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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第36部分阅读

    迹象。秋菊谢了,花们要歇一歇。新岁一来,春花就纷纷攒足了劲,呼啦啦开满了院里墙外,将一个活泼烂漫的新春衬了出来。

    冬至实际上马上就挨着春,挨着岁的那派崭崭新新的气象了。冬至节和岁之间,只家长,到冬至,就开始揣了一个贺岁的计划。老人端把椅子,墙根底下坐了,晒着暖暖的日头,对阳光里奔来奔去的孩子说:“不吵架了,冬至到了。冬至是岁兄,大家伙儿要和气,和和气气招岁呢。”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祖母这么亲切唤过冬至。岁兄,岁的哥哥呢。冬日的阳光不远不近地耀着;村里村外,屋顶檐下,只蒙了那么一层毛茸茸的冷意;果真就有“哥哥”一样温和、亲切,又略带严厉的暖晴。

    天气既是这般的温和,人们手中的事自然也一样素朴祥宁了起来。

    冬至照例是要吃汤圆的。

    要做汤圆吃的。知道了以后,就要问,冬至为啥要做汤圆吃呢?问过大人和书本,都回答不出来。冬至节是个奇怪的节,不像其他端午、中秋、春节,都有它们明确的理由。在我们家乡,冬至倒有个不小的缘由——冬至节,我们家乡要祭祖。

    我们家乡的祭祖活动并不像其他地方,一提起“祭”,一提起“祖”,就鬼气森森的。由于祭祖,远远近近的家人聚了起来。一家人,大人小孩,围了一个大大的竹筐,各自伸了一双手出去,持续不断地搓了一粒粒圆圆的白汤圆下来。那大竹筐是平日里用来晒谷晒豆的,圆圆的,帮浅,色红,一粒粒白汤圆搓下来,红底红帮衬着,自然是一番可爱景色。

    搓汤圆的时候,大人们会不断告诫小孩子,别把汤圆搓到筐外去,掉一粒在地上,明年冬至的那几天,脸上会长出白晕来。这其实是哄小孩子的。有一年,我故意搓了3粒汤圆掉地上去,到第二年冬至,脸上却真的隐隐有了3圈白晕。此后自然就乖乖地颗粒归筐了。

    关于搓汤圆,家乡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是有个傻媳妇,婆婆冬至那晚病了,让傻媳妇一个人搓汤圆(不知傻媳妇的丈夫和孩子哪去了。——笑话常常是很简洁的)。傻媳妇不懂汤圆怎么搓,去问婆婆。婆婆病得不舒服,就说,你怎么这么傻,你看人家怎么搓你就怎么搓吧。我们家乡,“人家”和“人”是同一种说法。结果,傻媳妇辛苦了一个晚上,搓出了许多个栩栩如生的人儿来。到天亮,婆婆说,媳妇啊,我饿了,你下些汤圆给我吃吧。傻媳妇就抓了两个“汤圆人”,煮了端给婆婆。婆婆看到“汤圆人”,气得不行,叹一口气,你怎么这么傻呢?我说的是别人怎么搓你就跟着怎么搓——你耳朵哪去了?傻媳妇怯怯地说,耳朵?耳朵刚才舀上来时,被铜瓢铲去了!——家人围着搓汤圆,听着这样的笑话,完全忘记了祭祖本有的那种肃穆和悲伤。

    只是到汤圆搓完,整整齐齐排在大竹筐里,老人,大都是祖母,才拿两株带根的青葱、两块老姜、两个红桔子,拦腰圈了红纸,放在竹筐上端,以示祭祖或兆祥。——“岁兄”的氛围更浓了。

    第二天,有些冷意的晨曦里,一人一碗汤圆,或蹲或站,在院子里吃得满头热气时,老人会说,拿调羹舀汤圆吃,一调羹两个,吃到头,会是双数。孩子们早就盼着山上祭墓的种种乐趣,三口两口吃个碗底朝天,哪里耐性一双一双乖乖地吃。

    大人知道是笑趣,自然也不会那么认真去细吃。可有一年,我和姐姐那样试过,一双一双地吃,吃到碗底,却果真是双数。也许是碰巧吧,然而却实在有趣。

    吃罢汤圆,真正的祭事才算开始。家乡有山有水,祖先的灵柩葬在青青绿绿的山上。冬至节那天,村人就一家一担供品,纷纷拥了山上去。那红色的篮担里,照例有汤圆、有酒、有鞭炮。

    祭祖的实质工作是扫墓。一年下来,祖先那墓四周上长了高高瘦瘦的丛草杂木。祖先们寂寞了一年,终于盼来了子孙后代。草除掉了,落叶扫开了,一个个坟茔现了出来。“渭庄黄玉叶之墓”“沁后蔡金坤之墓”,各自的门派立了出来。女人们摆上供品,说上一些祷语;男人们将墓四周除下的杂草落叶拢到一起,一把火点了,青烟一股闷闷地冒了出来。只有这个时候,怀念先人的情绪才隐隐地漫上心头。男人们或者抽烟,或者用带上山来的红漆去描墓碑上的字;女人们袖着手,看那碑前青烟袅袅升腾;小孩们这光景也静了下来,听父母说说祖先创业的艰辛和光荣,怎么做人,如何处世。风在林间走,日头在远天,杂草落叶里的烟气升到了很高很高的林梢。

    ——然而,这样静穆的时刻是很短的。很快,别人家祭事完毕的鞭炮声响了。

    于是这一家的鞭炮声也跟着响了。满山的鞭炮声,满山的青烟,满山的村人。

    暖暖的冬阳洒满了一座山。

    男人们端了碑前供的酒菜,就在墓围上圪蹴着,和隔壁人家的男人相互递烟,碰杯,话着贺岁的计划。山风刮过林间,松涛阵阵,男人的脸渐渐红了起来。女人们隔着几棵树几丛草,彼此招呼着,说农事,说家务,说孩子。拿手去拢孩子的头,拢了个空——孩子们早就蹦达到哪个山旮旯里去了。山腰里有的是一汪一汪的山潭。到冬天,山虾们呆呆的,趴在水里鹅卵石上一动不动;孩子们的手罩住了它们的身子,才懂得跑——早已入了孩子清早带上山来的小瓶子里去了。也有的孩子,识了几个字,拿父亲描墓碑的笔和漆,在那些大树身上乱画。“黄小毛和菊子”,黄小毛和菊子干嘛呢,写不下去了。黄小毛的父亲和菊子的父亲看到了,彼此笑一笑,怎么样,做个亲家吧?又笑一笑,看一看那些坟茔,想想自己小时候在树上画字的情景,轻轻叹一口气,这光阴过得也真快呀!青烟渐渐渐渐飘散了,鞭炮声渐渐渐渐稀落了。女人们满山唤孩子:“小毛,回家啦!菊子,下山啦!”小毛从草丛里钻出来,头上戴了一顶野草编的绿草帽;菊子悄悄站在了母亲身后,两腮上多了一层山腮脂抹的红晕。

    一家人下山了。女人肩上担里多了孩子脱下的毛衣;男人们的步子有些晃;男孩儿手里持了一支山芦苇,驾驾驾,想象出一匹马奔了下去;而小女孩光光的双眸,不知照哪个山头看。

    遥遥地,就望到了自己的家,家门前的那株叶子红红的石榴树。树下站了老人,袖着手,驼了腰,站在一片暖暖的阳光里。□

    他也有过辉煌

    《文化周报》

    雨东

    他木讷,寡言。作为他的儿子,将近半个世纪的生涯里,我从未听他一连讲五分钟的话。平时,偶或冒出一两句,也纯属就事论事,而且必定有一句是“妈的x”,外人听了,以为他是骂人,其实不是,那是他的发言前奏,累计起来,这类“前奏”要占他全部语言的三分之一以上。

    本来话就不多,加上夹杂这类不中听的口头禅,因此与人交谈很不顺畅。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极少与人交往,几乎没有朋友。退休之后,寓居合肥有十多年了,除了原单位曾两次派人登门慰问,再也没有人来看过他。

    母亲去世后,他更加孤独了。我和妻子反复设法让他和我们同住,几次努力,均告失败。他早年在长江航道部门看信号灯,工作地点不是荒郊,就是水上,长期只身独处,习惯了。人多的场合,他嫌烦,别人交谈,他无法参与,也懒得插话,渐渐地,觉得还是一个人自在。他独居一处,一日三餐,自食其力,从不与邻居交往,全部乐趣在于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只要荧光屏上有图像,不论内容,他都看。近几年来,耳朵和眼睛都不好使,他终日佝偻着腰,紧紧贴着电视机,直到电视台道“再见”。

    夏日炎热,他时常独自坐在机关门口纳凉,默默地,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人们在他的身边走进走出,没有谁同他打招呼,可他也从不与别人打招呼。

    其实,父亲也有过辉煌。据我所知,至少有两件事称得上辉煌。一次是我听说的,一次是我亲眼见到的。

    我读大学时,有年放暑假回到安庆,航道部门的领导找到我,要我替父亲写一篇“活学活用”的材料,并给我讲了一件事。原来,父亲所在的船只疏浚航道时,曾在马当水域发现一颗水雷。水雷吊出水面后,需安放在一只舢板里,然后运到陆地上销毁。水雷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在水下安睡多年,起吊或搬运,磕磕碰碰,一旦惊醒,后果不堪。谁去驾驶舢板?没有人吭声。一声“妈的x”,打破了良久的沉默,“我年岁大了,我去!”他不慌不忙地卸吊,安置,驾驶,搬运,直至水雷安全着陆。“你父亲真了不起,我们都替他捏一把汗,可他一点也不害怕,从容操作,非常娴熟。”那位领导人激动地说,他还给我看了一幅照片,那水雷圆圆的,黑乎乎的,体积比人还大。事后,我问父亲,当时你怎么想?“妈的x,总得有人上。”此外,再也无话。单凭这么一句,叫我如何写“活学活用”?即便我发挥想象写了。我想,他也未必肯上台讲。

    “文革”期间,社会上发生武斗,我“逍遥”到南京,其时适值父亲的船泊在南京修理,我便住在他们船上,每天以游泳为乐。一次,我从甲板上跃入江里,另一位船员也跃入江里。那船员的姓名我忘了,只记得他很胖,入水好大一会,还不见他出水。起先,我还以为他有意潜水,不由暗暗惊羡他的水性。可是,时间越来越长,我疑惑了。这时,只闻“扑通”一声,一个人影从船上跳了下来,迅速潜入水底,过了一会,在下游几十米处,冒出两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人夹拖着另一个人,逆水而上,游近船舷,在其他船员帮助下,一起上了船。我认出了,其中一个就是我父亲。原来,胖子船员跳入江里时,脑袋撞在水下的铁锚上,昏了过去。

    是父亲救了他。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下水,这之前,我从不知道他会水,我小时候在江边玩水,他发现了,总是拿棍子来打,我一直认为他是旱鸭子。那年,父亲”“是54岁,祖母还健在,我同祖谈起救人之事,她老人家才说:“你父亲水性可好啦,小时候放牛,能游过长江呢!”然而,这一切,父亲从来不说。

    他的沉默寡言里,兴许还隐藏有其他的辉煌?有时望着他的满头白发,我不免这样想。

    台湾女作家文选

    人间情分

    下着梅雨的季节,令人心浮动,生活烦躁起来。尤其是上下课时,捧抱着大叠教材讲义,站立在潮湿的街头,看着呼啸如流水奔涌的大小车辆,却拦不住一辆计程车,那份狼狈,无由地令人沮丧。

    也是在这样绵绵密密雨势不绝的午后,匆忙地赶赴学校。搭车之前,先寻觅一家书店,影印若干讲义给学生,因为时间的紧迫,我几乎是跑进去的,迅速将原稿递交给从未谋面的年轻女店员。

    那女孩有一双细白的手掌,铺好原稿,开动机器,她先印了两张尺寸较小的,尔后将两张影印稿并排印成两大张。抬起头,她微笑地说“这样不必印80张,只要40张就够了,好不好?”我惊异地看着她继续工作,在影印机一阵又一阵的光亮闪动里,也惊异地看着她的美丽。

    原本,她的五官平凡无奇,然而,此刻当我的心灵完全沉浸在这样宁谧的气氛中,她不再是个平凡女孩。

    我看着她仔细地把每一张整齐裁开,叠好,装进袋子,连同原稿递还给我。付出双倍劳力,却只换来一半的酬劳,她主动做了,还显得格外光采。

    离开的时候,我的脚步缓慢了些,焦躁的感觉,全消散在一位陌生人善意的温柔中,并且发现,即使行走在雨里,也可以是一种自在心情。

    第二次去澎湖,不再有亢奋的热烈情绪更好的东西。望安岛上任意放牧的牛群;刚从海口捞起的白色珊瑚,用指甲轻划,会发出筝的声响。夏日渡海,从望安岛到了将军屿,一个距离现代文明更远的地方。有些废弃的房舍仍保留着传统建筑,只是屋瓦和窗棂都绿草盈目了。岛上看不见什么人,可以清晰听见鞋底与水泥地的磨擦,这是一个隔绝的世界呢?转过一丛丛怒放的天人菊,在某个不起眼的墙角,我被一样事物惊住了——一具蓝色的计划,渡海前来装置公用电话。

    不过是一具公用电话,市区里多得几乎感觉不到;然而,当我想到当初设置的计划,渡海前来装置,架接海底电缆……那么复杂庞大的工程,只为了让一个人传递他的平安或者思念;忍不住要为这样妥贴的心意而动容了。

    一个月的大陆探亲之旅,到了后期已如残兵败将,恨不能丢盔弃甲。大城市的”“火车站规模不小,从下车的月台到出口,往往得上上下下攀爬许多阶梯;那些大小箱子早超过我们的负荷能力了。

    那一次,在南方的城市,车站阶梯上,我们一步也挣不动,只好停下来喘息。

    一个年轻男子从我们身旁走过,像其他旅客一样,而不同的是他注视着我们,并且也停下来。

    “我来吧!”他温和地说着,用卷起衣袖的手臂抬起大箱子,一直送到顶端。我们感激地向他道谢,他只笑一笑,很快地隐遁在人群中。

    穿着白色衬衫的背影,笑容像学生般纯净,是我在那次旅行中最美的印象了。

    现代人因为寂寞的缘故,特别热衷于谈情说爱,然而又因为吝啬的缘故,情与爱都构筑在薄弱的基础上。

    有时候承受陌生人的好意,也会忍不住自问,我曾经替不相干的人做过什么事?

    人与世界的诸多联系,其实常常是与陌生人的交接,而对于这些人,无欲无求,反而能够表现出真正的善意。

    每一次照面,如荷花映水,都是最珍贵而美丽的人间情分。

    他曾经幼小我们所以不能去爱大部分的人,是因为我们不曾见过他们幼小的时候。

    如果这世上还有人对你说:“啊!我记得你小时候,胖胖的,走不稳……”你是幸福的,因为有人知道你幼小时期的容颜。

    任何大豪杰或大枭雄,一旦听人说:“那时候,你还小,有一天,正拿着一个风筝……”也不免一时心肠塌软下来,怯怯地回头去望,望来路上多年前那个痴小的孩子。那孩子两眼晶晶,正天不怕、地不怕地嘻笑而来,吆呼而去。

    我总是尽量从成年人的言谈里去捕捉他幼小时期的形象,原来那样垂老无趣口涎垂胸的人,竟也一度曾经是为人爱宠为人疼惜的幼小者。

    如果我曾经爱过一些人,我也总是竭力去想象去拼凑那人的幼年。或在烧红半天的北方战火,或在江南三月的桃红,或在台湾南部小小的客家聚落,或在云南荒山的仄逼小径,我看见那人开章明义的含苞期。

    是的,如果凡人如我也算是爱过众生中的一些成年人,那是因为那人曾经幼小,曾经是某一个慈怀中生死难舍的命根。

    至于反过来如果你问我为何爱广场上素昧平生的嬉戏孩童,我会告诉你,因为我爱那孩童前面隐隐的风霜,爱他站在生命沙滩的浅处,正揭衣欲渡的喧嚷热闹,以及闪烁在他眉睫间的一个呼之欲出的成年。

    分终于,她和他离了婚。

    他始终不能接受这个啃噬他心肺的苦痛,也始终无法习惯家屋中没有她的生活,甚至,时不时的,他会狠狠握两拳,咬牙嘶声地低喊着她的名字!一遍,一遍,又一遍。

    电话铃响的时候,他正呆瞪着天花板切切地思念着她,以致当他听见她的声音响自话筒的那一头时,竟而惊诧得怎么也回不出话来!毕竟,在他们离婚后的这两个多月来,他们之间还从未联系过。

    “怎么不说话嘛你!我在问你最近吃得好不好?睡得怎么样?”

    怎么吃得下睡得好?但他还是中规中矩地答复了!老天,他想,她还是关心他的!“强,谁给你洗衣服?”他斜眼瞄了一下浴室里那一盆乱糟糟,口中告诉他自己洗衣服,心中却狂狂地喜悦着!她喊自己“强”呢!当他们吵闹得最凶时,她一向是“郭志强”连名带姓地吼叫他的!他喜得眼都湿了!她唤他“强”呢!“我今天打电话来,也是,也是想了好多天的。我,我,我实不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我,我开不了口哪!”他的泪潺潺而下。当初,她是多么坚决而强硬地办了离婚手续,如今,她悔了吗?他歪斜着脸孔,将泪与涕水轻抹在肩头的衣衫上,思忖着,要不要稍稍刁难她一下再接受她的忏悔?她缓缓的,似乎考虑了又考虑,最后又唤了他一声“强”,然后才结结巴巴地困难地开了口:“我,我们分开的时候,我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