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此外，陈公博主持宣传员养成所，招收进步青年入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具有理论知识的骨干。陈公博还参与了党的外围组织，如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fu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七月三十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的sāo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陈公博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以参加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的正确xg产生怀疑和困huo，准备出国留学。正在陈公博“困huo”之际，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发动叛àn，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出现大变动。为此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纪，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陈公博采取了与中国分手的态度。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且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接着他召集广东组织会议，声明他与中央决裂，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到国外留学。
一九二五年四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由于汪jg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一九二五年七月，广州国民政fu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jg卫提携密切相关。
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攻克武昌后，蒋介石委任陈公博为湖北新政fu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务委员会委员。稍后，陈又兼任外jiāo部湖北省jiāo涉员和江汉关监督。随着北伐军顺利进军，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迁驻南昌，蒋将陈公博调至江西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之职，主掌江西新政fu大权。
随着北伐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fu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出于维护个人地位的考虑，提出要迁都南昌，于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ji烈的争斗。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出谋划策。基于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他劝蒋介石迁都武汉，并劝蒋，等过了危机，然后再想办法。蒋考虑再三，接受了陈公博的“韬晦”之计。蒋一方面通电国民党中央，同意迁都武汉，一方面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陈公博任代理组织部长。不久，陈公博由南昌来到武汉，很快成为国民政fu中的显赫要人。一九二七年四月，汪jg卫到达汉口，成为武汉国民政fu的首脑，陈公博再次靠向汪jg卫，成为汪在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政变后，同年七月汪jg卫在武汉“分共”，轰轰烈烈的大失败了。武汉国民政fu后，陈公博随汪jg卫到南京，企图“宁汉合流”。他们联合南京国民政fu中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bi蒋下野，但在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与桂系、西山会议派闹翻，汪jg卫被迫返回武汉，在武汉与唐生智结合，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特别委员会”相对抗。陈公博则作为汪的代表南下广州与张发奎结合，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与“特别委员会”相抗衡。一九二七年十月，唐生智的军队被桂系击败，汪jg卫不得不逃到广州与陈公博会合。为了对付桂系和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蒋、汪又重新勾结，驱逐了在广东的李济深。“驱李”之后，粤、桂方军队在梧州一带相持，中国人张太雷等乘广州防卫空虚，举行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但“驱李”和广州起义这两件事情成为国民党内攻击汪、陈的口实，指责汪、陈为“准”。蒋介石乘机东山再起，将汪jg卫和陈公博赶下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陈公博来到上海，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提出“重新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准备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一九二八年初，陈公博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全面阐述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在国民党内和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在一些粤方委员的组织之下，出版了几十种刊物，大做宣传。陈公博还创办了《评论》杂志。在这个刊物上，陈公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整套“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希望恢复孙中山“十三条改组jg神”。一时间，陈公博大出风头，吸引了相当一批在大中i失了政治方向的青年。陈公博在上海还发动创办了大陆大学，为“改组派”宣传主张，培养干部。
陈公博所鼓吹的主张及其改组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评论》和大陆大学先后被封，但它们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一九二八年冬，陈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改组派”组织成立后，陈公博多方活动，与蒋介石形成尖锐对抗，掀起了“护党救国运动”。汪jg卫、陈公博联络各种势力反蒋，造成军阀大hun战和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倾轧。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败下阵来，被迫解散。
“九一八”事变后，各政治派别又暂时团结起来，蒋、汪开始了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蒋、汪虽实现了合作，但两人的关系却极其微妙。汪虽任行政院长，但陈公博认为，行政院是“huā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jiāo等项大权，行政院无权过问。特别令陈公博气愤的是，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蒋是主谋，而汪由于主持签订条约成为全国众矢之的。陈公博本人就任实业部长几个月，却无法履行职务，只能“酒杯浇尽牢愁在”。
一九三六年二月，汪jg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就医疗养，陈公博亦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仍留在南京，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蒋被囚禁，陈公博又活跃起来，主张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置蒋于死地，并且要迎汪jg卫他从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陈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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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第四百一十八章
第四百一十八章
但汪派对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方针十分不满。在国民党内部团结抗日外表下，潜伏着抗日与降日两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将在抗日战争中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fu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jiāo途径结束战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jiāo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fu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jg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fu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汪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派xiǎo集团的si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fu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
一九四零年三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三月三十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五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jiāo。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fu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fu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fu的二号人物。一九四零年十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一九四四年三月，汪jg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的提议，决定在汪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fu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jg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jg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fu代主席。一九四五年一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专人负责。八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xiǎo汉jiān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àn中通过了伪国民政fu解散宣言。汪伪政权解散后，陈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国人民严惩汉jiān的呼声中，陈被押解回国。一九四六年三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四月十二日下午四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汪jg卫的继承人、大汉jiān、伪南京政fu主席陈公博被处决。
但是，就在陈公博的死刑即将要执行的时候的，却在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黑茶山空难，这个张心一心想避免的时间，即便是没有发生皖南事变，也没有保住叶tg的xg命。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山城重庆，空气凝重地笼罩在雾都的机场。一架美国c47型运输飞机，正载着十三位乘客腾空而起，向着陕北延安驶去。可是，当飞机飞抵延安上空时没有降落，却折而向东飞去，直飞过黄河，在山西兴县的黑茶山，撞在了山崖上，留下了一场旷世的空难。
延安，áo主席等许多军政首脑都来到机场迎接，然而在听到飞机到来的隆隆声后，飞机却又消失了。áo主席焦急万分。三天后，却从晋绥边区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四月八日，参加政协综合xiǎo组会和“宪草会议”的代表王若飞、博古（秦邦宪）和新四军军长叶tg，赴延安参加中央整军会议。王、博在重庆的谈判中舌战群士，为争取国共谈判据理力争，使蒋介石……下午一时中央领导áo主席、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和边区政fu主席林伯渠等高级将领也来到东关机场等候。秦邦宪的爱人张越霞也带着侄儿来到机场。当时，山雾沉沉，áoáo细雨淅淅沥沥。
人们翘望天空，急切地等待着，但一直不见飞机的踪影。直到二时许，空中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隆隆飞机声，欢迎的人们脸上立时泛起了欣慰的笑容。可是，天空的隆隆声响，却又自近而远渐渐消失了。疑huo、焦虑与不安，笼罩着机场上每个人的心，但人们还是怀着希望，等候在éngéng细雨中，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慢慢散去。
áo主席主席回到王家坪，在他的办公室内踱来踱去，不时地从窗户向外凝视着，雾岭云空，朱德总司令迈着沉重的脚步，也来到áo主席主席身边，他们一起分析、估计着种种可能。并向西安发电报询问，五时许，得到了西安方面回复，该机未曾返航。
十一日，不幸消息传到了延安。原来，八日午后，就在飞机从西安起飞已进入延安上空的时候，却偏又i失方向，结果飞离延安上空，而向东飞行，跨过黄河，于晋西北兴县四区黑茶山上撞山坠毁，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tg等同志及同机人员全部遇难。
在晋绥边区政fu所在地山西兴县，几个老乡上山砍柴，确发现了一架烧毁的飞机。同时，捡到了机身撞裂时飞溅出来的遗物，他们马上将情况报告晋绥分局。
此地名曰黑茶山，由兴县四区所辖。这里山高林深、周围30里内荒无人烟。
附近老乡八日午后曾闻机声，本来老百姓因少见飞机，听到这声音会出来观望的，但因当日天y有雨，人们知道飞机会钻入云中，所以也就没有人来看。
第二天，雨停风住，老乡上山打柴，当他们爬到山坡上时，却发现那里的一架已经烧的残破的飞机，还有许多已经烧的面目全非的尸体，老乡们见状有些惊恐，又在周围搜寻了一下，捡到了一些文件报纸等物。飞机失事终归是大事，于是，第二日赶到四区政fu去报告。
该区区委负责人得到这一消息，此事非同xiǎo可，当即派出人员前往出事地点再次搜寻，又捡到部分遗物，同时还捡到两枚印章，几经辨认，才有识字者认出那印章上的文字分别是“博古之印”与“黄齐生印”。黄齐生是谁？他们不知，但似曾听说博古是中央的首长，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不敢怠慢，于是，连夜把情况写明派人送到蔡家崖，赶至晋绥分局报告。晋绥分局秘书长龚子荣接到这一消息，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xg，他一边汇报给分局书记李井泉，一边又拟电报稿发往延安，同时马上组织人员，再次赶到出事地点处理有关事宜。
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身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样十分焦急，他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默默地等待着。办事处的同志们每走进来，他便急切地望去，想得到一点消息。然而，又那里能得到？
“可能天气不好，没能到了延安，在别传的地方迫降了。”身旁的工作人员xiǎo声地解释。
同志们都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这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xg也越来越渺茫。飞机如果还在飞行，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人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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