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掀起了以资产阶级意志主导的帝国主义，和以被剥削阶级为主导的国际主义两股大潮。两股大潮缠在一起，最终把资产阶级驯服政权为自己压迫和剥削的工具的美梦砸碎。
最终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把剥削披上了一层遮羞布，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开始讲调和。被剥削者经过了，丰年和灾年的粮食价格，不再是商业行为，而是带上了金融属性。只要商品带上了金融属性，就从单纯的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变成了利息剥削的手段。对这种行为的限制，中国自古有之，即常平，这也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
在商业中囤积居奇炒作价格的办法，或者说投机倒把，为历朝所打击。事物都有两面性，商业通有无，商人从中赚取利润是合理的。超出商业行为，用金融手段来在商业中赚取利润，是被限制的。金融的正面性，在于向生产领域配置资源，而不在商业行为中。法家所谓的抑商，正是出于对此负面性的认识。而反对抑商的人，则是出于对商业通有无的正面认识，各置一端，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他们谁对谁措。当朝理政者，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哪些商业行为是被鼓励的，哪些应该是限制的。以常平来平抑粮食价格的波动，是因为粮食是民生所本，其实大多数的商业行为，不可避免都会这种行为，都有劝和抑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