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都出京，一直到汴州（杨广再次折腾废州改郡后，如今应该叫陈留郡）为止的路上，黄河两岸的景致人情还是颇为古风的，不过在转入通济渠时，已经可以看到黄河再往下游去的郡县乡村似乎比当初仁寿年间要凋敝了不少。听通济渠沿途巡哨的戍营交代，似乎陈留以东的濮阳郡、齐郡盗贼也比往年多了一些。
萧铣对此很是吃惊，他自问凭着他的努力，这些年至少已经节省了不少国力，虽然杨广的奢靡和急于求成并未改变，甚至还让各项工程工期比历史同期提前了一年多，但是在修运河的资源耗费方面节约了这么多，应该不至于有动乱之虞才对。
在陈留停了两日，细细查访了一番民情，才知道还是因为租庸调法没法好好试点下去导致的——租庸调法的核心，便是允许劳力富余、但钱粮穷困的百姓想多服役换免税挣口粮便多服役；如果是家里钱粮富足一些、但是劳动力不足的，则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法子的本意，当初是让有钱和有闲的百姓可以调济需求，降低朝廷征役征税的扰民程度。然而，到了山东、河北等地，却颇难实施。
原因无他，就因为山东河北都是当年北齐故地。北齐虽然灭国比南陈和西梁还要早那么七八年，如今已经算是形式上统一了二十多年了，然而却始终是治安上最不太平的一块地方。如果非要把大隋天下的各个区块划分一下经济发展水平，把灭各国后占领的地盘，以及大隋本来固有的关中、蜀地等加上，或许山东河北算是其中相对最穷困的地方。这里的百姓，基本上没有家里剩下钱粮的，只有一身气力。
大业元年，修通济渠的时候，杨广在济阴郡和东平郡等沿河数郡试行过一年的租庸调法，但是到了下头，发现想多征一倍税收以换取免役时，根本没那么多百姓愿意这么干，最后只好强行摊派，反而成了扰民。再加上因为有些反弹，地方上奏之后杨广大笔一挥又让政令有些反复，结果事情便更加不可为了——比如某些州一开始被允许试行租庸调法，朝廷敕命都下去了，后来发现全县全郡农户都是赤贫，要钱粮没有要力气一身，朝廷只好又改。但是这一改，最后却没多少命令下到基层，各层贪官酷吏利用上下信息不对称截留朝廷第二道诏令的遍地都是，最后成了贪官酷吏们强行摊派免役钱粮中饱私囊的盛宴。
如果理解这种画面想象力方面有困难的话，便可以看看后来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强推《免役法》、以多交钱免劳役时，地方上那一派趁机搜刮的场景。
说白了，租庸调法试行时，也是要有原则有适用环境的，必须是在百姓民户贫富搭配比较均匀、有人富愿意出钱、有人穷愿意出力的地方，才能比较稳妥地推行下去。如果是都是富人或者都是穷人的地方，硬性摊派便是要出乱子的了。
听说第二年通济渠好了之后，河北改修永济渠，又折腾了一番，结果民部就再也没有官员向杨广提起租庸调法的试行了。大批的民夫仍然被超期强制服役，而且有从黄河南边运到河北区远途干活的，路上人力和口粮损耗极其严重，一派“陈胜吴广渔阳役”的景象。
得知当初自己在修文献陵时候殚精竭虑提前提出来的租庸调法，最后落得如此一个水土不服的下场，亲眼见了其效果的萧铣心中也颇不是滋味。幸好妻子在侧看在眼里，也知道他已经是为国尽力了。
……
沿着通济渠渐行渐东，直到入淮，两岸的民生情态果然比河北山东一带果然要好上一些。再往南去，因为邗沟和江南河的河道在仁寿年间就修好了，而且是萧铣当初自己从技术到管理都亲自奔走督办的，所以大业年间扰民的事情便少了不少，民力恢复颇为乐观。见了这些景致，萧铣的心情才略微好了一些。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哪怕到了淮南这边数处州郡，居然如今也依然有民户被长途抽调到河北去挖永济渠——从直线距离来看，这都已经有千里之远了。唯一一点还算有人性的地方，便是这些异地服役的民夫，好歹往返都有朝廷提供船只运输，免了他们路上徒步千里去河北的不必要辛苦。当然也不排除朝廷便是觉得运河水运人员方便，才从大运河沿岸州县征人长途服役。
这种情景，到了江都（扬州）之后总算是刹住了，再往南过了长江，才算是没有生出去北方远程服役的事情。不过江南百姓这两年也不安生，大业二年时，通济渠修完后杨广曾经一时兴起要坐龙舟下江都巡查，便这么来一趟，就让人造了二百尺长的龙舟、凤舟和其余百官、扈从军队的座船，江南百姓这几年的民力，便是多半花费在了给杨广沿着运河巡视造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