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四字来研究，由怵惕而生出恻隐，怵惕是“为我”之念，恻隐是“为人”之念，“为我”扩大，则为“为人”。怵惕是源，恻隐是流。荀子学说，从为我二字发出，孟子学说从为人二字发出。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是否尚有源头，我们也不必深考，惟孟子所说恻隐二字，确非源头。阳明说出这类话，也是由于读孟子书，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的原故。
传习录是阳明早年讲学的语录，到了晚年，他的说法，又不同了。《龙溪语录》载，钱绪山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语，是师门定本。王龙溪谓：“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亦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时阳明出征广西，晚坐天泉桥上，二人因质之。阳明曰：汝中（龙溪字）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弊，故含蓄到今，此是傅心秘藏，颜子问道所不敢言。今既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阳明至洪都，门人三百余人来请益，阳明曰：“吾有向上一机，久未敢发，以待诸君之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明年广西平，阳明归，卒于途中。龙溪所说，即是将天理人欲打成一片，阳明直到晚年，才揭示出来。因此知：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问，阳明正色斥之，并非说他错了，乃是恐他躐等。
钱德洪极似五祖门下之神秀，王龙溪极似慧能。德洪所说，即神秀“时时勤拂拭”之说也，所谓渐也。龙溪所说，即慧能“本来无一物”之说也，所谓顿也。阳明曰：“汝中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旨，二子之见，止可相取，不可相病。”此顿悟渐修之说也。龙溪语灵，所讲的道理，几于六祖坛经无异。此由心性之说，惟佛氏讲得最精，故王门弟子，多归佛氏，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杨龟山诸人，后来也归入佛氏。佛家言性，亦谓之无善无恶，与告子之说同。宇宙真理，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虽不相师，而结果是相同的。阳明虽信奉孟子性善说，卒之倡出“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语，仍走入告子途径。儒家为维持门户起见，每日“无善无恶，是为至善”。这又流于诡辩了，然则我们何尝不可说：“无善无恶，是为至恶”呢？
有人难我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言性，一个言心之体，何为混为一谈？我说道：性即是心之体，有阳明之言可证。阳明曰：“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性即是心之体，这是阳明自己加的解释，所以我说：阳明的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
吾国言性者多矣，以告子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以医病喻之，“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二语，是病源，杞柳湍水二喻，是治疗之方。孟荀杨墨申韩诸人，俱是实行疗病的医生，有喜用热药的，有喜用凉药的，有喜用温补的，药方虽不同，用之得宜，皆可起死回生。我们平日把病源研究清楚，各种治疗技术俱学会，看病情如何变，施以何种治疗即是了。
治国者，首先用仁义化之，这即是使用孟子的方法，把一般人可以为善那种天性诱导出来。善心生则恶心消，犹之治水者，疏导下游，自然不会有横溢之患。然人之天性，又可以为恶，万一感化之而无效，敢于破坏一切，则用申韩之法严绳之，这就等于治水者之筑堤防。治水者疏导与堤防二者并用，故治国者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孟子言性善，是劝人为善；荀子言性恶，是劝人去恶。为善去恶，原是一贯的事，我们会通观之可也。
持性善说者，主张仁义化民；持性恶说者，主张法律绳民。孟子本是主张仁义化民的，但他又说道：“徒痒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则又是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可见他是研究得很彻底的，不过在讲学方面，想独树一帜，特标性善二字以示异罢了。我们读孟子书，如果除去性善二字，再除去诋杨墨为禽兽等语和告子论性数章，其全部学说，都粹然无疵。
世界学术，分三大支，一中国，二印度，三西洋。最初印度学术，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发生冲突，相推相荡，经过了一千多年，程明道出来，把他打通为一，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法治世，另成一种新学说，即所谓宋学。这是学术上一种大发明。不料这种学说，刚一成立，而流弊跟着发生，因为明道死后，他的学说，分为两派，一派为程（伊川）朱，一派为陆王。明道早死，伊川享高寿，宋学中许多不近人情的议论，大概属乎伊川这一派。
中国是尊崇孔子的国家，朱子发见了一个道理，不敢说是自己发见的，只好就《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一番，说我这种说法，是为孔门真传。王阳明发见了一个道理，也不敢说是自己发见的，乃将《大学》“格物致知”四字加一番新解释，说道：朱子解释错了，我的说法，才是孔门真传，所以我们研究宋明诸儒的学说，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所用名词及一切术语扫荡了，单看他的内容。如果拿浅俗的话来说，宋明诸儒的意思，都是说：凡人要想为圣为贤，必须先将心地弄好，必须每一动念，即自己考察，善念即存着，恶念即克去，久而久之，心中所存者，就纯是善念了。关于这一层，宋明诸儒的说法，都是同的。惟是念头之起，是善是恶，自己怎能判别呢？在程朱这一派人说道：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每遇一事，就细细研究，把道理融会贯通了，以后任一事来，你都可以分别是非善恶了。陆王这一派说道：不需那么麻烦，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把自家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明镜一般，无纤毫渣滓，以后任一事来，自然可以分别是非善恶。这就是两派相争之点。在我们想来，一面把自家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一面把外面的事研究得清清楚楚，岂不是合程朱陆王而一之？然而两派务必各执一词，各不相下。此正如孟荀性善性恶之争，于整个道理中，各截半面以立论，即成对峙之两派，是之谓门户之见。
孙中山先生曾说：马克思信徒，进一步研究，发明了“生存为历史重心”的说法，而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已有“生之谓性”一语，这是值得研究的。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合得到告子所说“生之谓性”。达尔文学说，本莫有错，错在因生存竞争而倡言弱肉强食，成了无界域之竞争，已经达到生存点了，还竞争不已，驯至欧洲列强，掠夺弱小民族生存的资料，以供其无厌之欲壑。尼采则由达尔文之说更推进一步，倡超人主义，谓爱他为奴隶道德，谓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因而产出德皇维廉第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产出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军阀，又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原祸始，实由达尔文对于人生欠了研究之故。假使达尔文多说一句曰：“竞争以达到生存点为止。”何至有此种流弊？
中国之哲学家不然，告子“食色性也”的说法，孟荀都是承认了的，荀子主张限制，不用说了，孟子对于食字，只说到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为止，对于色字，只说到无怨女无旷夫为止，达到生存点，即截然止步，虽即提倡礼义，因之有“衣食足而礼义兴”的说法，这是中国一贯的主张，绝莫有西洋学说的流弊。
欲世界文明，不能于西洋现行学说中求之，当于我国固有学说中求之。我国改革经济政治，与夫一切制度，断不能师法欧美各国。即以宪法一端而论，美国宪法，算是制得顶好的了，根本上就有问题。美国制宪之初，有说人性是善的，主张地方分权，有说人性不能完全是善，主张中央集权，两派之争执，经过许久，最终后一派战胜，定为中央集权（详见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此乃政争上之战胜，非学理上之战胜，岂足为我国师法？据我们的研究，人性乃是无善无恶的，应当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融合为一，制出来的宪法，自地主看之，则为地方分权，自中央看之，则为中央集权，等于浑然的整个人性，自孟子看之，则为性善，自荀子看之，则为性恶。
古今中外，讨论人性者，聚讼纷如，莫衷一是，惟有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证以印度佛氏之说，是合的。他说：“生之谓性。”律以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是合的，律以马克思信徒“生存为历史重心”之说，也是合的。至于他说：“食色性也。”现在的人，正疯狂一般向这二字奔去，更证明他的观察莫有错。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而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我们这条臆说，也逃不出他的范围。性善性恶之争执，是我国二千多年未曾解决之悬案，我们可下一断语曰：告子之说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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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
五 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
宇宙之内，由离心向心两力互相作用，才生出万有不齐之事事物物，表面上看去，似乎参差错乱，其实有一定不移之轨道。人与物，造物是用一种大力，同样鼓铸之，故人事与物理相通。离心力与向心力，二者互相为变，所以世上有许多事，我们强之使合，他反转相离，有时纵之使离，他双自行结合了。疯狂的人，想逃走的心，与禁锢的力成正比例，越禁锢得严，越是想逃走，有时不禁锢他，他反不想逃走了。父兄约束子弟，要明白这个道理，官吏约束百姓，也要明白这个道理。
秦政苛虐，群盗蜂起，文景宽大，民风反转浑朴起来，其间确有规律可寻，并非无因而至。我们手搓泥丸，是增加向心力，越搓越紧，若是紧到极点，即是向心力到了极点，再用大力搓之，泥丸立即破裂，呈一种离现象。水遇冷则收缩，是向心现象，越冷越收缩，到了摄氏四度，再加冷也呈离心现象，越冷越膨胀，可知离心向心，本是一力之变。比方我们持一针向纸刺去，愈前进距纸愈近，这是向心现象，刺破了纸，仍前进不止，即愈前进距纸愈远，变为离心现象，此针进行之方向，并未改变，却会生出两种现象。因为凡物都有极限，水以摄氏四度为极限，纸以纸面为极限，过了极限，就会生反对的现象，父兄约束子弟，官吏约束百姓，须察知极限点之所在。
由上面之理推去，地球之成毁，也就可知了，地球越冷越收缩，到了极限点，呈反对现象，自行破裂，散为飞灰，迷漫太空，现在的地球，于是告终。又由引力的作用，历若干年，又生出新地球。我们身体上之物质，将业是要由现在这个地球介绍到新地球去的。人身体的物质，世世生生，随力学规律旋转，所以往古来今的人的心理，都是随力学规律旋转。
万物有引力，万物有离力，引力胜过离力，则其物存，离力胜过引力，则其物毁。目前存在之物，都是引力胜过离力的，故有万有引力之说，其离力胜过引力之物，早已消灭，无人看见，所以万有离力一层，无人注意。
地球是现存之物，故把地面外的东西向内部牵引，心是现存之物，故把六尘缘影向内部牵引，小儿是求生存之物，故看见外面的东西，即取来放入自己口中。人类是求生存之物，故见有利己之事，即牵引到自己身上去。天然的现象，无一不向内部牵引，地球也，心也，小儿也，人类也，将来本是要由万有离力作用，消归乌有的，但是未到消灭的时候，他那向内部牵引之力，无论如何，是不能除去的，宋儒去私之说，怎能办得到？
人心之私，既不能除去，我们只好承认其私，把人类画为一大圈，使之各遂其私，人人能够生存，世界才能太平。我们人类，当同心协力，把圈外之禽兽草木地球（如本书第三章丙圈）当作敌人，搜取他的宝物，与人类平分，这才是公到极点。也可以说是私到极点。如其不然，徒向人类夺取财货，世界是永不得太平的。
心理之变化，等于水之变化，水可以为云雨，为霜露，为冰雪，为江湖，为河海，时而浪静波恬，时而崩腾澎湃，变化无方，几于不可思议，而科学家以力学规律绳之，无不一一有轨道可循。
人的心理，不外相推相引两种作用，自己觉得有利的事，就引之使近，自己觉得有害的事，就推之使远。人类因为有此心理，所以能够相亲相爱，生出种种福利；又因为有此心理，所以会相争相夺，生出种种惨祸。主持政教的人，当用治水之法，疏凿与堤防二者并用。得其法，则行船舟，灌田亩，其利无穷，不得其法，则漂房舍，杀人畜，其害也无穷。宋儒不明此理，强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创出天理人欲种种说法，无异于说，行船舟，灌田亩之水，其源出于天，出于理，漂房舍杀人畜之水，出于人，出于气。我不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中，天人理气等字，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好说他迂曲难通。
我们细察己心，种种变化，都是依着力学规律走的，狂喜的时候，力线向外发展，恐惧的时候，力线向内收缩。遇意外事变，欲朝东，东方有阻，欲朝西，西方有碍，力线转折无定，心中就呈慌乱之状。对于某种学说，如果承认他，自必引而受之，如果否认他，自必推而去之，遇一种学说，似有理，似无理，引受不可，推去不能，就成孤疑态度。
我心推究事理，依直线进行之例，一直前进，推至甲处，理不可通，即折向乙处，又不可通，即折向丙处，此心之曲折，与流水之迂回相似。水本是以直线进行的，虽是迂回百折，仍不外力学规律。我们的心，也是如此。此外尚有种种现象，细究之，终不外推之引之两种作用。有时潜心静坐，万缘寂灭，无推引者，亦无被推引者，如万顷深潭，水波不兴，即呈一种恬静空明之象。此时之心，虽不显何作用，其实千百种作用，都蕴藏在内。人之心理，与磁电相通，电气中和的时候，毫无作用，一作用起来，其变态即不可思议。我们明白磁电的理，人的心理，就可了然了。
水虽是以直线进行，但把他放在器中，它就随器异形，器方则方，器圆则圆，人的心理，也是如此。人有各种嗜欲，其所以不任意发露者，实由于有一种拘束力，把他制住。拘束力各人不同，有受法律的拘束，有受清议的拘束，有受金钱的拘束，有受父兄师长朋友的拘束，有受因果报应及圣贤学说的拘束，种种不同，只要把他心中的拘束力除去，他的嗜欲，立时呈露，如贮水之器，有了罅漏，即向外流出一般。
贪财好色之人，身临巨祸，旁人看得清清楚楚，而本人则茫然不知。因为他的思想感情，依直线进行公例，直线在目的物上，两旁的事物，全不能见。譬如寒士想做官，做了官还嫌小，要做大官，做了大官，还是向前不止；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还想做皇帝。秦皇汉武，做了皇帝，在中国称尊，还嫌不足，要起兵征伐四夷，四夷平服了，又要想做神仙。这就是人类嗜欲依直线进行的明证。
耶教志在救人，以博爱为主旨，其教条是：“有人批我左颊者，并以右颊献上。”乃新旧教之争，酿成血战惨祸，处置异教徒，有焚烧酷刑，竟与教旨显背，请问这是甚么道理？法国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相号召，乃竟杀人如麻，稍有反对的或形迹可疑的，即加诛戮，与所标主旨全然违反，这又是甚么道理？我们要解释这个理由，只好求之力学规律。耶稣、卢梭的信徒，只知追求他心中之目的物，热情刚烈，犹如火车开足了马力向前奔走一般，途中人畜无不被其碾毙。凡信各种主义的人，都可本此公例求之。
凡事即都有变例，如本书乙甲两图，是指常例而言，是指静的现象而言，是指未加外力而言，若以变例言之，则有帮助外人攻击其兄者，则有爱花，爱石，爱山水，而忘其身命者。语云：“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心中加了一个忠字、烈字，往往自甘杀身而不悔。又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者，动的现象也，从容者，静的现象也。中日战争，我国许多无名战士，身怀炸弹，见日本坦克车来，即奔卧道上，己身与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