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临来亚珊圣城之前曾颇为忐忑，担心自己遭遇不测，为此做好随时脱身的准备。然而来到圣城这些，先后拜访了西格蒙特元帅一家、福格尔家和韦恩斯坦家，所到之处从未因自己的叛党身份遭受非难，还都受到主人家热情款待。
这样的反差使他既钦佩帝国上流社会的风度礼仪，同时也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深层危机。
当人类文明还处于石器时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部落，而后逐步发展出宗族与家族。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人们注重的是以血统为纽带的家族，由此出现“贵族”与“平民”、“奴隶”的分野，家族荣誉高于一切，“国家”观念却很淡泊。学者们周游列国，向贵族与君王推销自己的学术观点，并不会因其为异国效劳而蒙受本国同胞的指责，“良禽择木而栖”是当时的社会共识，帮助敌国壮大起来、最终消灭自己祖国的名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并没有受到时人谴责。直到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和民族的观念才渐变成熟，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成为社会上的主流观念，家族的观念则相应受到削弱，“国”的利益凌驾于“家”的利益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个爱国主义者都是其原生家庭乃至同宗氏族的“背叛者”。
但是这种将家族血缘情感拓展为祖国同胞之爱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在社会各个阶层同步扩散的，与人们的想象相反，往往是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最先拥抱上述思潮，而居于传统社会金字塔尖的贵族和王室成员则没那么“爱国”，更留恋以血统为纽带的家族观念，并且热衷于利用通婚来加强这一纽带。所以一国的君主很可能是另一国君主的近亲，一国的贵族去到另一国同样会受到贵族应有的礼遇，在外国宫廷的社交场上遇见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远近亲戚也不奇怪。哪怕两个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也存在频繁的王室通婚，两国贵族的交往也不会因战争而中断。既然一国贵族完全有可能通过婚姻成为另一个国家的贵族，甚至有可能成为该国的王位继承人，他又有什么理由认同相对更“狭隘”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秉承古老家族观念的贵族阶层与当今思想最开放的那群人——推崇自由贸易的跨国资本集团——达成了奇妙的共识，都是然的“叛国者”。
罗兰在亚珊帝国这些，接触到的名流——包括帝国贵族与新兴资本家族——都属于上述集团，因此他很容易的就被这个圈子所接纳，远东叛党这一身份仅仅给帕拉丁娜的母亲带来暂时的烦恼，而且汉娜夫人很快就摆脱了这一困扰。这种对国家与民族观念的冷漠态度，使罗兰感慨良身，换做是在远东，就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安东尼·福格尔的经历可以作为佐证。当初他还以帝国富家公子身份自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