到李国英此次出兵的全部情况，现在既然见到了孙思克，那邓名就明白重庆城里前些日子确实很空虚，明军错失了攻打重庆的机会：“现在如果渡过嘉陵江去打重庆，就可能在顿兵城下的时候背后遭到王进宝的攻击，太危险了。嗯，如果我们能抢在赵良栋赶到以前先打垮了王进宝，然后再去打重庆的话，或许还有机会。”
邓名的见解并没有得到赵天霸和周开荒的附和，他们两个人都表情严肃，听完邓名的话后赵天霸甚至微微摇头。
七千明军战兵，加上一千多水手和一万余民夫，这就是邓名手头的全部实力。这两万人沿着嘉陵江铺开，并没有攥成拳头。今天讨论下一步的战略，但负责后军的李星汉却无法及时赶来，必须要守在江口确保明军的退路。
虽然屡屡催促，任堂那边也全力配合，但派来的三千援兵刚刚在江口附近开始下船，完成收拢也需要一些时间。
明军的运力不足、兵力不够，随着大批的俘虏被运回叙州，明军也必须从前线调回大批民夫，以防聚集在叙州的俘虏出现马蚤动。为此邓名还下令成都再紧急动员一批部队，不是奔赴前线而是到叙州镇守以防万一，同时接受那部分给成都的人力。大量的俘虏和民夫都要乘船逆流而上，而且时间还很紧，这几乎占用了明军全部的运力，剩下的一些运力还要用来维持邓名所部的补给，所以明军的机动能力大大下降了。
以明军目前的状态，就算王进宝的援军不到，只要重庆认真防守，明军的攻势也会相当乏力。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会一下子获得这么多的俘虏。我军本来的设想是保障两万左右军队的机动，因为战事紧急，一下子动员了五万人，再加上七万多俘虏。我们的船只如果是供两万人快速移动，支援作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现在是十二万人，自然行动起来就和蜗牛一样了，何况还要不停地从后方运输粮食。幸好我们在叙州存了一些粮食，要是全都要从成都运来的话，现在船就更不够用了，大军肯定会被钉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赵天霸知道邓名有些不甘心，也隐隐觉得要不是他前日过分小心，说不定还能在重庆城下捞到好处。现在邓名因为不甘心而挖空心思地琢磨补救办法——而这个办法赵天霸认为是不存在的，他不希望看见邓名因为后悔之前的失误而冒险：“到处都是船只紧张，部队动不起来只能和清军一样走山路，现在渡江去和王进宝打太勉强了。就算他肯出来交战，就算能击退他，到时候能不能及时退回去攻下重庆呢？要是赵良栋也马上到了怎么办？”
邓名轻轻地叹了口气，对面王进宝的先头部队看起来并不多，可能只有三、四千披甲兵，邓名面对李国英的大军都毫无畏惧，现在却被这么少的敌军牵制得难以回旋，实在是有些不甘心：“李国英的主力都被轻易地打垮了，要是能拿下王进宝和赵良栋，这重庆就是我们的囊中物了。”
“提督太贪心了。”赵天霸笑起来。
此战由于孙思克的胡乱指挥，使得李国英空有大军却完全发挥不出力量来，川西明军在战场上的伤亡都加起来也就只有二百而已，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仅就青壮劳动力来说，以前两次下江南，用时将近两年，获得的人口都没有这次不到一个月内获得的多。
“嗯，你说得对，”邓名想了想，也微笑起来：“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什么笑话？”周开荒立刻来了精神。
“有两个朋友去别人家吃请，其中一个吃得实在太多了，晚上回家的时候只能挺着肚子走。迎面一阵风吹来，把他的帽子吹掉了。这人试了半天，怎么也弯不下腰去，幸好这时他朋友跟上来了，他就招呼朋友帮他捡一下帽子；而他的朋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昂首而去。”
“哦，为什么？”周开荒兴致勃勃地问道：“那个帽子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这家伙只好一路踢着帽子回家了。”邓名答道：“第二天他就质问他的朋友为什么不帮他把帽子捡起来，他朋友说：‘你弯不下腰，我也一样啊。’这人又问，为什么当时不告诉他，朋友回答说：‘我嘴里含了个丸子呐。’说不了话啊。”
“肉丸子吧？”周开荒点点头：“换我也不吐。”
“嗯，我感觉赵少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以我的饭量，一个馒头不在话下，可是现在已经两桶面条下肚了，只能踢着帽子回家了，”在赵天霸的劝说下，邓名放弃了继续作战的念头，他自嘲地说道：“王进宝就是那个丸子，我们就算含得进嘴，也咽不下去了。”
“提督明白就好了。”赵天霸听完故事就一直在笑：“这次李国英动员十几万大军，别说甘肃、陕西，即使山西恐怕也是元气大伤，他得好好养一阵伤了。”
“重庆终究是心腹大患，”邓名现在对重庆的战略价值有了新的评价，认为清军对长江航运的威胁远在之前的想象之上：“我们先退兵吧，别把赵良栋的大军等来了。不过等我们消化完了这次的战果，一定要再来重庆。”
“这点提督完全可以放心，我们恢复得肯定要比李国英快得多，我们安置好俘虏就能再次出兵，可是他想再凑十万人可不是容易的事。”周开荒信心十足地说道。
“这次就是让赵兄失望了。”邓名带着些歉意对赵天霸说道：“眼看赵良栋就要来了，却没有机会让赵兄报仇。”
上次邓名去江南的时候赵天霸留守，和李星汉两人辛苦练兵。他一直记得上次被赵良栋包围的耻辱，所以这次出征前后多次对邓名说，若是赵良栋不来便罢，若是来了一定要让他亲手报这一箭之仇。
“无妨，我这么年轻，有的是机会。不过提督真的打算安置好俘虏后就再来重庆吗？”赵天霸又提出一个疑问：“重庆没有一年时间是别想再发起大规模进攻了，可是重庆终归是块硬骨头，不围攻个一年半载，恐怕也很难打下吧？而叙州在这次战后又多了三、四万个光棍。”
“嗯。”邓名低沉地应了一声，无言以对。叙州本来有两万七千青年男子，五千青年女子；完成俘虏安置后就会有五万多青年男子，而女子数量不变。这种男女比例无疑是极其危险的，足以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而成都也就是看起来稍好，比例不这么悬殊，但找不到配偶的青年男子其实比叙州还要多得多。
叙州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他们在有了一些积蓄或是自己的土地后，就会急着建立家庭，拥有孩子和继承人。和邓名前世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