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虽然不是秦系将领，但也忍不住大声问道：“我们真要出兵去救元辅他们吗？”
“事关朝廷安危，岂能马虎？”李定国脸色一沉，喝道：“还不快去准备！”
西营中的暗流李定国当然心知肚明，但他还是必须要对此事作出反应。众将嘟嘟囔囔地去准备征缅事宜了，只有白文选这个老战友独自留下。
“扶不起来的天子啊。”见营帐里再也没有别人后，白文选叹息道。咒水之难的消息传开，永历朝廷的威信就会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与他戚戚相关的晋王，也会遭到严重的损害。西营内部官兵更会进一步质疑李定国无条件拥戴永历的决策。
“那也是天子。”李定国苦笑一声。他知道西营将士本来就对永历没有什么忠心，天子弃国后，李定国以牺牲自己的威望为代价，继续维持着永历朝廷的权威。再这么下去，无论李定国的人脉、威望多么雄厚，迟早要在这个无底洞里消耗得一干二净。
“确实。”白文选点点头。作为李定国的义兄弟和最亲密的战友，他能够理解李定国的所为。永历是维持抗清联盟表面团结的最后一面旗帜，如果永历真的出了事故，那抗清联盟会发生什么变故难以预料。要是有人怀疑李定国也背叛了朝廷，那因为忠于明朝而投效郑成功、张煌言军中的人可能就会视西营为仇寇，悲观失望的人甚至可能失去所有继续抵抗的斗志，向清廷投降。
不过即使能够理解李定国的苦心，危如累卵的抗清联盟也经不起大风大浪了，白文选心中的失望依然。
“如果不是为了晋王……”白文选在心里默默念叨着，现在他对永历朝廷的忠诚，完全是冲着李定国的威信在勉强维持，如果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白文选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继续效忠永历。
“派人去成都，把快马都带上。”李定国身心俱疲，在吴三桂的压力下他根本无法出动大军去解救朝廷，他迫切需要盟友的支援。即使只有政治上的支援也好，以便继续维系云南明军对朝廷的忠诚，从而保存岌岌可危的抗清联盟：“全速赶去通知保国公（邓名刚刚得到的爵位），让保国公赶快声讨缅人的无耻犯上。”
“那贵州呢？”
李定国无力地摇摇头：“军心不稳，安家我们是帮不上忙了。”
……
贵阳的清军得知咒水之难的消息后，吴三桂哈哈大笑：“本王本来还准备了三万人马，防着李定国不顾和安家的旧怨来搅和本王的大计。好！莽白果然好得很，本王可以把这些兵马也用去收拾安水西了，过年前就解决了这个心腹大患。”
第四节 一致（下）
邓名返回叙州的时机刚好，正赶上成都知府刘晋戈派人到叙州交涉截留俘虏的事情。在成都和叙州发生不愉快前，邓名站出来表示这次俘虏分配是他的决定，成都府的使者只好服从。
对邓名来说，成都府和叙州府的纠纷是小事一桩，只要他在川西，就能控制局面。在这个问题上熊兰和秦修采都是袁象的同盟，如果叙州是成都府的下属的话，刘晋戈的势力就凌驾于税务局和中央银行之上。就算叙州暂时还无法和成都分庭抗礼，只要两家不是一个鼻孔出气，那熊兰和秦修采与两府衙门讨价还价的时候就有更大的余地。
对邓明来说，更重要的是叙州的议会在邓名不在的时候召开了。商行的老板们拿着鸡毛当令箭，要制定一些压制农业、扶持工商的条款，这个企图立刻就被邓名给阻止了——在邓名看来没有什么比农业更需要扶持，现在商行老板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想破坏农业生产是绝对不能妥协的。
不过邓名也不愿意把当初的许诺给收回去，他告诉这些想参与分赃的准议员，如同他当初许下的保护费一样，“无代表不纳税”原则在大明律无效时期，将是川西的基本原则之一。既然邓名同意纳税的商行参与分赃，那么缴纳了保护费的农民也一样有这个权利。在叙州会议上，邓名正式宣布把保护费改名为农业税，代表权是按照纳税的人口分配，而不是按照纳税数额多少来确定。
“在我们确定帝国的法律前，先要把帝国的宪法搞出来。”面对着一个个满怀参与分赃热望的商行老板们，邓名告诉他们凡事都有先后：“我简单地想了几条，以后议会定下的规矩凡是不符合宪法的，就不能通过；至于是不是符合宪法，交由提刑官来判断。”
对于这个说法大家都没有异议，他们已经被邓名科普过，宪法就是强盗分赃前的公约。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公约，那么分赃还是要演变成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而拳头最大的人显然是整天把“单挑”挂在口边的两位知府老爷。
“帝国宪法第一条：无代表不纳税。”邓名重申了战争红利必须要由全体川西同秀才共享的原则。而这一条反过来说，谁如果企图免税，他就丧失了参与瓜分战争红利的权利，而偷税、漏税的人就是“国贼”，因为这个人盗窃了属于全体同秀才的利润：“如果叙州有一万个人纳税，有二十个议员席位，那每个议员就要取得五百个纳税同秀才的支持。如果有争议，那就是支持者最多的二十个人有权进会场。具体多少为合适我们不用着急定下来，反正不能是制盐的说了算或是卖船的说了算。”
“帝国宪法第二条：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邓名这句话一出口，袁象和其他人都显得十分不解，就是那些脱离辅兵身份没几年的老板们也都不明其意。
邓名记得自己学过的政治课上，这一条好像是资本主义法权的标志之一，在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法律地位很高，差不多能被认为是基石。因此邓名在构思宪法的时候，几乎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这条。但邓名费尽唇舌地解释了半天，袁象和叙州的准议员们依旧听不明白，而邓名引入的一些前世名词，比如“人权”、“法权”之类的就更是让人糊涂了，明朝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概念，在他们的字典里也没有类似的东西。
“就是不许黑吃黑！”邓名忍无可忍地叫道。
“哦！”众人顿时都恍然大悟，纷纷露出会心的微笑。对啊，不许随意剥夺抢劫别人的财产，不就是强盗团伙里不能黑吃黑嘛。
“提督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没有异议。”叶天明、卢欢等盐商率先表示同意，其他老板也跟着盐商集团一起表示赞同。有了这一条，他们就不用担心官兵突然上门没收他们辛苦聚集起来的家产了。
第二条帝国宪法也获得大家的理解支持，很快就有人问起第三条。
“没有了。”邓名两手一摊，他暂时还没想到有什么特别重要、不容置疑的规矩，毕竟他不是学法律的。
“提督刚才不是说有几条么？”袁象很惊讶邓名的规矩居然这么少。
“是啊，这不是两条么？”
“无三不成几啊。”袁象低低地嘀咕了一声。
“那就是两条，我说，你这么斤斤计较干什么？”邓名把手一挥：“你们先谈着，看看有什么好补充的。如果确实好，而且都府那边也没意见的话，将来可以加进宪法里。”
邓名感觉宪法应该由更有权威的机构来确定，而不是他和几个叙州老板随口一说就定下来。不过现在邓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他本人就是川西最权威的“机构”，愿意和他讨论宪法问题的人，只有这些刚刚在战前出了大力，想要瓜分战后好处的家伙们。
叙州议会成立的第二天，几个商行老板就来向邓名报告，他们通过了一条法案，根据各商行的利润增收一笔特别税，用来购买湖广的良家女子，然后根据纳税的多少交付给商行的老板，把她们当做奖励许配给那些优秀的工人。
“这是买卖人口吧？”邓名感觉这似乎就是明目张胆地贩卖妇女。
“不是啊，我们会下聘、写婚书的，到了叙州后都认袁知府做干爹，规规矩矩地拜堂成亲。”议员们以为邓名误会他们想拐卖妇女，就解释说他们一定不要来路不明的女人，也绝对不会和人贩子合作。
“那就好，那就好。”邓名立刻意识到自己又是受到了前世伦理观念的影响，这个时代买卖女人很正常。别说女人了，就是辅兵都能买卖。按说邓名已经相当适应这个时代的婚姻价值观了，只是偶尔会走神不小心，前世的观念又冒出来。
不过邓名马上意识到，这个法案显然是老板们为了留住工人而定的。就算购买回来的女孩子不够多，只要让工人有个念想，自然就不会轻易地脱离商行去开垦荒地了。老板们还打算在帝国议会里定下规矩，那就是接受了这种奖励的工人，需要签订契约，保证在商行里干满一定的年限。
“一旦资本家掌握了国家权力，就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的意志变成帝国的法律。”邓名脑海里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不过对谁来说都一样，就邓名所知，所有的人都会在掌握权力以后这么干，倒不仅仅是眼前的几个老板才会有这样的本能反应。
“还是不对啊。”邓名遐想了片刻，突然又发现了一处疑惑，这种明显单方面有利工业的条文是怎么通过的？农民代表呢？难道就不会反对：“我们昨天不是说了吗？纳税就有代表权，你们得到务农的同秀才支持了？”
“得到了，我们都拿到手印了。”议员们理直气壮地答道，还热心地把过程详细地讲述给邓名听。
原来袁象昨天发了榜文，让叙州同秀才们都支持代表的提议，这些代表当然就是站在邓名面前的这帮商行老板。他们在前些日子的参战动员中出力最大，所以袁象自然要投桃报李。而同秀才们看到了榜文后，虽然根本不知道议会为何物，但是出于对叙州知府的信任，就服从命令支持列名其上的代表，而袁知府还下令亭士们出动，帮助代表们收集手指印。
邓名听了默然无语，看来这是彻底的行政任命：内定的代表，然后由官府出面收集选票，可以说比贿选的层次还要低级。不过面前的几个议员都露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不但不认为这样做有丝毫不妥，还毫无顾忌地把其中的细节讲给邓名听。
推倒重来么？邓名闪过了这样一个念头，不过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昨天为了让这些人明白为什么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邓名必须要用“黑吃黑”来解释，估计不管代表们再重选几遍，还是这个模样，邓名除了给自己找罪受，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好吧。”邓名点点头，开始表态：“帝国宪法在我之上，我只是长江提督，只要是议会通过的法律，我也会服从的。”
在邓名看来，老板们提出的法案也有用处，要是依靠抽税去湖广给光棍说亲，不但容易落下埋怨，还有复杂的分配问题，而且要防备经手的官员从中渔利。现在是这群老板甘愿自己掏腰包为国分忧，虽然有损官员们的权威，但是对川西的老百姓有好处，对胜利有帮助，邓名何必与其过不去呢。
“等一等，”在众人散去以前，邓名突然又发现了一处古怪：“买回来的姑娘为什么要拜袁知府当干爹？袁知府才二十岁出头，他肯收养这么多义女吗？”
“袁知府同意了啊！”老板们再次为邓名释疑，纷纷嚷道：“袁知府说了，借用他的名号就要交出十分之一的姑娘纳税，由他主持，分配给亭士和工作勤奋的衙役做老婆，这就叫特别税的税。”
第五节 重整（上）
邓名从重庆退兵的时候，王进宝因为兵力不足只有袖手旁观，至于重庆更是没有采取丝毫行动，眼看着明军从容不迫地退去。等明军把所有的俘虏都运走后，李国英和张勇才千辛万苦地从山里逃了回来，见到重庆居然没有失守，李国英真是有些喜出望外了。
本来川陕总督担心重庆早已经被弃守，明军正在追杀向保宁撤退的清军，因为嘉陵江上遍布明军水师，所以他还要带着山西绿营继续逃亡。而眼下这种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李国英立刻全速赶回重庆城。
听说李国英回来后，高明瞻马上到重庆城外迎接。邓名决心退兵后立刻行动，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所以高明瞻也不用付出赎城费。李国英进城后，高明瞻陪着他到各处巡视城防和库存，鞍前马后地效劳。
回想起这次战争的经过，李国英就心里气不打一处来，对于手下和邓名的交易他也无法阻止。说到底这些嫡系的实力也关乎李国英的前途，如果没有了这些忠心耿耿的部下，李国英必定实力大减，又如何报答北京的知遇之恩，如何为朝廷征服四川呢？
“做得很好！”李国英彻底放心下来。在路上得知重庆守住的消息虽然让他很高兴，但当时他怀疑高明瞻又是和邓名做了什么交易，尤其是听说邓名还来过嘉陵江一趟，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加可疑。
结果赶回重庆之后，李国英仔细地检查了城防和仓库，发现他走时存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少，心中十分高兴。高明瞻行事光明磊落、独守孤城，而自己还一直在担心副手的人品，这让李国英油然而生一股愧疚之意：“说实话，这次你的表现很出乎我的意料。”
“总督大人是担心下官又一次弃城脱逃吗？”高明瞻脸色平静，对李国英侃侃而谈：“下官上次在重庆遇险的时候抛弃了城池和将领，独自逃生，事后全靠总督大人的看护，才没有被朝廷怪罪。每当想起此事时，下官都惭愧得无地自容，暗暗发誓要痛改前非，不辜负总督大人的恩义。”
“难得，难得。”高明瞻是李国英多年的老部下，虽然知道此人不堪重任，但李国英还是一直很照顾他，尽可能地帮他获取功劳，两个人私下谈话时也没有太多的顾忌。以前李国英只是为了两人间的这份交情才庇护他，而现在李国英突然觉得自己付出的心血也不算是白费。
“圣人有言，知耻近乎勇。”高明瞻并不知道蒋国柱给邓名立了一块碑，更不知道亭子上的匾额：“下官发誓要知耻而后勇，亲手写了一块牌匾，就放在下官的书房里。邓贼大军围城的时候，下官心里不是不害怕，但是每次看看这块牌匾，就又重新鼓起勇气，决心不让总督大人的一番信任白费。”
李国英赞许地点点头，用力地拍拍高明瞻的肩膀：“你我共事十余年了，说话不用这么拘束，难得高兄弟今天和我如此推心置腹。唉，想想这些年你我的位置高了，但兄弟之情却好像淡了不少啊。”
“总督大人言重了，兄弟亲爱之情不是挂在口头上的，”高明瞻有力地指了一下自己的心口位置：“而在方寸之间。”
心情舒畅的李国英又问起了高明瞻这些天来的部署，得知是高明瞻下令水师去保宁接来王进宝后，川陕总督更是赞叹不已。对汉八旗的嚣张气焰李国英也是心里有数，而如果不是高明瞻这个英明决策，那王进宝的援军就不可能那么快地抵达，重庆不能化险为夷，而李国英也不会有机会重返山城。
李国英和高明瞻都不知道邓名已经是强弩之末，接受了几万名俘虏后，明军几乎被后勤压力拖垮；他们看到的只是邓名损失不大，实力几乎完好无损，而不敢围攻重庆显然只能是王进宝和后续的赵良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援兵及时抵达，还是力保重庆不失，高明瞻都是居功至伟。
“孙将军对战阵一无所知，下官知道全然指望不上他，为了总督大人和重庆的安全，下官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又何惧惹孙将军不快？”高明瞻又是一通慷慨陈词，让李国英感叹不已。
过了没有多久，赵良栋统帅的军队就陆续抵达重庆。清军一边重新封锁嘉陵江，修复被明军破坏的设施，一边派船去接山西绿营。
现在这些跟着李国英突围的山西绿营狼狈不堪，原来随身携带的武器在山里丢了个七七八八，士兵也少了一半，没有被疫病击倒的山西绿营兵大都精疲力竭，坐上船只后一个个三分似人，七分似鬼。不过总算是苦尽甘来，想到自己能够逃出生天而没有死在?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