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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节

    第七十四节

    刘喜把从鼠洞挖到的碎玉米扔到屋地上,急忙去了何守道家,向他打听去清河矿该坐哪趟车,正赶上何守道也要出门儿,便答应和刘喜一块儿走。

    刘喜提出当天走,何守道问他为啥这样急,刘喜觉得何守道不是坏人,便把打马向伟的事情说出来。何守道把屋里屋外看了一遍,然后说:“还是光棍好,丢了没人找,当天走就当天走,人走家搬,没有挂牵。”他让刘喜回家收拾一下,两个人在南甸子上会齐,抓点紧,能赶上去清河市的火车。

    何守道最近没往外跑,原因是受了伤,胳膊同绷带吊着,腿也瘸。他说是从火车上摔的,村里的孩子们都相信,但成年人产生怀疑,吴有金说得更直截:“什么摔的,胡说八道,我看是偷东西失了手,被人抓住打的。”

    要说何守道是小偷,很多人说他冤枉。他搬到刘屯,没动过别人一针一线,也没动过队里的一草一木,和羊羔子、孙胜才不一样,村里没人防备他。

    自从羊羔子和孙胜才偷了马荣的芦花鸡,这两人也从此被村里人印上污点,虽然这种污点和政治上的污点不一样,不剥夺人身权利,但一些人也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俩。孙胜才进了城,脱了干系,哪家丢鸡丢鸭都怀疑羊羔子,有人丢了鸡蛋,也以串门儿的方式到他家看看。羊羔子也看出这一点,但他不在乎,仍然干着顺手牵羊的把戏。后来,羊羔子以烈士后代的身份扛起造反大旗,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地位的提升也带动觉悟的提高,他暗暗发誓:“对那些不值钱的东西假装看不见!”但是,在大的利益面前,羊羔子还是不能手软。

    今年雨季,队里的猪圈被浇倒,羊羔子以给队里往回找猪的名义把猪崽抱回家,被大胖子看见,用取笑的方式对他说:“你这个刘永烈也是空有其名,革命这么些年,还改不掉老毛病。”羊羔子瞪起眼,怒斥大胖子:“是不是你爹一摘帽你就阳棒?要那样,还给他戴上!以后你对革命者说话要注点儿意,不能随口乱咧咧。我是从队里拿回个猪崽,那不是偷,只能说是盗,你懂不懂?”

    羊羔子不识字,也不完全懂得“盗”的含义,只知道小偷是小人,而“大盗”形象很高大。评书上讲,那些行侠仗义的英雄多数是江洋大盗,值得崇拜。就眼前的事来说,马荣就抱回两个小猪崽,谁敢问?你大胖子说句风凉话试试?马荣虽然谈不上侠客,最起码比你大胖子强。

    刘屯人仍然继承古朴的民风,外地人在此路过,会向村民讨口水喝,村民们不但把水烧开,甚至用热汤热饭招待,贪黑走不开,村民们会把土炕烧热,让素不相识的过路人留宿。由于以后的诸多原因,人员变得复杂起来,但是,生产队的大坑上,还常常睡着去火车站的过路人。

    刘屯的房屋都很简陋,很少有人家上锁,就是有锁也是摆摆样子。夏天热,睡觉时都是开门开窗,没发生行窃,没人干乱七八糟的事。如果年景不是很坏,几乎家家养鸡,鸡架设在柴垛旁,不加防护,鸡可以随意出入,只要看住黄鼠狼,就不会丢鸡。母鸡把蛋下到别处,邻居会主动送回。羊羔子和孙胜才偷马荣家的芦花鸡,是村里罕见的事,怪不得马荣大动干戈。在刘屯,有两种人最叫人看不起,一个是小偷,一个是搞破鞋,被文化人总结起来叫男盗女娼,谁家出了这样的事,几辈子都被人讲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视野开阔和思想觉悟的提高,人的认识也在悄悄变化,便产生偷猫偷狗不算贼的说法,继而发展到偷瓜偷果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偷情之事,也常有发生,都习以为然,谁也顾不得耻笑谁。

    刘屯人曾经恨过大鼻子,不但是恨,而且怕,特别是女人,把大鼻子看得比瘟神还可恶。后来有人考证,说恨大鼻子是源于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最严重的是那次俄日作战,外国人不但在中国大地上杀戮,还祸害中国妇女。当时的年轻女人为了避灾,都往脸上涂草木灰。后来大鼻子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帮助中国人打败小日本,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还派出专家来支援建设,中国人尊敬地称起大鼻子为老大哥。接近他们的女人不涂草木灰,而是擦胭抹粉,不但敢和他们握手拥抱,还以挎着外国人的胳膊为光荣。

    刘屯人没见过黄皮肤女人挎着白皮肤的大鼻子,这些事都是听刘占山说的,刘占山把那些女人捧上天,让一些男人生出酸溜溜的感觉。

    后来,大鼻子修了正,老大哥变成阶级敌人,刘屯人跟着批修,在批修的同时又在斗私。既然是捍卫人民利益的革命者,就不能存有半点儿私心杂念。把斗私批修喊得最响的当属马荣,而且有了发挥,叫做斗批私修。他这样解释:“我们都是集体的,集体的东西也是我们的,跟集体,谁也不能保留私心。妈啦巴,以队为家,缺啥拿啥。”不过,不保留私心的民兵排长也不是一视同仁,缺啥拿啥的也只能是少数人。刘永烈大名鼎鼎,拿队里的东西也要以偷论处。羊羔子不服气,和马荣产生隔阂,偷着给马荣的骂名升级,由老狗变成老狼。

    别人把队里的东西弄回家叫偷,羊羔子叫盗,而马荣则叫拿。马荣把队里的两个猪崽拿回家,还振振有辞:“猪圈倒了,我不拿别人也得拿,让我们贫下中农拿走,总比坏人偷走强。妈啦巴,要让四类偷走,这些猪崽就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帮凶。”这话传到邻队刘昭义的耳朵里,气得他结巴半天儿才憋出一句顺溜话:“世界上有个加拿大,我们中国叫拿大家。”

    阶级斗争快速深入,人的思想观念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以偷为耻的刘屯人,现在也能把偷的性质明确区分。偷个人东西叫损贼,最没出息,被人看不起。偷队里的东西没人笑话,还有人追随。偷外队的东西会让人高看一眼,在村里也能扬眉吐气。但是,事情总有正反两个面,扬眉的背后是巨大的代价。偷外队风险大,被逮住要挨打,鼻青脸肿是平常事,重者被打断腿。偷本队风险小一些,和四类一起游街的滋味儿也不好受。偷个人没风险,但是很难得手,而且会遭到痛骂。同样是偷,既有光荣和羞耻之分,又有挨骂和痛打之别,互相矛盾。心里感到光荣者,往往身上受苦。

    何守道身上受苦,在家眯了一个月才勉强扔掉拐棍儿。

    他是在火车上作案,用手掏别人的钱包。何守道的所为,刘屯人也有所知晓,但人们也能把这种掏包的行为和被人唾弃的小偷区分开。他是偷外地人的钱,而且偷的文明,村里不但没人鄙视他,还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小捋”,孩子们看他穿得整齐,说他有能耐,包括刘喜在内的淘气包都喜欢跟着他的屁股转。

    刘喜把挖电线杆子时母亲给他的零花钱都带在身上,在甸子上等到何守道。

    何守道临出门儿特意打扮一番,头顶前进帽,身着中山装,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篮球鞋,刚刚用粉笔涂抹过。他鼻梁上架着墨镜,挡住两只机智的黑眼睛,看上去像位绅士。只是他背的印有“为人民服务”的黄书包太土,和他这身行头搭配起来,显得不伦不类。

    相比之下,刘喜的衣着可谓寒酸。母亲给他新做的对襟黑棉袄,已经开了两个纽扣,前襟和袖头被鼻涕抹得变了色,阳光一晃,映出光亮。棉裤被树枝刮出几道口子,虽经母亲缝补,还有棉花露出。棉鞋是嫂子杨秀华新做的,做得精巧,却戗不住刘喜穿,一只鞋的前脸儿开了花,另只脚的拇指钻到鞋外。天气还不算冷,可两只手在挖鼠洞的过程中被冻肿,像两个发起的小馒头。

    雨雪停,太阳露出笑脸,西北风不愿和昔阳做伴,跟着流云溜走,一道晚霞布上天空。

    通往小南河的土道泥泞湿滑,何守道和刘喜选择在荒甸子上走,踢飞草茬子上的冰渣,弄得鞋里湿凉。

    刘喜回头看村子,影影绰绰地看到马荣出了家门,他担心马荣到家里去闹,仔细一琢磨,把心放下来:“马荣有些怵大哥,又有二哥顶着,大不了母亲向他赔个不是,再答应踢我几个腚根脚。”刘喜小声念叨:“让马荣老狗等着吧,到踢我腚根脚的时候,黄瓜菜早凉喽。”他一高兴,在草甸子上蹦跶起来,边蹦边唱:“嘿啦啦啦,嘿啦啦……”

    何守道拽住刘喜,大声叫:“不许唱这破歌!”

    刘喜瞪他一眼。

    何守道说:“你这是反动言论,让马荣知道,得把你抓起来。”

    “你胡说。”

    “我咋胡说?你把修正主义叫老大哥,这是什么性质?你念过书,应该知道。”

    刘喜不言语,他觉得这个不务正业的小捋也学会装腔作势。

    何守道瞅着刘喜,墨镜里藏着奸笑,装作很得意的样子说:“这回好,咱俩也不用出远门儿了,我回村,把这事报告马荣,保证立功,说不准奖励我一麻袋高粱,省得再出外找食儿了。哈哈!你刘喜帮了我大忙,我的吃饭问题解决喽!”

    何守道往回走。

    刘喜没理他,自己往南走。

    何守道喊住刘喜:“我这话你别不当真,马荣想抓你,你就是逃到清河市,也要被抓回来。你是小孩,再能耐也逃不脱无产阶级设下的天罗地网。”

    刘喜变得迷惑,心里想:“这何守道算什么小捋?就是损小偷!见利忘义,还装假积极。”

    何守道返回身拦住刘喜,笑着说:“这么着刘喜,我的白球鞋被泥水弄脏了,你给我擦干净,我就不给你汇报,这叫私了,还领你去清河矿。”

    刘喜盯着何守道。

    何守道见刘喜不动,他又说:“给你五秒钟考虑时间,你要不擦,我就回村找马荣。”

    刘喜把泥鞋踩到何守道的脚面上,为了解恨,他又蹭了蹭。

    何守道想不到刘喜会这样刁,生气地瞪着他,刘喜一脸嘻笑。

    看到刘喜笑,何守道把墨镜拿开,对刘喜说:“看来你这小子心眼儿真不少,坏心眼儿只有一个,你把这一个坏心眼儿放在好心眼儿的上面了,好心眼儿你都留起来,总用这一个坏心眼儿,这样好啊,在世面上能混得开。我这个人哪,也有坏心眼儿,只是好坏心眼儿交叉用。实话对你说,我是个三只手,每年就干那么三两次,不是偷鸡摸狗,而是拿有钱人的钱包。人活在世上,就图个吃穿呗,吃饱喝足了,再想着挂马子,就这么点儿活头。我说给你打小报告,那是逗你玩儿,我要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早就不回刘屯的小土房子了,说什么也比刘辉混得好。”何守道问刘喜:“你小子又狠又坏,干我这行准有出息,给我当徒弟你干不干?”没等刘喜回答,他又使劲摇头,边摇边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跟我学,把你带上这条路,对不住你哥哥。”

    两人在昔阳快要落地时趟过了小南河。上了岸,都觉得冷。何守道为了取暖,在大堤上跑起来,刘喜在后面追,追得气喘。何守道拉开距离就歇一歇,歇下便唱歌:

    “我也一无所有,

    你也一无所有,

    但是我比你自由。

    我在荒原放声唱,

    你话到嘴边要停留。

    刮风下雨你害怕,

    天南海北任我游。”

    一列火车从西向东开过来,刘喜和何守道登上去清河市的火车。

    不是像何守道说得那样,坐火车不用票,而是他俩没买票。当然,坐不花票的火车要挤一些,别说是座位,连站的地方都是挤满人。好在旅客们都会利用空间,笨拙的躲在便所和洗手点,身材灵便的抢占行李架,车箱里挤不下,车梯上挂着年轻人。

    要是夏天,挂车门是最舒适的享受,时下天气冷,这种滋味儿就不那么好受了。何守道把刘喜推进车箱里边,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刘喜的安全,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是想在火车上拿点儿“活”。

    何守道经过名师指教,扒窃技艺很高超,他每年在火车上跑几趟,吃的穿的都不缺。也许是今年该他走背运,把手伸进老公安的衣兜中。老公安和盗贼打了十几年交道,称得上反扒高手。

    丢掉空包的老公安对他很客气,把他“请”进公安局。公安局搞起文化大革命,一些人靠边站,又增加新鲜血液,那里的小伙子们可不怎么和善,一顿折腾后,何守道拄着拐棍回到了刘屯。

    受过皮肉之苦后,何守道对自己的人生做了反思,也曾下过金盆洗手的决心。他想学刘强,当一个堂堂正正的劳动者,但又觉得刘强活得太艰难,不但是刘强艰难,他觉得整个刘屯人活得都不轻松。他们面朝黑土,头顶烈日,辛苦一年,连肚皮都填不满。相比之下,还是做小捋这行活得滋润。有吃有穿,还能挂到马子。看老逛活得多赔?辛劳一生,连个女人都找不到。但是,干小捋这行确实存在风险,时刻小心谨慎,还是被抓被打,真是应了“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老话。

    何守道在犹豫之际又想到那些无缘无故被斗被打的人:“就说本村的肖艳华,她是被马文逼着通奸的,她图啥?什么也得不到,顶破天也就是马文给她一个大饼子,不是照样挨打挨批吗?还有贾半仙,就是喜欢说个神鬼的,还不如肖艳华来得实惠,也跟着挨斗。那个于老师就更不用提了!辛勤教书,把学生培养成人,被他的学生打伤扔到庞妃庙的树林子里,死活未定。最近听说在泡子沿老家露了面,说不定哪天还要被那个叫满天红的黄毛丫头抓起来。相比之下,这顿打挨得不算冤,再拿活时多加小心,一定要认准对方的身份。”

    何守道故意在人群中挤,寻找做案目标。满车箱都是年轻人,大部分是学生,他们虽疲惫,警惕性也不高,只可惜他们身上都没钱,把手伸进他们的衣兜里,弄不好再被他们的同伴发现,那可是赔本的买卖。

    火车路过省城,在一个大站停下来,过半旅客下了车,车箱内才显得宽松,并且有了空座位。

    一位瘦高个老汉上了车。

    他和城里人不一样,一身破旧的对襟棉袄表明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老汉脚踏一双新做的黑色棉鞋,挺干净,像是不舍得穿。他头戴仿制军帽,把帽沿拉得很低,眼睛不看人,只注意过道和空出的座位。胳膊上挎着一个花筐,花筐里装满鸡蛋,怕别人碰,用另只手紧紧地护着,躲着旅客,寻找落脚的地方。

    老汉从何守道和刘喜座位旁经过,何守道看他一眼,然后不屑地扭过头看着窗外。火车缓缓行驶,电线杆慢慢地向后移动。

    他在何守道的后排找到座位,把鸡蛋筐放在座位下,可能是怕丢的缘故,又把油污的帽子盖在鸡蛋上。和老汉同座位的年轻人小声问:“大爷,你是串亲戚吧?拿了这么多鸡蛋,这礼真不薄。”老汉看了年轻人一眼,无奈地摇摇头,然后低下头沉思。年轻人觉得老汉挺实诚,又像有什么难处,便没话找话:“大爷,你上车时把帽沿拉得这么低,看啥一定不得劲儿,这是人少,人多你就抢不到座位。”老汉摸摸散乱的头发,又弯下腰看了看帽子盖着的鸡蛋,坐直身躯开了口:“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把我们叫老倒子,我这老农民,自然低人一等,把帽沿拉低就是害怕见人。”老农民带有风趣的大实话,让他身边的小伙子有了兴致,他提示老汉:“大爷,看来你很少进城,一定要记住到站,火车可不像你们农村的毛驴车,走过了再拐回来,火车是不会往回拐的。”老汉瞥一眼年轻人,他说:“不用往回拐,我去的是终点站。”

    “终点站是清河市,火车开到那就是小半夜,公共汽车都要停,你到农村的路怎么走?”

    “先在清河市住下。”

    “住?现在还有地方住?旅店和澡堂子都改成红卫兵接待站,你除非蹲票房子。票房子里的人又杂又乱,小偷又多,你万一打个盹儿,这筐鸡蛋就没了,你可千万要小心。”

    对于年轻人的善意提示,老汉很感激,便把实情告诉他:“车站附近有我一个亲戚,我想到那委一宿,唉,难哪!这筐鸡蛋不是送人的,我还得舍着老脸向亲戚借钱。”

    幽暗的车灯下,好奇的年轻人把老汉认真大量一番。老汉自称的老脸并不老,只是印满沧桑。从老汉的表情看,他正身陷难处。年轻人问:“大爷,你是不是碰到沟沟坎坎,或者是不顺心的事。”

    上车时,老汉还存有戒备心理,怕鸡蛋被众人顺手牵羊似地轰抢走,他紧紧地护着。由于身边年轻人的热心,使他渐渐放松了警惕,话也多了起来:“不是碰到小沟坎,而是过不去的大河,多亏遇到好人哪!”

    听到老汉这样说,身边的人都侧过身,连寻找作案目标的何守道也侧耳倾听。老汉以为人们都关心他的事,便从头讲了起来:“我家住在清河市以南的山沟里,距市区有五十里的路程,那地方山清水秀,村里人很少得病,可偏偏该我倒霉,灾难从天而降。”老汉揉着眼睛说:“我老伴儿头上长个小包,一开始,谁也没当回事,可那个包越长越大,才想到弄点草药吃吃。吃了山上的草药不管用,又到公社卫生院去瞧瞧,卫生院的医生说是粉瘤,割开就会好,也没让住院。谁也没想到,开刀的地方不封口,流脓淌水,脑袋肿得像倭瓜,疼得受不了,才领她到城里看病。几家医院都看出她得的不是好病,对家属说得了癌症,叫做什么上皮癌,他们都说治不了,哪家医院也不收。眼看一个大活人要等死,家里人急得不得了,咬咬牙带她去了省城。在省城碰了几次钉子,最后托熟人进了省城最有名的大医院。要说这个熟人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她是给医院打扫卫生的老太太。这年头,干什么都要讲路子,有了这位老太太的引见,我们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