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于怀了吧。
我实在也不必那样手忙脚乱地，一定强要把眼前的美景留到我的画布上来了吧。
我原来可以从从容容地度过一个美丽的下午的啊！
可是，当我站在那个高高的长满了芒草的山坡上时，当我俯瞰着近处郁绿的淡水和关渡，远处闪着金光的台湾海峡时，河水与海水在下午的阳光中变得那样亮，观音山变得那样暗。在那个时候，每一根线条，每一种颜色都让我心动，我实在没有办法抗拒那一种诱惑，那一种“一定要把它画下来”的渴望啊！
于是，我就开始手忙脚乱地画起来了。天已近傍晚，山风好大，猎猎地直吹过来，我的画布几乎无法固定。而且，那些就在我眼前的、那样眩人的光与影也每分每秒都在变化，所有的颜色虽然都让我心动，但是，没有一种肯出现到我的笔下来，我的每一笔、每一种努力都好像是一种失败。
是的，在夕阳终于黯淡了以后，在所有的景象都失去了那层诱人的光泽以后，在我的眼前，也只剩下两张都没能来得及画完的画而已，两张都显得很粗糙，和我心里所希望的那种画面完全不一样。
我颓然地坐在芒草丛中，有一种悲伤和无能为力的感觉。我浪费了怎样难得的一个下午！原来，原来画了二十多年的我，也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人而已；原来，这世间有多少无限是我所永远无法得到，也永远无法把握住的啊！
所以，在回去的路途上，才会那样狠狠地哭了一场，在疾驰的车中，在暮色四合的高速公路上，我一个人在方向盘后泪落如雨。
那是怎样炽烈的心，怎样滚烫的泪啊！五而今夜，孩子都睡熟了以后，在我的画室里，在灯下，我重新拿出那两张画来观看，忽然之间，我的心里有些什么开始苏醒起来了。
是啊！我怎么一直没有发觉呢？我怎么一直不能看清楚呢？
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呢？
我一直没能知道，世间所有的事物在最初时原来都并没有分别，造成它们以后的分别的，只是我们自己不同的命运而已。
是的，有限与无限的分别，应该就只是由我们自己的命运所造成的而已。就是说，一切我所能得到的，我所能拥有的，在我得到和拥有的那一刹那里，都终于只能成为一种有限的幸福与快乐而已。
而那些，那一切我所不能得到的，不能拥有的，却反而因此能永远在我的眼前，展露着一种眩人的、无法企及的美丽。在我整整的一生里，不断地引诱着我，引诱着我去追求，去探索，去走上那一条永远无法到达也无法终止的长长的路。六是不是这样呢？生命是不是就只是一种不断反复而已呢？
有谁能告诉我？
有谁？有谁能为我拭去那反复流下的泪水？为我消除那反复出现的悲伤？
为什么我昨天错了，今天又会再错？为什么我一定要一次一次地自己去试、自己去问、自己去碰，然后才能逐渐而缓慢地知道该怎样去面对、去生活？
我多希望，有人能微笑地前来，并且温柔地为我早早解开这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谜题。
我多希望，有人能陪我走上那长满了芒草的山坡，教我学习一种安静的捕捉，捕捉那些不断地变化着的水光与山色，那些不断地变化着的云彩与生命。
我多希望啊！有人能与我共度那样一个美丽的春日的下午。
可是，我又有一点害怕，害怕那原本是无限的美丽，如果真有一天能让我得到，是不是，也会等于，等于一种永远的失去？”
一个假再现
散文
乐维华
难道这高超的哲理仅仅寓于夕阳下一个渐渐远去的白色背影之中？
他一声不吭，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这儿离音乐学院已经远了，刚才还听见广播里在放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现在，这宛如落日景色的乐声淡淡地去了，一点也听不见了。
夕照下的绿荫小道上，梧桐枝叶把自己的影斑涂抹在柏油路面上，偶有斜风，斑影闪烁，闪烁出一亮一亮的流光来。
他已是白发苍然，漫无目标地在这条熟悉的绿荫小道上散步。路面上，柏油熬过一天的曝晒后，冒着如丝如缕的热气，似乎在微微地喘息。
四周静极了。
他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他有一个学生，和他一样，也长着个花岗岩般的下巴。
他爱这个学生，因为这个学生和他一样，老实。
那年上课时，他分析贝多芬的《田园》第二章，三连音构成碧波荡漾；当潺潺流水自信地流过后，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分别摹仿夜莺、鹌鹑、杜鹃三重唱。
这时，他对学生说：“这是一幅大自然在晨曦中苏醒的图画。”
他的学生想象不出来，瞪着眼睛看他。
于是他又问！“你早晨起来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鸡叫声。”
“不，是鸟叫声。”
“不，是鸡叫声，”学生很倔强。“在山里才听见鸟叫声，在这城市里，我每天从三屋阁里起来，只听见鸡叫声，还有……是刷马桶的声音……”他叹了口气，拍了拍学生的肩膀，这肩膀厚敦敦的，很硬实。
明天，这个学生就要毕业了，还要在毕业音乐会上指挥学生乐队演奏《第二交响曲》呢……他一声不吭，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第二交响曲》是一首非常迷人的浪漫主义田园诗，充满了古老维也纳诗意般的田园诗。当年，他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指挥时，第一次听到了这部作品，他马上感受到了这部作品宁静柔和的光辉，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也感受到，在一些神秘的和弦中，长号凄凉地奏出一种声音，这声音恍如一声遥远的回响。
原来，勃拉姆斯为了充实主题，在第二乐章里安置了一个主题的假再现。
“假再现是什么呢？”上课时，学生问他。
他垂下头，把指挥棒支着额角，怎么说呢？
学生的眼睛像两个跳出来的音符，在他面前游移不定。
于是，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小伙子，在傍晚的火烧云里走进绿荫小道，他倚着一棵法国梧桐，在那儿等待着，不知在等待什么，也许等待本身在他心里就有一番主题。这时，一个婀娜少女远远地走来了，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走得很慢，在一片红色的火烧云里，犹如一朵白色的游云。难道这就是主题？夕阳趴在远处屋檐上偷看，泛出的阵阵红光在少女身上滚过。小伙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少女。渐渐走近了，少女从他身边一闪而过，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依旧那么从容地在微风中荡漾，渐渐远去了，她留给小伙子一个难以忘却的洁白色的背影……“这就是主题的假再现？”学生的花岗岩下巴颤动着。
“看上去像主题，可是近去一看，却不是……”他的花岗岩下巴也颤动着。
学生似懂非懂。
“而且，还给人留下一丝惆怅，”他自言自语。随后浅浅一声叹，“多么迷人的假再现呵！
学生没理会他的叹息，继续追问道：“人们都认为：这第二乐章是勃拉姆斯高超的哲学抒情诗中最独特的篇章，难道这高超的哲理仅仅寓于夕阳下一个渐渐远去的白色背影之中？”
学生在追问他。
那么，他又去追问谁呢？
他一声不吭，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该去追溯长长的绿荫小道了，真的，假再现就在那儿。
当年，他到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时，就是从这条小道上去的，五年以后，他抱着满满一摞“五分”，也是从这条道上回来的。
绿荫小道笔直笔直，直通音乐学院。
他在音乐厅举行汇报音乐会，一百多人的大型乐队呈扇形而坐，居中高台上是他：身着黑色燕尾服的年轻指挥，头发往后一甩，甩出一股青春气息。
他的身后，翻腾着眼睛的波浪，都是专家同行，带着挑剔的眼光审示着来自莫斯科的“五分”。
橙黄|色的柔和灯光下，他张开双臂，起拍了。
是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1872年，这部作品由维也纳乐队首次演出时，听众在每一章结束时都热情地起立鼓掌，向坐在楼座上的勃拉姆斯欢呼致意。
时隔八十多年，他在音乐厅里呼唤着勃拉姆斯。
他自信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棒在空中画出一道道激动人心的弧线，在他的指挥棒下，法国号在坦率地独白，双簧管由单簧管和大管伴随，天真而略带伤感的吟唱，音乐厅里，他呼唤着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呼唤着小号、大号、法国号；呼唤着到处飘游的音乐精灵……最后一个乐章也快要结束了。一个音乐评论家信服地说：“他将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指挥家……”他张开双臂，兴奋地挥动着，乐曲到这儿活泼而富有生气，可是他哪里知道：人们在远远地看他的背影，那背影竟然像一只表示终结的黑色十字架……他一声不吭，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当时，无数封请他去各地乐团任指挥的聘书飘落了，就像秋天的梧桐叶一样，作响地飘落了。音乐学院呼唤着他，留校任教吧！我们的指挥系师资奇缺、我们的指挥艺术太落后了！
响应这一呼唤，意味着他永远是一个教师而不是一个指挥家了。
他在绿荫小道上漫步沉思，凝视着绿荫掩映下的音乐学院的围墙，像凝视着一张陌生的网，留校任教，在这张网里吐尽蚕丝？
他的思绪又纵横驰骋在音乐世界里，确实，在音乐发展的长河里，奔腾呼啸着一个个永垂不朽的巨大浪峰：托斯卡尼尼、卡拉扬、伯恩斯坦、小泽征尔……可是，浪峰中没有中国指挥。
太阳落山了，暮霭来临了。夜深人静了。
他倚着音乐学院那堵围墙，终于长叹一声。那围墙上月光漾动，漾开一个微笑。
他留校了，在指挥系当一名普通助教。
那天晚上，当他踅回身走出绿荫小道时，突然想起了《第二交响曲》里的假再现，多么迷人的假再现！
这条绿荫小道，他一声不吭地走过不知多少回了，可是他还是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明天，那个有花岗岩下巴的学生就要毕业了，他呢，送走这最后一个学生，也要退休了。岁月熬白了他的头发，他的白发，浇灌出了遍天之下的桃李芬芳。
多少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上过指挥台，尽管他把许多学生扶上了指挥台。
他逢人便说：“指挥台对我来说，仅仅是个迷人的假再现……”长长的绿荫小道笔直笔直，象一根琴弦、拨出了一个假再现。
他顺着这绿荫小道，慢慢地走去，走远了，迟暮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浓郁的绿荫里了……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收获
季羡林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20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里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
“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吗？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根据我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处，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处却是多而突出。别的国家先不谈，我先谈一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识分子。我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10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敏锐，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结”。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穷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相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尽管极难对付，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也不得不来对付。古代一个皇帝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真是一针见血。创业的皇帝决不会是知识分子，于是像刘邦、朱元璋这样一字不识的地痞流氓就成了开国的“英主”。可是，一旦创业成功，坐上金銮宝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来帮他们治理国家。不用说国家大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不得不求助于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一群铁哥儿们，个个服服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龙心大悦”，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问题，也就是隐居或出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因而写出了有名的《隆中对》呢？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我还想进一步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古怪、很难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家中过状元。《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