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提到有金和多金的山106处，另外还有以金命名的山，如金之山、金门之山、金星之山等。上述产金之地，有些与河流有关，大部分与河流无关；有些山上产的金可能为残积型、坡积型砂金矿床，但有相当一部分为脉金，即岩金矿床。其中有7处说“其阳多金，其阴多铁”，这种带规律性的认识应该是从多次开采上述两种矿床的实践中获得的。
1984年在河北兴隆县兴隆镇东北60公里深山区的西沟庄东南发现战国金矿遗址两处，并在矿坑内出土采掘工具铁锄、铁斧、苇席、木条簸箕等。两处矿坑相距约200米，其中一处矿坑长约30米，宽约0深2—3米。另一处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1米，深约—3米，无矿道，沿金矿露天开采，除将金矿采出外，没有加宽开凿岩基，方法简单实用。距金矿遗址约10公里左右的寿王坟古洞沟战国遗址，1953年出土铁铸范87件，并发现两个古代铁矿井。
商周时代，青铜矿床冶炼业已高度发展，东周开始铁矿冶炼也相当的发达。铜的熔点为c、铁的熔点为1146c(生铁为1537c)、金的熔点为铜铁皆高于金。中国矿藏不少是铜铁与金、银的共生矿，开采铜铁时获得黄金、白银并掌握其冶炼方法是很自然的事。
2、混汞提金法的使用
金主要以单质自然金形态存在于自然界，自然金中的主要杂质为银、铜、铁、碲、硒，另含少量的铋、钼、铱、钯。在原生条件下，金矿物常与黄铁矿、毒砂等硫化矿物共生。与金共生的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铁矿、磁黄铁矿、辉锑矿和黄铜矿等。在冶炼中如何去掉单质自然金中的杂质及从共生矿中提取黄金是又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大概到了东周，特别是战国时代，我国已使用了混汞法提金。此法的原理是基于矿浆中的单体金粒表面和其他矿粒表面被汞润湿性的差异，金粒表面亲汞疏水，其他矿粒表面疏汞亲水，金粒表面被汞润湿后，汞继续向金粒内部扩散生成金汞合金，从而汞能捕捉金粒，使金粒与其他矿物及脉石分离。混汞后刮取工业汞膏，经洗涤、压滤和蒸汞等作业，使汞挥发而获得海绵金，海绵金经熔铸得金锭
关于秦时黄金的生产与制作 二
有关混汞提金的古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汉代。成书于公元l世纪的《神农本草经》中有“水银杀金银铜锡”的记载，东汉末年狐刚子所著《五金粉图诀》、《出金矿图录》中详细描述了丹沙升炼汞技术及金汞齐的制作及应用的具体操作规程。然而，根据以下三点，混汞法提金的起源和使用可能要早到先秦。其一，我国使用丹砂相当早，于1967年及1973年发掘的河南偃师二头里夏末宫殿遗址中出土的玉器、青铜器，都裹在丹砂里面的，还有一个小坑和两个长方形坑的坑底，保存有大量朱砂。《汲冢周书》有“濮人以丹砂”向周成王进贡的记载，丹砂是取汞的重要原料。
古文献又载齐垣公墓(死于公元前642年)有“水银池”、吴王阖闾墓(死于公元前495年)“倾水银为池，池广六十步”，秦始皇墓(死于公元前210年)“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可见东周及秦代水银的生产量已经很大。其二，从东周开始，鎏金制造技术已很兴盛。鎏金术是建立在汞齐法生产金粉基础上的，它与混汞提金术实质是相同的。东周鎏金器物各地多有出土，如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鎏金带钩等。有学者认为：“我国鎏金术的发明应早于春秋中晚期”，混汞法在中国的最早使用应该在鎏金术发明的同一时期或稍晚。其三，据赵德馨教授在《楚国的货币》一书对38块出土完整的楚国金版、金饼的统计，其最高含金量为99％的有11块，98％的有14块，97％的有1块，96％的有8块，95％的有4块。每块的最高含金量与最低含量只差1个百分点。金币的含金量如此高，必有比较先进的提纯技术，这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只能是混汞法提金了。
二、金器制作工艺的初步形成
先秦时代大量精美的各种金器陆续出土，从这些实物看，基本上形成并掌握了诸如铸造、锤揲、包金、贴金、平脱、掐丝、錾刻、鎏金、金错和镶嵌等金器制作的基本工艺。
1、铸造
冶炼出较纯的金料后，铸造便成为制做金器的方法之一。金的熔点为在液态情况下流动性较好，冷凝时间也较长，故浇铸温度可略低于铜等金属，容易制作精细的作品。将金熔化为汁液，采用范模浇铸而成的器物与青铜器铸造方法基本相同。在青铜器铸造业高度发展的先秦时代，金器的铸造技术并无困难。从考古发掘来看，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金笄，长条形，横截面呈三角形，头端较宽，尾端较窄，并有长厘米的榫状结构米米从器形大小和断面观察，当为冶铸而成，它是我国现知最早的黄金铸件。山西曲沃西周晋侯墓出土的一组金带饰，总重达而且均铸造成型，饰有精细的花纹，可见熔金铸业已具高超的水平。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出土金带钩、带扣、剑柄均为铸造，不仅装饰华丽的纹样，还采用了透雕式的铸造，串珠颗粒均匀，表明冶炼和铸造达到新的高峰，特别是金剑柄极为精细，可能运用当时铜器制作中的失腊法浇铸，代表了当时金器制作水平。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较大型金容器一金盏、金杯和两件金器盖也是用铸造方法制成的。特别是内蒙古东胜市碾房渠出土的虎狼咬斗纹金饰牌，为黄金铸成。该件采用写实性表现手法，刻画出虎狼咬斗的情景，虎神态自若，粗壮有力，威风凛凛，生动地再现了兽中之王的雄姿，同时又用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表现出群兽争斗场面。虎脚踏狼身，口衔狼头，狼被虎咬住后，从它口中掉下一只蜷缩的小动物，生动地刻划出大自然中各种野兽互相撕杀、弱肉强食的情景。另外，虎身上又阴刻三只虎围猎一只狼的画面，虽然只表现头部，但与整个图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起到烘托虎狼咬斗这一主题的作用。整个画面显得栩栩如生，仿佛把人们带到了大草原那种特有的生活场景之中，从而收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成为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2、捶揲与包金、贴金和平脱
捶揲是制做金器又一常用的技术。捶揲是充分利用金料质地较柔软、富于延展性的特点，逐渐捶击使材料按设计延展，做成需要的器物。一些形体简单、较浅的的器皿便可直接捶制出来。更重要的是它比铸造耗用材料少，也不需多人分工合作，因而在金器制作中多有采用。
在后世捶揲金器工艺中，制做纹样有时需要衬以软硬适度、有伸缩性的底衬，多用沥青、松香加毛草或砥石粉合拌松香制成。捶击金片时底衬随之变形，达到成型目的。有的底衬为坚硬的底模，是事先预制出的，金板片在捶制时按底模成型，称为冲模。这种方法广泛运用于纹样的制作、凸凹起伏、造型要求准确的器物。极薄的金片制作，是用皮革甚至纸张将经过加工后的金片夹住再进行反复捶打而成，这种薄薄的金片，一般叫金箔。《天工开物》载：“凡造金箔，既成薄片后，包入乌金纸内，竭力挥椎打成”。《物理小识》也载：“金箔，隔碎金以药纸，挥巨斧捶之，金已箔而纸无损”2。
从考古发掘看，金箔是先秦金质器物中出土最多的一类，考古报告中常称“金叶”“金页”等，稍厚的称金片。或直接包于器物的外表(即包金)，或按照器物装饰部位，把金箔剪裁成需要的形状贴于器物的表面(即贴金)，贴金时有的用胶，有的不用胶而利用漆的粘附力或器物的纹饰的凹凸面，使金箔紧贴于器物的表面。金箔饰片形状各异，有方形、长方形、三角形、菱形、圆形、半圆形、环形、条形、弓形、人面形、虎形等，金箔饰片的面积大小不一，大者达22厘米215;9厘米。厚度也各不同，有极簿的。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171号墓出土的薄金片，据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检验，厚仅177;毫米，金相组织的晶粒厚度大小不均匀，而且晶粒平直，说明经锤锻加工和退火处理。有的箔片上有阴刻的云雷纹、故事图案等，还有一些有模压的凹突纹，河北井陉古墓出土的6件金片，捶制成鸟形，其上压印蟠螭纹，为典型春秋纹饰。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金箔共计940片，大概这些金箔均曾为装饰物分别贴在其他器物上的，因粘贴不牢，或器物受腐蚀，已大部分脱落而散见于各处。经测定：其含金量在87—92％之间，最厚的毫米，最薄的毫米，一般在0米之间。同一片箔，中间部位与边缘厚薄不一，一般中间厚边缘薄。每平方厘米重量在20—30毫克之间。最厚与最薄者之间几乎相差10倍，但总的看来制作比较精细，特别是金箔表面很少见到因捶制不当而产生的破裂、空洞等现象，可见捶制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关于秦时黄金的生产与制作 三
从先秦各金箔出土物的具体状况看，被金箔装饰的器物有铜器、玉石器、漆器、木器及衣帽等。
河南浚县辛村24号西周墓出土的包金铜兽头一大一小，形制相同，大者长厘米米，小者长厘米米，铜兽头刻镂精细，外包金箔薄匀，花纹毕露。42号墓出土矛柄饰金箔24片，有条形、圆形、人字形、三角形等状，分贴子矛柄的各部位。殷墟侯家庄1003号墓翻葬坑中出土的6枚包金铜泡，是用圆形金片的周边折入铜泡的背面，使金箔牢固地包在泡面上的，方法十分巧妙，此为金箔饰铜器数例。河北藁城台西村14号商墓出土的漆盒上贴有金箔，厚不到1毫米，箔片残存半圆形，正面阴刻云雷纹，背面遗有朱漆痕迹。北京房山琉璃河1043号西周墓出土的漆觚，器身上中下贴有三道金箔，下两道金箔上还镶嵌有绿松石，加上朱地纹饰，整个器物看上去三色相辉，给人以极强的艺术享受，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金平脱器。安徽寿县春秋晚期蔡侯墓出土金箔12片，其中一部分出于墓两侧，有圆形、云形、燕尾形等，多是贴在漆皮上的。山东沂水刘家店春秋中期墓出土的嵌金漆勺上嵌有三角形、菱形压花金箔。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两件繁缨座，为木胎漆器，其正面的某些花纹部分就贴有金叶。这是漆器贴金的5例。其金箔，大概是在漆将干未干时把金箔贴上去的。
木器贴金的出土物较多。河南安阳大司空时175号殷墓车马坑舆上中间有3片重叠一起的圆形金片饰，直径为l2厘米，有可能是伞盖上的装饰。安阳小屯20号殷墓车马坑舆内西部出金箔16片，金箔呈南北纵列，当是鞭杆之饰。杆饰自顶端玉饰下分八节，每节用金片相对地饰于杆上，杆径为厘米，杆末端10厘米间为手柄，没有金饰。金片长5米米，总重克。殷墟候家庄l004号墓出土的桥形金片，片上有钉孔，可能是钉于木器上的箔饰。
1995年甘肃礼县大堡子西周晚期秦人墓出土的金饰片中，有金虎2件，鸱枭形金饰片8件，口唇纹鳞形金饰片26件、云纹圭形金饰片4件、兽面纹盾形金饰片2件、目云纹窃曲形金饰片2件，被推定为棺木上的装饰。其金虎长厘米、高16厘米、宽3～4厘米，鸱枭形金饰片高52厘米、宽32厘米。其纹路清晰，凸凹起伏，犹如青铜器铸造出的纹样。它在捶揲中似采取了加底衬式冲模等较高超的手段。
金箔贴于玉石器的器物也有出土。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玉虎，其眼睛处贴金箔以点睛。陕西扶风强家1号西周墓出土的绿松石柄形器1件，顶端排列整齐绿松石片，并束有一圈金箔片。河南洛阳北窑74号西周墓出土玉柄形器的鞘饰上，也镶嵌有金箔片。
河南辉县固围村东周魏国墓地出土的一件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造型为当时流行的琵琶式米、中宽厘米，底为银托，面作包金构成的蟠龙等浮雕图像，并嵌心以白玉块和琉璃珠。带钩部用白玉雕成鸭头状。整个带钩采用多种材料和工艺制成，制做精美而花丽。
葬墓中出土于死者身体贴近部位的，多为饰于衣帽上的金箔。如山西保德林遮峪村商墓出土的2件赤金弓形饰，形状一样，高、宽、厚各为厘米，总重量是215克，含金量达95％。这两件箔饰的两端各有一穿孑l，出土位置在死者胸部，当是缝缀在衣服上的一种装饰。山西石楼桃花庄商墓死者的头骨处有一带状金片，长、宽、厚各为厘米两窄端各有穿孔，据有关学者考证，墓主人以圆箍形“颊”或额带束发，金片是上面的装饰。陕西淳化史家塬1号西周墓人骨朽痕处有金片31片，亦应是衣物金饰，可分为方形和三角形两种，方形最大者长厘米米，三角形最大者边长为厘米。安徽寿县春秋晚期蔡侯墓出土金箔12片，一部分出于墓主腰际，边有穿孔，其上压印花纹，当为衣上装饰。
3、掐丝
掐丝是金器制做的基本技法之一。从后世工艺看，其做法是将捶打成极薄的金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丝，可以单股，也可以多股。另外还有拔丝，是通过拔丝板的锥形细孔，将金料挤压而入，从下面的小孔将丝抽出，较粗的丝也可直接捶打而成。从先秦的出土物来看，山西保德林遮峪商墓出金丝装饰品6根，说明商代已能将黄金加工成细丝了。其它北方商周墓葬中出土的金耳环就是用捶揲加掐丝制成的。陕西、山西北部交界一带出土的耳环、通常称“珥”，共26枚，形制相似，均是月牙形金片，一端呈螺旋形，另一端为伸出的金丝，或穿有一绿松石。京津唐地区燕山一带出金耳环8件，其形状分三种：一种是“勾形”，如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金耳环，上为直径厘米的半环形勾丝，下端为扁喇叭体形米，底部有一勾槽另一种是“臂钏形”即将金丝两端捶击成剌叭形，然后弯曲成圆环形，直径在4—6厘米之间，出自蓟县张家园；还有一种是圆圈形，为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所出，它是用金丝绕成二圈。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东周时墓葬出土的金锁链则由多股金丝编成，金丝细如毫发。特别是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批金属弹簧形器，有462段金弹簧形器，用金丝绕成，每根金弹簧器的圈数一般为18—25圈，长约2厘米，圈经0米，金丝直径为0厘米，含金量为％。后德俊先生将这批金属簧形器称之为“蚕形器”，指出“这些金属弹簧形器是采用经拉丝工艺制成的金属丝绕制而成型的，因为在放大的条件下还可以看到这些金属丝的表面有拉伸的痕迹，这些拉伸的痕迹在方向上也与金属丝的长度方向一致。”
4、錾刻
《荀子183;劝学篇》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是用刀刻，镂是雕刻。可知先秦时代多用刻镂的方法加工金石器物。现在考古学中多称这种方法为錾刻或雕镂，它是在器物成型之后的进一步加工技术，多施用于花纹。从后世金器制造来看，錾刻工艺十分复杂，工具有几百种之多，根据需要随时制作出不同形状的錾头或錾刀。一类錾头不锋利，錾刻较圆润的纹样，不致把较薄的金片刻裂，用肉眼就能观到錾刻的痕迹，由一段段的短线组成。另一类錾头锋利如凿子，錾出较细腻的纹样，在制作实施时又分两种，一种线条为挤压出来的，另一种线条为剔出来的。錾刻技术产生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有时为平面雕刻，有时花纹凹凸呈浮雕状，可在器物的表里同时使用。金器捶揲成型后，錾刻一直作为细部加工手段而使用，也运用在铸造器物的表面刻画上，贴金、包金器物的纹样部分也采用此法。
第一章 御风回秦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那一天我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卷走醒来后现回到了两千多年前并附在一个兵卒的身上。这事说起来挺搞笑的可是这是事实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李信语。
时值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始皇帝为征