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的起居舍人和门下省的起居郎都是寄禄官，做这项差事的，是同修起居注这个差遣。仿中书门下分立之制，同时任两人，即古之左右史之制。此时同修起居注的是吴育和张方平，因为崇政殿议事，必有起居官侍立记录，而天章阁召对则没有，所以赵祯命把吴育召来记录。在赵祯看来，今日徐平所对，当记于国史。
吴育是徐平天圣五年的同年，省试的省元，殿试时的一等进士。明道二年，吴育又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三等，是大宋立国以来中制科三等的第一人。制科三等比状元更加难得，历史上两宋三贫苦人家之所以贫苦，是懒惰，是愚笨，是理所当然。言一切皆因租息之祸而起的，则认为人人一样，受租息之害皆因有坏人害之。执政者当心知，一事一物，必一分为二，执其一端则乱。”
“小民除了供给自己衣食，还有三样。一是赋税，二是地租，三是借贷之利息。赋税是朝廷之责，地租有一定之规，惟有利息之祸最难匣清。或曰，我完朝廷赋税，自耕自食不借贷，便不受这利息之祸，果能如此？臣言，不能！”
“你不借贷，他不借贷，总有人借贷。被人取走的利息，那个钱就在那里，终会从你的衣食住行，种地买种方方面面来刻剥你。如丰收后谷贱伤农，如灾年谷价飞涨，如耕牛价钱一日贵过一日，如欲买一犁一铧而不得。抑租息之祸，不只是在限乡间借贷，而且还在于平谷价，平稳牛、犁、铧等等价格，但最根本的，朝廷看得到的，是地价！皆因其余所有价格，终究还是会汇集到土地上，种地合不合算，能收多少租子利息上来。”
赋税、地租、地价，这三个是考察农民负担沉重程度的最重要因素。追其根本，就在于农业的剥削，集中在地租和放贷收息上。赋税越多，地租在收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