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复恭的控制，昭宗即位后，一见朱全忠、李匡威、郝连铎等诸镇请求联军共讨李克用，立即接受宰相张濬、孔纬建议，以朱全忠为援讨伐李克用。
因为这一连串事事相关的原因，是以李曜认为，唐廷讨伐李克用这件事依旧会如期发生，至于此战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依旧如“历史”一般，他就不知道了。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这天下午，李曜正在自己房中练字，赵颖儿忽然从外面匆匆进来，唤道：“五少爷，老爷有请！”
李曜应了一声，起身走到门边，一边穿靴，一边问：“可知何事？”
赵颖儿道：“听说朝廷削了节帅旌节，并会诸镇大军来伐。”
李曜双眉猛然一扬！
来了，果然来了，唐帝李晔终于趁李克用兵力最疲之时，想要击败这天下第一强藩，再立中央威严了。
李曜立刻赶到花厅，便看见李衎跪坐上首，下首左右，一边是三个李晡，另一边则正是终于从北地归来半月之久的大哥李暄。
“见过父亲，见过大哥、三哥。”李曜上前，依着礼数先做足了姿态。
李衎“嗯”了一声，道：“坐吧。”
李曜在最下首坐下，轻轻瞥了一眼李暄和李晡。李暄也正朝他看过来，两人对视，李暄微微露出一丝笑容，便收回了目光。李晡则把头偏到一旁，根本没朝李曜看来。
此时李衎沉声说道：“为父方才去了李使君府上。今日李使君府中名为设宴，实则暗伏甲士，尔等兄弟可知，其所为何事？”
李晡看了看李暄，见他正在沉吟，无所谓地道：“李克恭贪财暴虐，莫不是嫌我代州各大家族敬献不足，召集甲士胁迫耶耶与各家主，以便勒索财货？”
李衎面无表情，却把目光投向李暄，问道：“大郎，你以为呢？”
李暄想了想，蹙眉道：“李使君虽则爱财，但代州毕竟是节帅故地(李克用曾任代州刺史)，若如三弟所言这般对待各家，实乃取祸之道，儿不以为然。只是他究竟为何这般作态，儿一时亦难以逆料。”
李衎微微失望，又转头问李曜：“五郎呢，你如何看？”
李曜假装沉吟片刻，才道：“四月时，赫连云州、李幽州联名上表请讨伐节帅。汴帅朱全忠亦请朝廷命大臣为统帅，率河北三镇及汴军共征河东……儿曾听人言，张相公常自比谢安、裴度，以功名为己任，劝天子强兵以服天下，朝廷于是于京师募兵，至十万人。汴帅等表至朝廷，陛下曾命群臣集议……此事结论如何，我等僻居代州，自然不知，然则儿观张、孔二位相公平日之志，窃以为二相必然劝陛下兴兵伐晋。若果如此，李使君乃是节帅胞弟，为避免代州陷入动荡，召集代州名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震之以威，就全然说得过去了。”
李衎闻之动容：“我儿竟有如此眼光！不错，此番李使君相召我等，便是为此一事。朝廷已然下旨，诏削节帅官爵，并会同诸镇，起五十万大军，自东南西北四面攻来！”
李晡大吃一惊，失声道：“糟糕，我家为节帅制造兵器，若是大军攻来，只怕吃罪不小！这却如何是好？”
李暄虽也吃惊，但却忽然想起一件事：“朝廷如何能有五十万大军？这五十万大军之中，到底有几成是真？”
李衎摇了摇头：“诸藩有兵几何，为父又如何得知？”
他这话话音刚落，便听见李曜笑道：“所谓五十万大军，不过诈称而已。我意朝廷出兵至多五六万人，燕帅与郝连云州均与节帅交兵数载，损失匪小，此番至多出兵五万。而被朝廷视为强援的汴帅朱全忠，此刻正在山东用兵，于河东能出兵两万便已了不得了。至于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等军，不过是墙头草两边倒。若是官军大胜，则这诸镇之兵必然群起而攻，若是官军败绩，则此等诸镇，必然不战而走，不复为节帅所忧。如此来看，节帅眼下看似危险，实则大有可为。”
李晡最看不得李曜出风头，一听他说得这般轻描淡写，不禁冷哼一声：“你倒是说得轻松，就算兵力方面就是这般，那官军至少也有二十万，节帅麾下虽多骁勇，有如何解此四面之围？”
李曜现在根本没把李晡放在眼里，闻言轻轻一笑：“三哥谬矣。我若为节帅，当兵分二路，一路北上击李匡威、郝连铎，解北面之忧；一路南下，伺机击破汴帅及朝廷大军，则诸镇自然退避。如此大围可解，河东仍呈深固不摇之势。”
李晡刚发出一声冷笑，还没来得及说话，李衎却突然问道：“五郎，依你所言，节帅便要将本已有限之兵力分为两路，如此一来，南北二路兵力均不如人，如此岂能稳操胜券？”
李曜点了点头：“好教父亲知晓，一军强弱，不在人数多寡，而首在将帅之能，次在兵士之勇。节帅麾下沙陀精骑无需赘言，乃是天下强兵，即便汉军，亦久经沙场，非是朝廷新军所能及。而说到将领，节帅麾下能人多矣！如今又是为保身家性命之战，同仇敌忾之下，如何不能胜之？”
李衎闻言大喜：“五郎机敏，竟甚知兵，如此为父有一件要事，正好交与你去办！”
李曜微微一怔，问道：“不知父亲所谓何事？”
李衎眼神微微一躲，道：“前次节帅命我打造五千把马刀，如今已然完工，李使君今日却道，节帅府已传下帅令，命我李家将这批马刀改运晋州。你大哥前次北上，前后耽搁近半年，如今归宅不过半月，为父实不忍他再操劳。你三哥……也不如你稳妥，又要在家读书，思来想去，也只有你最合适了。”
李曜心中大怒：“老子刚才说的那番话可是‘历史的必然’，李克用必然会派一路兵马南下，可那朝廷大军也必然一路北上！这两军按距离算，十有会在晋州(今临汾)相遇，这个时候老子带着一帮家丁去送兵器，这不是肉包子打狗么！你舍不得两个嫡子，就派我这个庶子前去送死？老子就这么该死？”
第013章 “医学博士”
李曜莫名其妙，佳人来了？哪有什么佳人？目光所及之处，也就唯有憨娃儿这夯货在那边洗马而已。
他正鄙视这个装神弄鬼的神秘人，往河中一望，却是一下子怔住了。原来这河上不知何时驶来了一艘渡船。
莫非那人说的佳人就在船上？
李曜放眼望去，却立即否定了这个猜测。这渡船并不甚大，除了船尾的艄公之外，船上只是站着五人，虽然离得还有些远，但可以看出这五人都是男子。
李曜正有些奇怪，此时天色将晚，虽然此处离官道不远，却也前不挨村后不着店，这五人怎的这个时候渡河来此？
这时候憨娃儿已经洗好了马匹，牵着两匹马儿过来，问李曜是不是现在回扎营处。
李曜点点头，正要走开，那船已经离得不远了，不由再打量了一眼，这次却是又意外了一下。因为这船头上，站在最前面的三人，中间一人居然带着木枷，他身侧两人则穿着官府的公服。
李曜心中一动，原来是押送犯人的官差。他再朝那犯人看去，发现那人年约四十，面容清癯，美髯飘飘，虽然穿着犯人囚衣，竟仍让人觉得气度非凡，不禁有些意外。
这一犯人二官差身后，却是两名少年，年纪颇轻，李曜远远目测一下，估计这两名少年可能比他还略小一两岁，他二人容貌俊美，若非不如李曜身材高长挺拔，当真要将他都比下去了。
李曜看了看，这几人明显跟潞州后院将没有什么关系，那也就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于是转头就准备走了。
哪知道那船上的官差这时也看见了他，其中一人忽然喊道：“岸上郎君，请稍候片刻！”
李曜刚抬脚要走，这下便犹豫了一下，他不大想跟官差打什么交道，只是自己商队扎营之处离这里不远，要是眼下自己不理会这官差，一会儿他们却仍然找到自己所在，那便有些尴尬了。
想了想，自己一行两百人，又是身带兵刃弓箭的河东节帅府官商，区区两名官差能把自己怎的？李曜下意识摸摸腰间长剑，心说：“稍候就稍候，不怕你耍横。”
那渡船很快到岸，一名官差抢先跳将下来，朝李曜拱拱手：“这位郎君请了，我等乃是押解人犯前往云中的官人(注：此为官差自称，不是老公⊙﹏⊙b)，因前些日子暴雨阻路，耽搁了时日，未免延误公期，如今只得急赶，敢问郎君如何称呼？这附近可有方便借宿之处？”
李曜见这官差倒还有礼，便回了一礼：“在下代州李曜，字正阳，奉节帅之命，运送军械至潞州，今日正与商队落脚于此。至于借宿之处，在下原本不甚明了，只是依家中长仆所言，此处只怕并无农舍。”
一听这话，两名官差便有些为难，凑在一起商量了起来。李曜则注意到，下船之后，这两名官差并未找艄公付钱，反倒是后面一名少年去把钱付了，此时刚下渡船。
李曜惊讶的发现，两名官差商量之后，居然又跟那犯人嘀咕了几句。那犯人面色不变，打量了李曜一眼，对官差微微点头，却至始至终一句话也没说。
李曜心中好奇，这人犯莫非是甚遮奢人物，都带了木枷镣铐被流放了，这两官差居然还对他这般恭敬？
他还没想出此人究竟有可能是谁，一名官差已经上前再次拱手道：“李郎君，我二人此来，乃是奉刑部公文，长流前太医署医学王博士往云中，今日既无农舍可以借宿，不知李郎君一行可还能空出两顶帐篷，借宿一宿，我等既是官差，又奉刑部公文，自当有所酬谢。”
李曜微微一怔：“医学王博士？这年头就有博士学历了？啊，是了，此博士非彼博士。”
他刚才只是一时发愣，这时已经回过神来。原来唐代的“太医署”既是医学教育机构，又是医疗单位，在编制上分为四科：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其中医科又设有体疗、少小、疮肿、耳鼻口齿和角法等不同专业。每一科中设“博士”一人，其余依次设有“医师”、“医工”、“医生”若干人，在医科和针科中还各有“助教”一人，次于“博士”、高于“医师”。
不过李曜对于一个医学博士居然会被流放感到颇为意外。隋唐五代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医药方面，为了保证皇室成员的身体安康，在前代医疗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更完善的系统，执行这套系统的三大机构就是太医署、尚药局、药藏局。太医署设立了更全面的官职，除了掌管全国的医疗工作之外，也更多地充当了医药大学的角色，并逐步把进行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作为重点，从而保证了不断为宫廷输送医疗人才。尚药局是宫廷内皇帝及皇后等专门的医疗保健机构，负责宫内的疾病治疗、御药的制作及试尝。药藏局则是特别为太子设立的，负责给太子治病保健，以利于太子更健康地成长。
一个教书的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怎么会搞得流放了？
须知唐朝的法律制度是较完备且影响深远的。自北魏将流放列入五刑后，唐朝进一步完善发展了这一制度，对唐朝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流放类型来说，唐朝流放按时期划分，大致有三种类型。即：三流，加役流，长流。三流，是唐朝初期，在沿袭隋朝答、杖、徒、流、死五刑的基础上确定的。流放是五刑中的重要刑种，仅次于死刑，高于徒刑。《唐律疏议》“犯流应配”条规定，“三流俱役一年。”即：一等流放三千里，二等流放二千五百里，三等流放二千里。隋朝流刑犯居作期有二年半、三年不等。唐高祖武德二年改流罪居作一律为一年。加役流，是在贞观年间修改律令，将死刑中的一些内容改为断右趾，后又将免死罪断处法废除，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注及疏议又说：‘功役流者要流三千里，居役三年。”可能是唐高宗李治水徽年间立改的。长流，《唐律》中虽然没有记载长流，但在唐代史籍中常出现“长流”之词。即因反逆缘坐而流者即为无期流放，称“长流”。如李义府之长流嵩州，韦坚之长流临封，高力士之长流巫州等。对长流的犯人非经特赦，一般不得返回原地。
李曜忽然一怔，下意识地朝那位“王博士”望去，心道：“莫非这位医学博士事涉谋反？可他既然只是一个教书的医学博士，似乎就算真有谋反，也该没他什么事才对，就算有人想毒死皇帝，那也该找尚药局典御(尚药局最高长官)才是正理。”
李曜这个想法其实也不奇怪，唐朝的流放，在许多后世人眼里，似乎都认为跟谋反关系很大。甚至不少学者都认为流刑名重实轻。譬如某学者的理由有二：其一，唐代许多流放者不到期限就还复高官；其二，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而事实是，在实践中，的确存在许多流放者不到期限就还复高官的现象，但毕竟是少数。反之，因流放而遭厄运者则不少。
不少官吏死于流放地，称流死某地。如李袭誉因杖杀番禾县丞刘武，被“除名，流于泉州，无几而卒”。宇文节坐房遗爱谋反之事，“配流桂州而卒”。
遭受杖刑的流人，身体严重受损，往往死于艰难的流放之旅。天宝六载(747)，南海太守彭果坐赃，决杖，长流湊溪郡，结果“死于路”。开元十年(722)九月，秘书监、楚国公姜皎坐事，“诏杖之六十，配流钦州，死于路”。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于朝堂决杖，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
还有些流人在流放途中，又被赐死或者杀死。如王鉷被告谋反，其子准例除名，“长流岭南，至故驿杀之”。开元二十年(732)，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于朝堂决杖，“流瀼州，皆赐死于路”。代宗倚裴茙以图来瑱，裴茙性轻褊少谋，师兴，给用无节。及败，“有诏流费州，至蓝田，赐死”。黎干与宦者特进刘忠翼阴谋，几危宗嗣。及即位，又诡道希进，密乘车谒忠翼，“除名长流，俄赐死蓝田驿”。
有文献记载的，唐代被处以流刑的113例官吏中，不久征还的为7例；卒于道，或者途中被杀或者赐死的为6例；卒于流所的为15例；附加杖刑的为7例；长流的为13例；决杖又赐死者3例；长流又赐死者7例；决杖又长流者2例。鉴于被处以流刑的官吏遭遇厄运者更为普遍，所以只注意到前者而得出流刑名重实轻的结论是欠妥的。
至于第二点，该学者是基于这种认识：唐代公罪从轻，私罪从重，太宗却规定“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因而得出流放轻于徒刑的结论。其实这是误解史料。经查原文，太宗的规定并不是针对官员某项犯罪的判决，而是本着仁恕的原则，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平议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因为公罪从轻，私罪从重，故“公罪流，私罪徒”二者在刑罚等级上地位才相当，这恰恰证明了流刑要重于徒刑。实际上，唐代也并没有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另一位学者认为唐代流刑反而不如徒刑的证据如下：其一，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故流刑的惩治力度也降低。其二，唐代徒刑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其三，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第三点理由无需再辨。只须谈谈“流远之苦”是否轻于徒刑。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之州”。可见流刑虽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但在执行中并没有按照里程发遣。在实践中，唐代将流刑犯相对集中地发遣至一些固定地点。其中以惩戒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布在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雟、江南等六大地区，以实边、戍边为目的的流人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