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几十万亩棉田有李慢侯的一半，每亩能贡献十贯钱，总计两百万贯，现在种棉花正是红利期。另外还有上海的地产，这里正在慢慢朝着大城市发展，已经快速膨胀到了十万人，可税率很高，依然挡不住汹涌而来的住户，十万人提供了一百万贯地产税，太高了。他们还要支付一笔两百万贯的租金，上海的地就是这么值钱！这笔租金，李慢侯能拿一半。
李慢侯的私人收入也就这么多了，加一块每年有五六百万贯之多，大多数都得转入藩镇账上，但不是白转，以前是借给藩镇，如今变成了持有的债券。这些年加起来，东藩府都欠了李慢侯三千多万贯债务了，每年光吃利息，就有一百万贯。
榨干榨净，东藩能稳定动用的资金，每年也就三千万贯。以前只是短期借债，如今开始发行越来越多的长期债券。好在积累了这么多年的好信用，借债利率很低，往往只有三分三四的利率。
至于藩镇掌握的其他财源，比如铸造银币，印刷银票，已经开始不赚钱了，朝着提供社会公用服务方面转进。同时东藩也印刷了粮票和银票，这倒不是李慢侯的设计，而是晏湲在江南摸索出来的。
李慢侯以前认为扬州设为单中心，所有粮票、盐票都以在扬州支付足额米麦和食盐作为信用，利用扬州的辐射能力，形成稳定的货币体系。在其他地方，靠着跟扬州的经济纽带，形成信用。
但到了山东，发现扬州盐票、粮票在这里接受度太低。江南也存在类似情况，晏湲的做法，则是直接接过了上海务发行的粮票，并将这里打造成另一个中心。多中心的情况，并没有像以前李慢侯在各地建设粮仓，兑换粮票那样混乱。而是形成一个以上海、扬州双中心的格局，两个中心周边的货币体系都很平，并没有互相冲突，引起粮票价格混乱。晏湲还在杭州设立了盐票务，在这里发行盐票。
而且晏湲还允许各地的票据互通，杭州的盐票在扬州照样能兑现足额的食盐，上海的米票在扬州也能兑现出大米。不同的是，上海只有米票，没有麦票，轻减很多。
看到晏湲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后，李慢侯开始打造山东的粮盐中心，设在齐州，只印麦票，因为北方大米不多；就像南方小麦不多一样。扬州不一样，两淮刚好是麦稻间作区。
盐票兑换地同样设在齐州，山东也有很多盐场，现在燕云地区的长芦盐场也开放了，只是燕云残破的根本没有支撑的力量，所以燕云暂时还没有设粮票、盐票中心。
小平银的铸造中心也在山东，不过兑换中心不在山东，因为小平银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足额对付的票据，死死锚定，不允许任何地方，引距离兑换中心远而有差价。
这让银票的信用极其坚挺，在东藩境内，已经可以跟铜钱争夺定价权了，在许多大额贸易中，往往开始用银票定价，包括粮票、盐票的变动，都以银票计价，因为银价最稳。
山东本身银产量很低，加起来一万多两，反倒是来自日本的白银输入，已经达到了十万两。可来自日本的白银输入，却越来越不稳定，因为产量扩大后，海盗集团控制不住了，不可避免的卷入了日本内部斗争。
日本现在正处于大化改新后的王朝时代向封建时代转型阶段，地方土豪、武士集团，都正在形成，天皇也掌握着实权，跟藤原氏贵族官僚斗争的很厉害。
之前朱聪通过跟当地土豪合作，每年给土豪千把两银子，换取土豪的支持；之后利益越来越大，更大的权贵出来干涉，朱聪又试图将银矿所在的庄园，投寄在高级权贵名下，这样可以免税，而且不会有人干涉。但天皇插手了，天皇试图收回藤原氏权贵在各地的庄园，这些庄园大多数都是投寄，因此牵扯到地方土豪。天皇的做法是，将平氏、原氏这样的武家派到地方上当国司，让武士跟土豪斗。
朱聪发现靠投寄这种方式，已经很难安心在日本采矿，他也不是一个玩政治的高手，于是就开始蛮干了。花钱雇佣兵，大量纲队被他日本，这些在金辽宋争霸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纲队，日本人怎么可能是对手，可是日本人会骚扰，他们是地头蛇，搅的朱聪采矿都采不安宁，好几年产量都无法扩大，而且还付出了太多佣金，让他都有些心灰意冷了。
李慢侯不能放弃日本的白银输入，所以他给了朱聪很大的支援，对朱聪说，他要什么样的支持都可以，包括跟日本朝廷交涉。
交涉的结果就在冬天时候才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李慢侯竟然没去草原，要知道他是非常想见一见草原上的大汗的。
而朱聪交涉的结果，是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