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这么说，明明心里都知道，钱引是搜刮民财的工具，但不能那么说。吕颐浩一方，也不能说钱引是害民，因为这样吵就没意义了，江南的钱引还印不印了？印了害民，不印朝廷完蛋。
在为国为民一事上辩不下去之后，言官们开始转向技术层面。赵鼎派说钱引是善政，可以帮朝廷得到财源；吕颐浩派说淮引更好，既让老百姓喜欢用，还比钱引能在江北得到更多的财源。
方法就是江北的官府，包括开封大都督府用淮引充作军费，就不会有人遏籴了。不仅不会遏籴，有的是商人千里迢迢往开封送粮换淮引。至于吕颐浩的财政困境，则可以用借债来缓解，晏湲认为可以借到一百万斛淮引不成问题，比朝廷给吕颐浩的三千万缗钱引更有价值，还不会让老百姓拒绝。
双方围绕着钱引和淮引的利弊，逐条逐条的辩论。
其实两种票据的差别不大，淮引无非是跟粮食和食盐挂钩，对于绝大多数并不会去官仓兑换粮食和食盐的老百姓而言，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稳定的货币罢了。钱引以信用为保证，强制老百姓使用，其实也没多大区别，只要能维系好信用，是能够通行的。否则两宋的金融体系早就崩溃了，但他不但没有崩溃，还比其他国家发展的都好。但这只是相对的，并不是宋朝玩的好，而是其他国家更烂而已。
钱引的滥觞，早在蔡京执政时期，就出现了大问题。蔡京第一次执政，面对的也是匮乏的财政问题，宋徽宗欠了一屁股债，被商人堵门都是小事，中枢、地方普遍无钱可用才是大问题。
蔡京一开始也采用滥发钱引的做法，结果搞的钱引破产，民怨沸腾，蔡京也因此下台；第二次执政后，蔡京就知道钱引不能那么玩，开始谨慎起来。将钱引的发行量限制到25万贯，流通区域限制于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到了宣和年间，才遏制了钱引的贬值现象。可惜靖康之乱，将这种好势头终结了。
蔡京都玩不转的钱引，南宋这些文官其实也玩不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半壁江山要开支比原先大得多的支出，不滥发怎么办？
李慢侯印藩引当然让朝廷顾忌，但当时不是李慢侯一个人在弄，张俊弄的更早。朝廷给不出军费，张俊当时驻扎在婺州，想出了一个办法，印了一种叫见钱关子的凭据。张俊在婺州募集军饷，商人缴纳现钱，换取等值的见钱关子。商人们可以在临安的榷货务换取现钱或茶引、盐引。
因此当初朝廷每次对李慢侯印藩引不满的时候，李慢侯都说这是军票，其实指的就是张俊印的关子。
钱引能够通行，自然是有限制措施的。许多都是蔡京在错误中总结摸索出来的，比如限制规模，一年印一百多万贯；还有换界制度，钱引一界是两年，到期作废。但如果完全作废，钱引也不可能被人接受，因此有换界制度，到期之前，老百姓拿旧引换新引；还有称提制度，当钱引贬值严重，朝廷可以拿出现金兑换钱引，保证钱引的含金量。
但这些制度，都是用来保证钱引信用，可在不同人手中，不同目的下，制度是不可能得到贯彻的。
首先限制措施就被突破了，南宋印的钱引数量已经不能用一百万贯来限制，一千万贯都打不住，过量的钱引必然贬值；换界也被当成了另一种敛财工具，老百姓拿旧引换新引，是有手续费的，官府可不承担这种成本，这种以旧换新的费用，叫做贯头钱，越收越高；保证信用的称提，也变味了。官府拿出现金定出一个汇率来兑换钱引，目的是为了稳定钱引的币值，结果官府兑换的时候，市价已经很低，他们定出一个比市价更低的兑换比例，结果反而助长了钱引贬值。
这些文官玩不好之后，就动用权力强制。印钱引的最大原因，主要是铜钱不足。他们限制老百姓储存铜钱，规定平民之家最多只能储存一万贯铜钱，官宦人家最多可以储存两万贯，试图将铜钱逼入流通领域，让钱引成为储存货币；为了对付老百姓隐匿，就祭出了鼓励告发这种邪恶手段。
为什么不多铸铜钱呢？
因为成本太高！
在南宋低效腐敗的管理体系下，铸造一千文钱的成本高达两千四百文，所以赵构才不断废除各地的钱监，停止铸钱。
印钱还能印赔？南宋就是！
李慢侯在扬州印的藩引之所以稳定，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有粮食和食盐做保证金，其实是严格执行了那些制度，有数量限制，也会动用粮食、食盐来收取过多的藩引，杜绝过度编制，甚至抛售铜钱稳定币值，而不是利用这些手段搜刮。
双方围绕钱引和藩引问题，争吵了好几天之后，双方都累了。赵鼎派开始怀疑这些藩引是否真的在扬州官府手里，哪怕他们拿出了所有的账簿。
最后吕颐浩和李慢侯做出了担保，表明这些就是扬州官府再管这才让赵鼎派没有话说，同意了吕颐浩要用淮引递解军费的建议。
问题是吕颐浩为什么会支持淮引呢？李慢侯真的放弃印刷藩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